《陶甓公牍》是清末“新政”时期徽州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内容涉及徽州经济、政治、文化、司法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学界对其价值已有所认识，然而对此书的专门研究尚显薄弱①，实际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更有利于加深对晚清徽州社会生活的认识。本文拟以《陶甓公牍》的内容为依据，从中管窥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化。
徽州（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曾称雄中国商界，于是便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然而，到了晚清，随着兵燹的频繁出现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介入，明朝中期以来的繁荣景象已经风华不在。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徽州已经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政”。为了便于“新政”开展，清政府决定广设调查机构，对全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在政府推动和一些开明官僚、立宪派人士的热心参与下，很快便形成了一股全国范围的调查运动。
首先是调查内容广泛。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如币制、盐政之调查；妇女缠足、禁烟之调查；自治和户口之调查；各地风俗、民事、商事习惯之调查，等等。
其次是规模宏大。调查机构和调查报刊大量涌现。据李章鹏考证，从1903到1911年，中国相继成立的43个调查机构，其中29个为官方机构，而1908年这一年官方调查机构多达15个。1903年后，全国调查次数大幅增加，是此前所有调查总数的135倍之多。宣传调查的报刊持续增加。他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收集的清末261种期刊统计，曾辟有调查栏目的有53种，占总数的20.31%；刊登过有关调查文章的有108种，占总数的41.38%[1] （pp.76～78）。
最后是调查的组织程序也比较严密。先由中央修订法律馆统领，根据调查活动的进展情况陆续制定了各种专门的操作规则，然后各省成立“调查局”，一些省调查局制定更为详细的调查规则和调查文件格式，最后各府县则设立调查法制科，各地参与社会调查活动除专职调查员之外，还有地方官、商会社会团体及乡绅。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徽州知府刘汝骥于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了徽州社会调查。刘汝骥是晚清时期一位颇有政治眼光、办事踏实认真的政府官员，曾经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召见。据《陶甓公牍》卷首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刘汝骥，对有关新政问题进行了垂询。关于中国政体，慈禧太后肯定了刘汝骥“去年条陈甚有见地”；对新政时期官员保举过滥也“条陈的很好”。此外，慈禧太后还询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慈禧太后训直隶学堂如何时，刘认为“近日办学堂的毛病是縻费太多，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当慈禧太后问及留日学生“流弊日多”的原因，刘回答：“此当慎之于始，非中学有根柢者，不得遣派，自然流弊可去。”慈禧太后耳闻“日本有假丝售于我国者颇多”，刘对此也颇为关注：“此不独日本，印度、法兰西皆有”，并且提出独到的见解，“我中国亦可仿造，求皇太后、皇上责成商部，认真提倡，自然有效”。慈禧太后对当时洋布充斥中国市场表示忧心忡忡，“又为我国一大漏卮”，刘提倡大量设立民办织布局加以抵制。皇太后还提到工艺广兴问题，刘建议可以在川陆通衢省份举行内地赛会来鼓舞民众[2] （pp.462～463）。
这次召见中，刘汝骥表现出了关心时局的忧患意识、力图振兴的改革精神和认真务实的办事态度，尤其是其良好的官员素质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正月初七日，光绪帝颁布上谕，着刘汝骥补授徽州知府，要求他严加整饬州县，体恤百姓疾苦，实心办事。
在徽州的社会调查活动中，刘汝骥表现出了踏实严谨的作风，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调查流程办事。当时，省里成立“调查局”，徽州府以省里规定为标准，“此项法制子目由省局所颁，并无异同，只答问有详有略、有切题不切题之分别”[2] （p.576），在各府县则设立调查法制科，“知府就署设立统计处，派委各县学识兼优，热心公益之士绅组织统计学会，分任调查，并令将法制事项一并分条撰说，随时报告，以凭汇核编订。先后编送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各方策，陆续报告前来”[2] （p.578）。作为主持者，刘汝骥十分重视这场社会调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在法制一科调查过程中，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三习惯，“逐条撰说寄府，以便编纂，愈确切愈好”[2] （p.576）。对于“敷衍缴卷者”的黟县余攀荣则提出批评[2] （p.609），他希望士绅们能够齐心协力，“惟赖诸君挚诚毅力，同肩此一副担子”。这次调查有明确目的，“弟处广征鸿文，将于此互证参观，以求其差异，即以此为纂订法典之定本也”[2] （p.576）。最后，刘知府复核各地独立成稿的调查报告，认为尚属确切者，“汇册缮正，具文申送，仰祈宪台鉴核”。得到抚宪朱批的充分肯定后，刘汝骥“仍督饬各该绅等，将其余各项报告详细调查，依限造送务期，益加精密为要，仰调查局汇入编纂，并转饬知照缴册存”[2] （p.578）。此社会调查核实汇编被刘汝骥命名为《陶甓公牍》，宣统三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3]。依据这次社会调查运作流程的制定和刘知府的工作态度，我们完全可推断《陶甓公牍》的真实可靠性。
《陶甓公牍》涉及内容翔实。其中，卷首记载了刘汝骥关注国内外局势，实行立宪问题。卷一《示谕》就是发布的告示，涉及府衙胥吏的任用，禁止一些陋习恶俗如淫戏、缠足、迷信、赛灯、戒烟和奖励实业等。从卷二至卷九《批判》（分《吏科》《户科》《礼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这些内容汇集了八科出现的一些问题及禀批资料。卷十《禀详》是徽州府禀报自然灾害、地方学堂、选举及物产会等问题。卷十一《笺启》是刘汝骥和负责调查乡绅之间的信件往来。卷十二《法制》占全书篇幅最多，包括《申送六县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报告册文》，各县《民情之习惯》《风俗之习惯》和《绅士办事之习惯》。各县《民情之习惯》从生活、行为、成绩、团体、教育和道德上观察民情；各县《风俗之习惯》包括祭祀、丧葬、婚娶、居处、服饰、饮食、岁时、乐歌、方言、游燕、神道和宗教十二项；各县《绅士办事之习惯》分为“属诸人者”和“属诸事者”两部类。 综上所述，《陶甓公牍》由这次大规模的徽州社会调查汇编而成，基本上能反映当时的徽州社会实态，“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系统、详尽的一种文献，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3] （p.127），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长期战乱和外国资本主义介入的影响下，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较以前发生了很大改变，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和对新事物的追求。
（一）崇洋的风气
“徽处万山中，其田土所产，啬于他郡”[4] （p.119），“烘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5] （p.781）。在十分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徽州人长期养成了生活俭啬的风俗习惯。但到了近代，炮火硝烟不仅严重破坏徽州社会经济，而且打破这一持续千年的传统，“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2] （p.579）。《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绩溪风俗之习惯·服饰》分别把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和清末三个阶段绩溪男女服饰的变化详尽地列举出来。这一史料展示了三个阶段徽州民众衣着由土到洋的发展变化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前，男装布料夏天是土葛布、土麻布，而夏布少，冬天是粗布；太平天国运动后，男装布料发生了变化，夏天是纱罗，次之是夏布、洋布，冬天是轻裘，次之是细棉布，土布则很罕见。到了晚清，男装衣料基本不用土货，呈现出“西洋化”的特点。男鞋也很讲究：喜瓦式、洋式，平时人们亦喜穿操靴、革履，佩戴镶宝石、钻石的金戒子作为饰品。与男服变化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女装衣料在太平天国前“俱用布”，“有各种华衣，亦不肯穿”，太平天国后“细布、洋布每每皆是镶银花草及盘钉阑杆”，晚清则“洋货居多”；女子饰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一般不超过三件，金少银多，多为朴古的珠钗铒簪环，太平天国运动后则是满头插遍金珠钗铒簪环，再到晚清女子首饰多重金，珠较少。
绩溪在徽州府县中民风最为淳朴，“绩俗极俭，而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非伪言也”[6] （p.601）。绩溪尚且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如婺源，“二十年前服饰崇朴素，富商大贾往来江淮、吴越间，皆穿土布衫”。但是“近各国通商，多染外洋习气”。“女子亦穿长衫，不着下裳，风气大变。又有少年子弟剪发，作流海圈”[2] （p.596）。
饮食方面也形成了崇洋的风气。祁门旧志记载：“家居务俭啬，茹淡操作，日再食，食惟■粥，客至不为黍，不畜乘马，不畜鹅鹜，贫窭数月不见鱼肉。”然而“近今民风稍奢，喜用洋货。唯城一都为最”。即使是西、南两乡，北乡无大宗出产，也是“喜新奇”[2] （p.601）。绩溪“近日斗靡争华”，在家庭祝寿、题主大宾、亲迎新婿等筵席十分丰盛，“十大簋、八小簋、四点心、十六碟”，使得负责社会调查的士绅感叹“此亦人心世道之忧也”[2] （p.622）。一些人担心“食洋货，其食用必期混同于欧俗，其影响于生计者，不至民穷财尽不已，欲端好尚，是在有转移风俗之责者”[2] （p.611）。更有一些洋货登堂入室。黟县“往时宴客尚俭”，近有“洋酒番菜”出现在餐桌上[2] （p.609）；休宁甚至出现了“洋酒之用于宴会，洋芭芦之施于小碗，洋乳为哺儿之要件，番馔乃请客之恒需”的现象[2] （p.585）。
（二）实用价值的取向
在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方式中，崇洋的同时十分注重外来商品的实用价值。外来日用商品的最先接受者是新式学堂学生和徽商。学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解放较快；而徽商长期在商海中搏击风浪，逐渐认识到西方商品的优越性。“学堂所用则铅笔、药水也，商人所用则毛毡、铁柜也”，均凸显了学生和徽商在使用日用品方面注重其实用价值。
《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绩溪风俗之习惯·服饰》中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和清末三个阶段绩溪人服装款式变化。太平天国运动前，男装款式的特点是“幅短少袖狭”；太平天国运动后，男装中套裤、背心十分流行，是具有湖南特色的服装，即湘军的“两湖妆式”（“宽衣广幅阔袖”）。晚清男装款式“西洋化”的表现是操衣。女子的发型、款式也体现出简约、实用的特点。女子发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多为“高髻”，太平天国运动后流行“扬州之髻”，晚清则是“苏、杭之圆扁式髻”。太平天国运动前，女装款式的特点是“袖狭而幅短”，鞋绣花；太平天国运动后，女装款式的特点是“宽袖广幅”；晚清女装款式是“狭袖，幅亦不广。城内及开通乡镇，则窄袖幅狭而长过膝”，“鞋不绣花，喜黑色”。
休宁男女服饰，“今则窄袖紧身，仿操衣而制，袄呢袍草帽，恃有表之可观。此风盛于学堂，经商者从而法之矣，绅衿则遍身绮罗，漏卮无算。妇人则竹素花布，年年花样翻新，然亦城市然也。”[2] （p.589）
可以看出，男女服饰款式的总体趋势是由繁琐到简约，这使得人们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劳动工作中都方便得多，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加快，徽州民众做出的必然选择。
晚清徽州民居的建筑设计来也体现出实用价值的取向。徽派典型建筑是“粉墙黛瓦马头墙”，清新自然的质朴美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惟天井窄狭，光线不足，墙垣率外砖中土，俗名‘灌斗’，不甚坚固”[2] （p.609）。太平天国中，徽州民居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光绪年间，徽派建筑修复中注重实用，如祁门旧建民房，天井狭窄，光线黑暗的状况得以好转，“近年大为改观，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门闾、明窗净几者”[2] （p.603）。这就克服了以往徽派建筑采光难的弊端。
婺源的豸峰村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乡村“西风东渐”代表。在这里，徽商建有若干西洋风格的建筑。其中，涵庐和潘次良宅（又名“洋屋”），大量运用了当时很罕见的洋灰（水泥）[7] （p.105），在原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洋的梯形窗、拱券门[8] （pp.74～75）。而绩溪建筑，“近有用洋铁、洋铅者，窗嵌玻璃者，城多乡少”[2] （p.616）。用洋铁、洋铅等西洋建筑材料可以使房屋更加坚固耐用，而用玻璃镶嵌在窗户上，则使得室内通风、光线较以前为好。这样就增加徽州民居的实用价值。 （三）西方文化的初步认可
晚清时期徽州民众在文化消费方面体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初步认同。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阅读报纸可以算作徽州民众认可西方文化的表现之一。《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记载各县的《民情之习惯》中有《报纸之销数》的专项调查资料。
婺源比较偏僻，加之邮局的玩懈，阅读报纸者较徽州其他五县相对少一些，只有九份报纸经由邮局送达。至于外交报、各种官报，除县署外，也是无人购阅。黟县的外出经商者心系信息闭塞的徽州家乡，往往把阅读过的报纸寄回去，使得黟县可阅读的报纸很丰富，单是从“沪上邮局递到报纸亦有十数分”。绩溪在邮局没有开设之前，阅报者很少。“邮局设后，阅报者渐多。调查现今销数约在百份以上，唯城内学界占大多数，乡间除学堂外官报派销外，阅者仍属无多。”祁门交通不便，但是他们一向喜阅京报阁钞，“自沪上报馆接踵而起，购阅者亦渐多。就所查悉者，除县学两署及城乡各学堂外，城内销报十四家”，即使是乡下情况也很乐观，其中“东乡浒溪销报两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六家，西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四家，北乡善和等处销报两家”。歙县学堂、商会及城镇绅商“皆喜阅报纸”。休宁本地派销的官报有六家，而由外地寄送的上海出版发行的新闻时评报有七家，另外还有五家医药卫生报和杂志在绅、学、商界传播。
在近代教育的影响下，有些徽州人似乎也在主动学习外国，如“近日风气渐开，宦商子弟好习英文、英语，亦有习东洋语言文字者”[2] （p.605）。有的甚至走出国门，“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翻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间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2] （p.592）。绩溪调查者甚至主张“广兴女学”[2] （p.623）。这些都直接反映出晚清徽州民众对外来文化的初步认可。
（四）拜金主义的加剧
万历《歙志》中记载，明朝中叶以后，徽州形成拜金主义风潮，晚清时期这一趋势加剧，如婚娶习俗的变化。在休宁，男女双方婚嫁谈妥后，“开一礼单送男家去，縻费以二百圆为中数”，“女家必欲求其盈，虽男家借贷、典质而不顾”[2] （p.588）。歙县婚俗颇较贫富、论门第，“行聘用财，或墨银百圆至二三百圆不等”[2] （p.581）。祁门婚娶礼俗以前为首饰衣物，“今代以洋元，嗣具纳币帖，既媒氏约期迎娶”[2] （p.603）。同光新政后，绩溪元气尚未恢复，婚约聘金却有增无减，不堪重负的男方甚至“抢亲”。“推厥原因，殆由礼物太繁，聘金过多，始无力者迫而出此。历久相沿，绝不为怪，甚至酿成械斗巨案”[2] （p.616）。
拜金主义的加剧使得某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父母兄弟的分家析产。《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科》记载各县民情之习惯的《共产析产之趋势》，反映了各县存在分家析产的发展。如歙县，太平天国运动前以同居合爨为美谈，太平天国运动后，家族荡析离散，甚至出现孝廉父别居的现象。“就目前大势论之，析产者多，共产者少”。休宁“父母在不别籍，不异财”的情况开始变化，“析产之事亦贤人君子所不能禁”。更有“近人如某某之挖窖案，枝节横生，鬼蜮迭出，本析产也”。道光以前，婺源徽商经营良好，析产情况很少，太平天国之后，商业衰败，十室而九空，“为父母者，及诸子婚娶毕，即为之析产，令自谋生活”，析产之风在婺源遂悄然兴起。在祁门，富裕家庭的兄弟争夺财产时锱铢必较，诉讼屡见不鲜，“故共产者少，而析产者较多”。黟县“析产较多于共产，同居分爨者则十室而九”。绩溪“析产者十之八九，共产者不过百分之二三”，兄弟叔侄之析产者，尽管仍保持商铺合赀经营，不过也是互相嫉妒，大都貌合神离，直至商业倒闭。而社会调查者进行理性分析，认为“从旧学说共产乃室家盛事，从新学说析产乃生活萌芽”。
如果说婚娶重礼、分家析产是晚清徽州民众拜金主义的加剧，那么赌博则使之走向变态的极端。赌徒们往往聚众赌博于公共场合，为患一方。徽州民俗有迎神赛会，赛会之期，“辄有戏，戏必有赌，贻害地方，殊非浅鲜”[2] （p.580）。所以有些人认为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九月重阳等节日醵钱演戏属于妄费，“且有借此以开场聚赌者，实为风俗之忧”[2] （p.597）。赌博这一恶俗对社会危害很大，晚清绩溪在调查犯罪种类中得出“以赌博为最”的结论。老百姓搭台唱戏的同时，另一边却是赌棚林立，“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宝摊、骰牌，色色俱全。秋成后，无论大村小村，不啻以赌场为其俱乐部，通宵达旦，习以为常”。赌徒们为防止政府干预，疏通了政府，“然开赌之先，又必于佐贰衙门说费，费纳则略无顾忌”，使赌博进一步合法化。赌徒们往往设局诱赌骗取钱财，“成年子弟因此倾家破产者有之”[2] （p.613）。有的人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祁民向称良善，年轻子弟诱入赌场，因输空而轻生者有之”[2] （p.602）。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恶俗高度关注，把戒赌甚至写进塾材用来教育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子，如《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的“课程”有一首《戒赌诗》：
凡人百艺好随身，赌博门中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解教富室作饥贫。
衣衫褴褛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
不信但看亲党内，眼前衰败几多人。[9] （p.481）
（五）鸦片的泛滥
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的弛禁，吸食鸦片这一不良社会行为在全国十分严重，素有“东南邹鲁”美誉的徽州亦然。“徽俗不论贫富，吃烟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举目皆是，此地方官之隐忧也。”[2] （p.542）而婺源是徽州六县的烟毒重灾区，“受患尤巨，下流贫民烟瘾特深”[2] （p.593）。甚至在佛门圣地，世俗化的佛教徒也出现了“释教口诵牟尼，而若辈多嗜烟”[2] （p.590）的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烟毒确是此时社会痼疾，成为败坏社会风气又一重要根源。
对于打击和根除吸食鸦片，徽州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徽州府发布《严禁烟馆示》，“照得开灯烟馆，勒限六月底一律闭歇”以痛除烟害。宣统元年开展调查时，“近据各县禀报，凡开灯烟馆遵限一律闭歇”，但是政府推测“其尤黠者或勾结吏胥虎前作伥，或改换门面壁后置人，或昌言文诰，不足畏法律，不足恃，招致无数惰民虱处于覆舟漏室之中，致有野蛮之举动”。于是再次重申，“本府执法无私，除恶务尽”，“劝禁其以烟馆为生涯者，速速改图他业”，若仍不知悛改，经查明后，“定即饬拿到案，烟具销毁，房封入官，轻则量予科罚，重则发充苦工，其勿悔切切特示”[2] （pp.468～469）。除发布告示，政府还要求民众购买戒毒药品，“林文忠公忌酸补正二方，最为有益无害。近日海上所售亚支奶戒烟药亦曾经化验无吗啡毒质，皆可购服”。政府又提升民众戒烟信心，“无论何药皆可戒除，只在此心有恒。有饿死冻死之人，断无瘾死之人，有吸烟日瘦弱之人，断无戒烟后不强壮之人”[2] （p.468）。对于戒烟药品还做减价处理，“减价售药，限期戒烟，官立局以提倡之”，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这一社会公益事业，“该县联合各绅创立族祠戒烟社，以辐官力之所不足”[2] （p.477）。 尽管如此，徽州禁烟效果却并不理想，鸦片依然泛滥成灾。如歙县尽管把禁烟当为“现今第一要政”，但“乡间私开烟馆尤为地方之害”[2] （p.482）。绩溪“有嗜好者帖然如故也”[2] （p.623）。休宁乡间私开烟馆，竟然依仗捕保为护身符。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流动较快，禁烟更是难以奏效。“唯闻屯溪街口各处水陆通衢，莠民杂处，犹未能一律■除”[2] （p.542）。更有“土娼招赌卖烟，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况”[2] （p.524），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禁烟的难度。
面对鸦片的泛滥，有人尝试用学校教育的途径来影响下一代。如《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有一首《戒食鸦片烟》这样告诫学子：
劝君切勿食洋烟，一食洋烟累百年。
日月半从灯下过，功夫多为引来捐。
销精铄髓形先瘦，荡产倾家疾久延。
莫到儿孙皆学样，始知流毒恨终天。[10] （p.48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晚清徽州亦如此，如前所述，徽州民众生活方式较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现象，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共性。
徽州民众对近代西方物质文化认同使徽州社会生活呈现出近代化生活的气象。徽州当地商人和学生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晚清徽州社会的中介。在大中城市和通商口岸经营的徽商较早接触到新生事物，他们或是把外国商品直接寄送回家乡，或是通过把报纸寄送回家引领时代观念的转变，将外界新风吹入了徽州社会。而学生求知欲望强烈，易于接受新事物，如操衣，学习用品等即为学生率先使用。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芜湖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商品较易进入徽州市场。徽州民众形成了“喜洋货，嗜新品”的社会风气。洋货的大量输入，给当地的土货带来巨大冲击，极大地打压了土货的生存空间，一些传统的产品和工艺甚至面临着衰落和失传的危险境地。如黟县，“邑志载《春渚纪闻》有云，黟川布衣张谷制墨，得李氏法，今黟邑无造墨者。又《新安志》言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长者五十尺，自首至尾匀薄如一，今黟邑并无造纸者”[2] （p.608）。绩溪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服装以自制芙蓉土布为布料，“今则芙蓉布失传”[2] （p.617）。
徽州民众对于外国商品的认同是崇洋的表现。外国商品在徽州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洋货本身的“货巧而价廉”[2] （p.611）。比如服装的色泽鲜亮且不易褪色，质地优良，款式非常实用，穿着舒适，同时外国商品的生产多为机器大生产，生产成本较低，价格较之土布低廉。又如学堂所使用的铅笔、药水，商人所使用的毛毡、铁柜，也较实用，这也是时代决定了人们追求简约的一种生活倾向。而徽派建筑使用的材料引用了洋铁、洋铅、洋灰等，设计上学习西洋增添窗户等也是比较科学的。这些都是土货所不具备的优点。这些商品受欢迎正是消费者的正常消费观念，反映了人们对舒适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外来物质文化的认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等的落后。这正是“土货不改良，洋货则乘隙而入”[2] （p.585）的必然结果。
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积极向上的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催生出一些不良生活生活方式。徽州山多田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11] （p.205），以大批移民外出经商，明清时期徽商发展到鼎盛时期，足迹遍天下，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留守徽州人主要依靠这些徽商输入钱财接济生活，甚至有些富贾及其子弟生活奢靡，挥金如土，刺激了本土消费型经济的增长。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大多徽商经营每况愈下，徽州本地民众得到的接济钱财减少，由徽商支撑的本土消费型经济渐趋终结，而长期的养尊处优又使他们很难接受现实。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徽州社会由盛转衰。徽州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战场之一。太平军、清军和徽州地方团练在徽州屠杀、筹饷和掳掠，造成人口锐减、乡村经济凋敝、徽州本地商人一蹶不振等一系列恶劣影响，使之遭受到有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劫难。婺源“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四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生计既极艰难，商贾迥不如前”[2] （p.596）。
往昔的风光不再造成了徽州民众巨大的心理落差。不难想象，有些人希望恢复以前的繁华，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是求富无方，所以就企图通过豪赌而一夜暴富。明朝中期业已出现的赌博之风到此已是愈演愈烈，赌徒们这种心理因素应该是这一社会恶俗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而有些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则产生消极情绪、恐慌心理，甚至产生一种末日危机感。这也在徽州民众的生活方式中造成深刻的影响，原本民风淳朴、积极向上、以俭啬著称的徽州人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变得极为消沉、追求享受，及时行乐，在“一根烟枪、半盏擎灯”下麻醉自我，所以吸食鸦片也是晚清徽州绝难禁止的社会病态。尽管“赌毒”的危害人人皆知，但是这些非理性的消极生活方式却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给晚清徽州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时期，尽管徽州民众日常生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停留在表面，即认可外国物质文化的这一层面，而在祭祀、丧葬、民间宗教信仰等精神深层次方面的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甚微，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主流的思想与价值观被强大的传统观念所统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既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徽州民众中的强大影响，也反映了过渡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郭学勤，女，1976年生，江苏徐州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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