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的数据，对中国技术工人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技术工人整体认同的社会阶层为“中下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户口类型、个人年收入、职业资格等级、父亲职业、家中藏书量、配偶年收入、对生活状况变化的判断等变量。其中，个人年收入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影响最大。
关键词：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6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159-04
一、问题与背景
技术工人是我国产业工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谓技术工人是指掌握了一定技术。能创造性地从事相关技术工作的工人。按照199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出台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技术工人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五级。技术工人是产业工人中的优势群体，处于工厂工人群体“差序格局”的核心位置，对企业生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企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与此同时，政府对技术工人的培养迅速重视起来，有关技术工人的报道也经常见诸于各大媒体，技术工人群体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地位已为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技术工人群体本身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他们的主观意识如何？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什么样的判断？这些方面也值得我们关注。
对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研究中国的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变化时。大多数学者都着眼于对客观分层的研究和讨论，关注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中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㈣其中对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讨论尤为热烈。但社会分层研究的创始者马克思、韦伯等人一开始就指出，社会分层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现象。它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有直接联系。马克思强调“阶级意识”，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的一个基本条件。受韦伯多维社会分层思想影响的学者们也愿意将与社会分层相联系的主观意识称为“阶层意识”，认为阶层意识的基础不仅仅是物质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可以建立在经济、权力、文化等各种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上。因此，主观阶层意识，与客观社会分层一样，是社会分层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阶层认同，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它构成阶层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当前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有关阶级阶层意识的研究还不多见，已有的少量研究集中于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也有个别涉及对乡村居民阶级阶层意识和城乡青年群体阶层认同的研究，但对技术工人群体阶层意识尤其是阶层认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项目的调查。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主要目的是了解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此次调查采用了标准PPS抽样方法。并以问卷调查方式在全国28个省市进行调查，共取得有效样本10151个。我们从这个数据库中梳理出1152个身份符合、资料齐全的技术工人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因变量为“阶层认同”，指涉技术工人对自身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位置的评价。它是一个定序变量，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将其近似地看作为一个定距变量来处理。测量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答案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即得分越高，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
自变量有三组。一是包括性别、年龄、户口类型、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职业声望、工作年限、个人年收入、职业资格等级等10个变量的个人背景：二是用父亲职业、配偶职业、配偶年收入、家中藏书量等4个变量表示家庭特征；三是由“近三年，个人生活状况变化”、“未来三年，个人生活状况变化预期”、“影响事业成功的因素认知”等3个变量表示生活态度。
我们将自变量中的性别、户口类型、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等处理为虚拟变量。文化程度由低到高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和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职业资格等级由低到高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这两个变量都是定序变量，为了分析方便，将它们近似地处理为定距变量。分别赋值1至5分。个人、父亲和配偶的职业声望由低到高为无业；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文员及有关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八类。为了方便分析，也将这个定序变量近似地处理为定距变量，分别赋值1至8分。年龄、工作年限、本人和配偶年收入、家中藏书量等均为连续变量。
生活态度变量由两方面来测量：（1）个人生活状况的变化。包括对过去三年和未来三年生活状况变化的判断。答案分为“上升”、“差不多”、“下降”3个等级。分别赋值l至3分。（2）对影响一个人事业成功因素的判断。这些因素包括“自己受过良好教育”、“个人的聪明才智”、“有进取心|有事业心”、“努力工作”等4项。答案分为“具有决定性作用”、“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不太重要”、“一点都不重要”5个等级，分别赋值1至5分。
我们运用主成份法对测量生活态度的（1）（2）两方面共14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804，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P<0.001，可见适用因子分析且效果较好。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收取3个因子，根据因子负载。分别将3个因子命名为：生活预期因子、生活变化感知因子、事业成功认知因子（见表2）。
三、结果与分析
（一）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现状的描述分析
表3和表4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呈现出以下特点：（1）有三成多的技术工人认同社会中层。我国技术工人群体中，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超过37%，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自认为处于中下层的人（占31.6%）。另外还有26.3%的技术工人认同社会下层。而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的人则很少，共占4.60%。（2）技术工人整体阶层认同感接近“中下层”水平。根据对“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等级分别赋值5至1分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工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平均水平为221分，标准差为0.889分，也就是说整体平均分高于“中下层”，低于“中层”，总体接近“中下层”水平。 （二）影响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我们将三组共17个自变量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纳入回归方程，得出了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的统计估算结果，不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被排除在回归模型外（见表5）。下面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1）从模型的拟合效果看，有18.3%的研究变量的方差得到解释，其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所建构的模型对我国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同时也不难看出，还有一些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本项研究中没有被纳入，这也是以后深入研究所努力的方向。但正如郭志刚所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元回归确定系数值一般不是很高，故这一方法多用于进行分析，很少进行预测”。所以本模型可以较好地对现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2）个人背景因素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其一，性别、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和职业资格等级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更高。赵延东在对城市人口阶层认同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结论。原因何在？有调查发现。两性阶层地位自我认定的影响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男性更多地受到与事业工作密切相关指标的影响，女性则更多地受到家庭婚姻指标的影响。我国带有男权主义色彩的传统性别文化，建构了男性属于工作等公共领域，而女性则囿于婚姻家庭生活等私领域的角色期待。培养了男性重工作事业而女性重家庭生活的价值取向。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男女技术工人在主观阶层认同方面会表现出一定差异。同时在中国“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模式下，同为技术工人，女性的家庭经济状况通常要好于男性。基于以上这些方面。女性技术工人的主观阶层认同高于男性，就容易理解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点在本研究中也得到反映。回归分析表明技术工人文化程度越高，年收入越高，职业资格等级越高，其更可能拥有较高的主观阶层认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曾一度出现的“脑体倒挂”不正常现象基本消失，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得到逐步体现。受教育水平高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这种社会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技术工人中文化程度较高者会有较高的自我阶层认同。从各影响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值的绝对值的比较来看，年收入是个人背景因素中。也是回归方程所有10个变量中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影响最大的变量。可见，经济因素仍然是技术工人衡量其社会地位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他们的阶层意识还是主要建立在物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职业资格水平也是技术工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资格等级越高的技术工人，其收入水平和工厂重视程度相应地也越高，因此容易产生自我社会地位较高的认识。其二。户口类型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具有重要且是负向的影响：农业户口的技术工人比城镇户口的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要高。农业户口的技术工人由于进入更为先进的产品生产行业。在与先前的农耕生活比较之下他们容易产生作为技术工人社会地位升高的感觉。而相比那些来自农村的技术工人，城镇户口的技术工人由于一直以来生活在经济地位差距更大的城市社会，对贫富差距的体验更深刻，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所以对技术工人社会地位的评价不高。（3）家庭特征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其一，父亲职业、家中藏书量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那些父亲职业声望较高的技术工人，自认为在社会中的阶层地位也越高。这反映出个人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会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这种先赋性因素对技术工人的主观认同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布迪厄（Bourdieu）所指出，在代际之间流动着的不仅仅是各种有形的物质资源（物质资本），还包括着各种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与能力（文化资本），而这些无形资源对人们的主观意识（包括阶层认同）的形成无疑起着更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回归分析也表明，家中藏书越多的技术工人，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家中藏书量是技术工人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表现，家庭藏书量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显著影响说明，文化资源的占有与经济资源一样，成为技术工人意识中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二，配偶年收入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配偶的年收入越高，技术工人越是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社会地位，其阶层认同度越低。相反，那些配偶年收入较低的技术工人，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阶层地位相对较高。可见，配偶的经济状况对技术工人阶层归属的判断有重要影响作用，夫妻双方经常以对方情况为参照来判断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我国，由于国家未能为全体国民建立一套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家庭实际上成为个人的基本生活单位和福利保障单位，发挥着基本的生活消费和福利保障功能，这就客观上强化了个人对家庭的依存性。以及家庭成员间的连带感。因此，个人在认知自己社会地位时，很容易将家庭成员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联系起来。家庭和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对于技术工人来说，当配偶的收入和职业情况明显好于自己时。会让他对技术工人身份产生较低评价。（4）生活态度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影响。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生活态度因素主要有生活预期因子和生活变化感知因子。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赋值是相反的，所以回归系数是负值，但实际上它们的关系成正比。换言之。认为过去三年生活变得越好或觉得未来三年生活将变得更好的技术工人，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更高，自认为在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也越高。即生活态度越积极，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标准化回归系数值的绝对值的比较可以发现，对未来三年生活变化的预期（生活预期因子）和过去三年生活变化的判断（生活变化感知因子），是继个人年收入变量后，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变量。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一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的判断，不仅受到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现有资源的影响，也受到过去和未来这些资源变化情况的影响。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现在、未来所拥有资源的变动情况。做出自己社会阶层地位的划分。在一个变动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使之敏感于自己的得失，通过与别人比较，更有可能导致明确的阶级，阶层意识的产生。对现有资源的得失判断，会直接影响到技术工人自我社会地位的认定。当然，拥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会让技术工人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充满希望，在划分自己社会阶层地位时更可能做出较高判断。 四、结论与讨论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技术工人整体认同的社会阶层为“中下层”。在所选的三组共17个解释变量中，有10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表现出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较显著的影响。其中，个人年收入、对生活变化状况的判断等因素对技术工人的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等级、父亲职业、家中藏书量等是影响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成正比关系；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自变量“配偶年收入”，与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呈反向关系。在控制其他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较男性技术工人高：农业户口的技术工人比城镇户口的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高。
（二）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技术工人中层认同比例偏高的问题。在全部被调查的技术工人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占37.5%，而且这一比例在各职业资格等级的技术工人中分布较为一致，即不同技术等级的技术工人中基本都有超过1/3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只有高级技师的中层认同比例为28.6%，接近1/3）。统计结果表明，技术工人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下的占74.7%。20001-30000元占11.7%。30001元以上的占13.6%。因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技术工人这一群体的收入满意度较高。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参照群体。他们与传统体力工人、与绝大多数无技能的农民工相比收入较高，而且较为体面和稳定。另外，这一情况也与近些年媒体对技术工人较为关注和政府重视技术工人培训工作等有关系。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有37.4%的技术工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但客观上他们中大多数并不能入围中国的“中产阶层”，无论从收入、职业，还是从教育、消费等角度看，都不在社会学家判定的中产阶层行列。同时，本文调查结果也与许多调查研究的发现——被调查者中产阶层自我认同比例高于社会实际中产阶层比例，是一致的。
其次，技术工人的收入对其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问题。多元回归结果显示，个人年收入是所有10个自变量中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影响最大的变量。这意味着，在技术工人观念中，收入这一经济变量成为划分其社会地位最主要的考量因素。而作为权力指标之一的政治面貌等变量由于对技术工人的主观阶层认同不具有显著影响而被排除在回归模型之外。这种阶层划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标准。社会结构集中表现为权力分层、声望分层与收入分层高度一致的官本位体制，官员是社会上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身份群体。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政府各种权力下放，原来以权力为主导的政治地位分层的重要程度逐渐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上升，人们的收入不平等逐步替代政治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基本测量指标开始由权力向财产转移，经济状况已成为衡量人们地位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在这一社会分层机制转变的背景下，收入等经济变量成为对技术工人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程度最大的变量的调查结果就很好理解了。
责任编辑 杨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