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按照国际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目标，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积极拓展国际需求，自上而下开展改革攻坚，以制度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改善民生；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12-0016-04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产生原因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用来指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的特征，现代化的成果不能由多数人共享，社会陷入动荡，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有研究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特指“拉美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便长期滞留在这个水平上。按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曾富甲一方的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1]
有研究者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典型特征，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历史经验和发展经济学的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这一阶段恰恰是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应对诸多复杂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的关键阶段，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变数。处理得当，通常会出现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反之，则可能出现经济震荡，徘徊不前，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境地，故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及东亚的部分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均实现了人均GDP 4000美元的突破。其后，日本、韩国依靠技术转移和科技创新，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等，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还强化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建设。通过加大福利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发展机遇大致均等，形成了稳定的发展预期，延续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时间和空间，经济普遍保持了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1984年，日本实现人均GDP 1000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2010年日本人均GDP为42983美元，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14位。1990-1995年，韩国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均GDP从5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跨越，并于2007年实现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达到2.1651万美元。
反观拉美国家，首先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拉美地区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均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而后，拉美国家一方面过分相信外国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过分相信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对于该地区工业和科技进步作用的决定性，发展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使得拉美国家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没有及时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遂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其次是收入差距过大。拉美国家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在实践中奉行了“增长第一，收入分配第二”方针，结果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加深，两极分化加剧。拉美国家高收入者占就业总数的9%，中等收入者仅占14%，低收入群体极为庞大约占76%。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44-0.50徘徊，巴西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90年代还处于0.64的高位，远高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内需不振，还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第三是社会保护机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如就业保障、医疗保障、公民教育等方面投入弱化，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缺乏有效保护机制，反过来形成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机制的巨大冲击。[2]诸多原因造成了拉美经济疲软不堪，并陷入长期萧条或不景气状态，社会发展迟缓延宕至今，教训深刻。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2010年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根据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1.面临如何在资源短缺环境中实现快速发展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比国际上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粗放的，经济结构还存在较大问题。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大概相当于全球GDP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未来中国将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现实地、无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
今天，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穿暖已经不再是问题，但是要想让14亿人口过上富足的现代化生活，却是一个难题。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这对矛盾每天都在考验着我国政府的勇气、智慧和全体国民的承受力、适应力。
2.面临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和路径依赖条件下实现自主创新的挑战。改革开放后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市场化红利”的叠加强化了以“出口导向、廉价制胜、政府投资”为特征的发展路径依赖。由于我国技术研发基础薄弱，消化吸收能力不足，受跨国公司专利、标准等技术锁定战略，跨国公司的技术内部转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难以实施。 有研究数据表明，目前，中国装备投资的60%用于购买国外产品，几乎全部的光纤制造设备、80%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石化装备、70%的数控机床是国外产品。快速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类似问题，物联网的精密传感器、电动汽车电池的核心部件和高性能碳纤维的80%以上依靠进口，新一代光伏电池、LED芯片等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仍然受制于人。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一般低于30%，美国和日本则在5%以下。[3] 2009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只有30.5%，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只有0.96%，而国际上一般是2.5%-5%。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将被长期固化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层次。
3.面临“人口红利”、“市场化红利”减少的挑战。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的丰富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弱化，中国的老龄人口在不断增加，少儿占人口比重在下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0-14岁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22.4%下降到2011年的16.5%，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了总人口的10.2%，2011年每100个就业人口或者是劳动适龄人口需要抚养20个老人，人口红利正在减少。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市场化红利”，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后，其他国家不再无顾忌地与中国合作了，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实施的“再工业化”，还是新兴国家低成本比较优势产业竞争以及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都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4.面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严重的挑战。2011年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4]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分割、行业垄断、权钱交易、再分配调节不力等。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国有困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巨大反差。大量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同时又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不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社会动荡。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通过各种政策和调控手段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协调发展、包容发展，这是摆在政府和社会公众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三、中国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为有效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难题，我们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努力实现从增长到发展、从国强到民富的转型。
1.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国际经验表明，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有利于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有利于实现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只有立足扩大内需，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才能有效克服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防范和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各种风险，增强我国经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要着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方向转变。为此，首先要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相结合。加大开拓国内市场的力度，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深化对外开放战略，巩固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势，形成内需外需协调发展、互补相长的新格局；其次要坚持保持增长与调整结构相结合。立足当前，拉动即期经济增长，谋划长远，着力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要坚持扩大投资与促进消费相结合。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加快投资结构调整，找准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改善和增强最终消费能力；最后，要坚持市场导向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供需和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
2.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从目前看来，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正处于以下几个关键期：（1）产业发展正处于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变为以提高素质为主的关键期。我国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少数行业之外，已主要不是在生产能力和产量方面的差距。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丰富产品品种和结构、降低单位产品物质消耗，已成为提高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2）产业结构正处于与需求变化相适应、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关键期。目前，我国大多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已超出了市场需求而出现了相对过剩。避免过度竞争，优化配置资源，适应民众多品种、多层次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的趋势要求产业结构及时调整与优化。（3）产业结构正处于升级的关键期。从国内的产业实际运行来看，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基本消除，目前的重点应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结构进入高技术化、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化的新领域。[5]（4）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正处于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期。加入WTO使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扩散到国内市场，在新兴产业领域尚未形成竞争力而传统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日益弱化的形势下，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关系到产品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民族产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只有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有些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充分利用国际经济秩序或金融体系重新构建的机会，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从而构建产业结构的新格局。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首先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速发展新兴产业，兼顾发展前沿战略产业；其次要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 3.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压力，为了积极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全球已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依靠物质消耗、要素投入和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要努力把科技资源集中到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高技术领域，集中到事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性研究领域，集中到事关科技事业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抓紧攻关，争取突破。要更加注重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显著提高技术要素的水平和供给保障能力，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4.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量上的快速增长，但也积累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失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城市化率虽然提高很快，但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受地价、资源、劳动力成本等生产要素的约束进一步增强，而西部经济又未能发挥劳动力富余及资源充裕的优势。后改革时代，中国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需要迫切解决上述失衡问题。因此，要强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中国二元经济问题。要加快区域一体化步伐，尤其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要促进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发展，继续出台政策大力推进各地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形成全国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产业体系，走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5.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有助于减少贫富差别，增强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原则，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为此要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监管制度，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严格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
6.积极拓展国际需求。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后危机时代”，欧美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实施“再工业化”，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国家则在向利用低成本比较优势积极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缩小。但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扩大内需是我们的基本立足点，但拓展外需仍大有可为。我们要努力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出口产品从组装加工为主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提高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带动国内服务业竞争力提升。要在促进进出口平衡的过程中，创新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方式，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结合我国自身要素特点和优势，有效利用全球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要完善对外投资体制，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国际化经营，培养一批综合素质好、竞争力强、影响力大的跨国公司，带动国内产业升级。
7.自上而下开展改革攻坚。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迫切要求我们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克服阻力，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有步骤地推进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首先，我们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最能体现全局和整体利益，我们要站在全局角度，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打破利益束缚，努力形成更加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机制，努力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其次，要更加重视改革的综合配套。当前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包括垄断行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改革等，都离不开政府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相互促进。第三，要继续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战略。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和挨打。我们要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面上，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以改革对接开放，对接全球化的规则和机制，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
8.以制度创新推动科学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中国进入了解决“发展的问题”和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同步推进的阶段。解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长期任务，有效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能够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机制。实现科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与战略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制度是不能缺失的，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财、物流动性很强，社会关系多种多样，没有制度保证，人们的物质利益、各种权利不可能得到有效承认和保护，社会也不可能达到有序状态。改革发展到今天，由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大大增多，着力解决影响实现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乃是当前直至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应当正视现实，化解矛盾，尤其是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建立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从增量到提质，从粗放到精细，从制造到创造，从温饱到幸福，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总是在不断地总结、完善、创新、提升中前行和发展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新阶段，也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思想观念多元和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新时期。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深刻总结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借鉴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各个环节，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实现包容性的发展，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征程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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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理论动态记者. 如何看待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现象[J].国外理论动态，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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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克莎.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 [M].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