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文写作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汪曾祺的，我也是，我不知道的，是我跟他的渊源。 我原来写评论，有个长辈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拿着文章去讨教，他看完文章沉吟了好一会，我以为是文章不好，他却认为，我应该去写小说。记得他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你喜欢写作，怎么不去找汪曾祺呢？他跟你父亲是朋友，关系很好的。你没听你父亲说过吗？
我当然没听父亲说起过，在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撒手人寰，我对他所有的记忆，只是他搁在病榻上瘦削而严厉的面庞。“文革”时我曾十分热衷于焚烧父亲早年的书信，但正是自己当年的行为掐断了与父辈亲属间的那线联系。
我急切地问，那你有汪曾祺先生的联系方式吗？长辈摇摇头，但他说，现在汪曾祺那么红，打听他的消息应该不难，关键是他愿不愿意见你。
那年是一九八九年。
以后，我就留了心，只要是有点搭界的人，我都会问上一问，你认识汪曾祺吗？
时至今日，我已经忘了给我联系方式的人，我记得拿到地址后立即给北京的汪曾祺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我是父亲的女儿，我很想见见他。可是，没收到回信。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看同事。身在北京，离汪曾祺先生那么近，我不甘心，我还要试一试。
我拨了个电话，电话通了，我说，请找—下汪老。我紧张得不行，说话都有点哆嗦了。我听到有人在喊，曾祺，找你的。窸窸窣窣一阵子，话筒里便响起一个和善的询问，哪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
我再一次说明我是谁，我说，我给您写过信的，我想见见你。
我屏息凝神等待一个结果，最后，是个好结果。汪曾祺先生说，我记得你的信，我看了的，也有很多感慨呢，你来吧，来吧来吧。
那天，我第一次
知道了父亲的另一面
汪曾祺先生家住蒲黄榆路9号楼12层1号，在城南。临行前，他很详细地告诉我该怎么走，还特别关照下车后先找立交桥。
我不是一个人，陪我去的还有在鲁院进修的一个姓陆的学生。我原先并不认识陆先生，去看我那同事时说起要去汪曾祺家，他便好说歹说地要陪我一起去。我很为难，我说这不好吧，我擅自带个人去，不礼貌吧。可他说，汪曾祺到鲁院给我们上过课，我也算是他的学生，学生拜见老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说不过他，让他跟着去了。
现在，我们俩就站在汪曾祺先生的面前。
汪老个不高，红红的脸膛，头发有点稀疏，但眼睛却是炯炯有神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唔，有点像。我猜，那是说我父亲吧。
书房很小，只有七八平米，里面还搁了一张单人床。到处都是书，哪哪的都是，书桌上，床头上，地上，我们是小心翼翼地跨着进去的，生怕踩了那些书。
我说这里放张床多挤啊，换张躺椅，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
我自以为那张床是为了让汪老看书看累了可以躺一会，可他却说，这是我的书房兼卧室，我就睡这呀。后来才知道，这套居室还是汪夫人单位分的，后来，他们又搬去了大儿子单位分的房子，并一直住到夫妇俩先后离世。中国作协曾给汪曾祺分过一套房子，但汪老嫌离公墓太近，看得见火化的烟囱，始终没肯搬过去住。
尽管住的是蜗居，并不妨碍汪老在狭隘的空间里写出伟大的作品。
白天，但书房里光线并不好，许是因为那些书挡了太多阳光的缘故吧。透过重重叠叠书的缝隙，可以望见对面屋顶上的积雪。
汗老捧着茶杯，慢慢对我叙说我不知道的父亲。
那时，他们同在西南联大读书，汪老在文学院，我父亲在工学院，离得近，每天都能见面。虽然隔行如隔山，但他们却交往颇深。他说我父亲聪明，成绩好，还长得漂亮，白白净净的，活泼好动，会跳舞，会游泳，会打网球。骑自行车，从不老老实实坐坐垫，喜欢跨坐在书包架上，把腿伸得老长，就这么骑……汪老边说边比划，说得很具体，很形象。
原来，我还有这么个优秀的父亲啊！我很宽慰。
接着，汗老又说自己的故事，说他1958年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时的一些事。那年所里让他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支叶，回来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等花落了，薯块成熟了，又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想画得不像都不太容易。画完一个品种，就把薯块放进牛粪火里烤，然后吃掉，他说全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他说的时候我却在想，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远离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边塞，日日面对的只是一些土豆和土豆花，该是何等的落寞啊，可汪老却乐呵呵地自我评价说，我对马铃薯的研究工作还算是有一点小小贡献的。
过了一会，睡午觉的汪夫人起床了，也跟着聊起来，原来她也是西南联大的，原来她也熟悉我父亲，这下更热闹，一时都被她带进那些轶事里出不来。汪夫人满头银丝，十分慈善爽朗的样子，打听她的专业，说是搞外语。当年想必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因为在她的书桌上，好吓人地搁着几本形同小皮箱的外文书。
他说我的小说“写得别致”
我知道，那位陆先生陪我去，不是来听我父亲故事的，他想听的是汪老对文学的点拨。当然，我也是。
其实我是早有准备的，在写信时，我就夹带了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散文，一篇小说。我的散文大家都以为好，文字漂亮，很抒情。我的小说大家都以为欠缺，太淡了，可是汪老却说，你的小说写得别致。
这句评价让我受宠若惊。
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想写—下那些不同类型的老年人，题为“暮年系列”。迄今已林林总总地写了许多，炮制了一些老兵老姑娘老和尚的故事，他说我写得别致的小说叫《楼梯》，写的是一个老保姆。
汪老的记忆极好，那些小说里的细微之处，他居然都能一一道出。他慢慢喝着茶，带着点深思。他说，你作品里的那个老保姆终生为子女操劳，是符合逻辑的，可是她在年迈之后又重返主人家的动因，除了为子孙挣钱外，那种早已习惯了的保姆生活应该也在牵扯着她，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是是是。
那位陆先生似乎有点羡慕，他说汗老，人家给你寄的文章你都有时间看吗？汪老说，别人的稿子可以不看，董煜的稿子我还是要看的。 我感动得不行，什么都说不出来。
后来，我们又聊了些别的，譬如散文。汪老说，他最反对伤感主义，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回来后我总想，想要文章不流于伤感，恐怕自己先得振作起来。做人先就放不开了，又如何能把文章写得坦荡？
他搬出个酒坛子，像地雷那么大
厨房里不时传来嗞拉嗞拉的炒菜声，有香气溢出来，我正在迟疑是否要告辞，汪夫人从厨房探出头来问，你们小说谈完了没有，谈完就吃饭啦！汪老站起身来说，谈完了谈完了，吃饭吃饭。然后便不容置疑地把我们往饭桌前让。汪朗也从厨房里出来了，还说，我本来今天要去丈母娘家的，我爸知道你要来，特地把我留下做菜。汪朗是汪老的儿子，我们交换了名片，他的名片上写的是经济日报社的一个主任。他说我们是同行哎。
汪老问，你们喝不喝酒？我这什么酒都有的。
说到酒，我就有点兴奋。我确实有点酒量，在安徽的宣传口待了那么多年，经常接待南来北往的领导、朋友、同行，每次都要陪上几口，练出来了，所以汪老一问，我便立即响应。我说汪老，您喝啥我就陪你喝啥。
关于汪老喝酒的轶闻以前听过不少，为了写一篇关于酒馆的小说，他专找那些街头巷尾的小酒馆去体验，小酒馆卖的能有啥好酒？他也不管好赖，只管买来喝，后来传到汪夫人耳里，去那种地方喝那种酒？不行不行！就出来干涉，干涉的结果怎么样我没听人说，现在趁机打听，您现在还去那些小酒馆喝酒么？汪老连忙说，不去了不去了。
汪老说，你们南方人喜欢黄酒，我们就喝黄酒吧。他从房里搬出一个小坛子，圆圆的，像个地雷，外面还上了黄黄的釉。他亲自搬着那“地雷”给我们倒酒，倒得咕嘟咕嘟的，还不让别人帮忙。酒杯是绿瓷做的，很不小，我估摸着，起码能装四两酒。可是一问，汪老却说，没有没有，只能装二两。正疑惑呢，汪夫人插话了，说，把容量说得少一点，他就可以多喝呗。
满座皆笑。
一杯一杯，稀里糊涂的，也不知喝了多少。正喝着，汪老忽然起身去了书房，好一会都没出来。汪夫人见我们都搁下了筷子，便说，饭吃得好好的，又不知干什么去了，不管他，我们吃我们的。正说着，汪老出来了，还抖出一幅着色水墨，对我说，给你画的，先放着晾晾，等酒喝完，就干了。曾听说汪老的文章字画皆上品，但要字要画这样的事，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一时有点迟钝，不知该如何表达这意外的惊喜。
拿过那幅画，只见墨色间紫光闪烁，一串一串的，像是葡萄。那葡萄看上去水润多汁，似乎还带着白霜。读过汪老的《葡萄月令》，晓得他对葡萄实在是懂得很多，这随手画来，就已经形神兼备了。
吃完饭，汪老拿起那幅画端详了一会，走进书房又添了“煜侄饰壁”几个字，很真切地向我传达了一种父辈的厚爱。
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期待之外。
离开北京前我给汪老打了个电话，我说临行前还有点其他事就不过去辞行了。关于辞行我迟疑了很久，我为什么会放弃再次见面的机会，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说，这次来北京我真是高兴。
我有点语无伦次。
那就不用来了，我也见到你了，这很够了。汪老说。
你很好。他停顿一下又说。
不不，我不好。
我顾不上去想汪老讲的好与不好跟我理解的是否一致，我突然只想哭，因为我意识到那个下午再美好，给予我的再多，我再不舍，还是得离开这一切，重新走回我原来的日子里去。
我说不出话来。
汪老许是感觉到了，他好像有点儿担忧，不住地问，怎么了呢？你怎么了？
我突然一阵害羞，我知道汪老不可能看见我的眼泪，但我仍然不好意思。现在是我在急于结束这道别了。
我说汪老您多保重吧。
你也要好好的，汪老说，以后，我会成为那些关心你的人——中的一个。
那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前夜，一个寒冷却让我倍感温暖的冬天。
得到汪老突然离世的消息，我泪如雨下
第二年的八月，我又有机会去北京，这次自然熟门熟路了，于是，又上门去讨教，又在一起喝了酒。汪老又送了我一本书，上次送我的是《蒲桥集》，这次呢，是《旅食集》。
除了小说，我们又聊了很多。汪老说他出鼻血，我问是气候干燥还是别的原因，让他务必去看看。汪老说看了的，估计是鼻子的软组织出了什么毛病。他还答应，一定想办法去安徽看我。
我以为这样的见面还会有很多，还会一直延续。可是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却突然惊悉汪曾祺先生去世了！
我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吊唁文章，王蒙说汪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极少数还会用文言文的作家。王安忆说汪先生是顶顶容易读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贾平凹则说得离奇，他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甚至有人称他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很多的赞誉，极高的评价。不是“文革”了，人们有什么想法，不必再藏着掖着了。
我翻出汪老送我的书。第一本上题的是，侄女董煜存之，第二本上题的却是，给董煜。我当时没留意其中的变化，现在想起来，第一次他答应见面是因为我父亲，所以称我侄女，第二次为什么直呼其名呢？是因为熟了，还是已经把我当朋友了呢？不得而知，但我希望是。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下午，那个平凡但对我却意义非凡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