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巴金先生的《寒夜》道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没背景和地位的小知识分子的人生的悲凉。女主人公曾树生的人生选择值得我们探讨，其人生选择的悲剧性不仅仅是她个人性格所导致，时代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可以称为是个人主义与时代的双重悲剧。个性解放始终是思想启蒙后历代女性所追求的目标。作为女性我们要完善自己，提升自己，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从而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关键词： 寒夜 社会影响 家庭因素 个人主义 悲剧
巴金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正如陈思和先生所写“巴金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稳—沉沦—复苏的壮丽轮回”[1]，他的人格发展过程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体现出来，可谓是著作等身；陈丹晨说“巴金，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2]。可见巴金先生的创作能量之大！他始终以很强的使命感和战士的姿态从事文学创作，并且擅长用单纯与酣畅的笔法形成以情动人的风格。《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几经周折停笔，最终于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并在李健吾与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连载。
《寒夜》讲述的是一对夫妇在战乱时代的悲情生活。最让我触动的是女主人公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我认为她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并且她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难以重拾和丈夫汪文宣在大学期间所构筑的宏伟教育理念，救人济世的宏远也都没有了踪迹；她顶着“花瓶”的头衔在大川银行里供职，沉迷于荣华与虚荣，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她同样难以摆脱厄运。曾树生这个人物有很多研究的价值，同时她也被提升到女性个性解放的高度，就像蘩漪那样“这个旧式女人瘦弱的手已经把个性解放和反封建的旗帜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度”[3]。她的人生选择是充满悲剧性的，与个性解放并不是十分相关，无论是时代社会，家庭还是个人因素都对她的人生选择有影响，就在此分析一下影响曾树生人生选择的问题，并揭示其中的悲剧性。
一、黑暗的社会，走不出的阴霾
《寒夜》的故事发生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范智红说“如果说‘四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可以用一两个简单的字眼来概括的话，最适合的或许是‘战争’，它包括了‘抗战’和‘内战’”[4]。汪文宣和曾树生这两个小知识分子以没有地位，没有背景的生活状态，在重庆艰难的过活着。开篇就是“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5]这就是全篇的感情基调，没有一点亮光，男主人公在街上游荡，脑子里一片混乱，当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的时候，才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忽然记起昨天晚上打三更的事情，原来是警报刚解除，他们一家人回家，而回家后便和妻子曾树生吵了起来，都是些无所谓的小事，妻子生气了，便离家出走了，从这里开始，全文几乎都是在曾树生的回家然后又逃离中展开的。离开又回来，是因为她还有些许离不开这个家，还记得汪文宣给她的仅有的温存，外面的世界让她感到疲惫；回来又离开，是她舍不得外面的花花世界，厌烦了贫穷的生活。这就是两个卑微的小知识者的生存状态。
在充满战乱的生活里，曾树生的人生选择有了更多的外部因素。
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夫妻之间亦会有争吵，更何况在战争时期。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不幸！汪文宣在路上遇到的行人说“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生意！”[5]看来每个平凡人的生活都是充满不幸，不得不归咎于这个时代，如果是和平安定的时代，人们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贫困。生活确实把人压的太苦了，汪母深知“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5]汪文宣的公司由于受到战乱影响，可能会迁到兰州去，可他只是最普通的小职员，哪有资格跟随公司搬迁，而曾树生就不同，她利用自己“花瓶”的身份，可以跟随银行搬迁，并且生活会有很好的保障，她在大川银行里过惯了这种繁华的生活，已与自己的家庭格格不入，在躲防空警报的时候竟可以不顾丈夫和婆婆自己出去躲警报，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在关键的时刻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她没有和丈夫一起共苦的勇气，因为再回到那个穷苦的家庭里她已是难以适应，她不得不选择跟随陈主任离开，离开她的丈夫、儿子和婆婆，去寻求她想要的生活——荣华与虚荣。
环境确实能造就人的性格，细想一下，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的精神始终是处在异常压抑状态下，并且神经会相当紧张，时刻都要提防着日军的空袭，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有时候可以说是自顾不暇，长此以往，终究会造成人的性格扭曲、变形。失去“常性”的人，再加上其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这无疑是雪上添霜，让一个本应该幸福的家庭走向破败，最终家破人亡，就算是存活下的人也不能安定的过完此生，留在内心的是无限悲凉。
二、家庭的冷漠，逃不开的无奈
家庭是我们温馨的港湾，累了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靠岸。中国人更重视家庭的力量，尤其是四世同堂的生活更是让人心生羡慕，这种群居的生活形式，必然也是矛盾滋生的场所，千丝万缕的关系扯不清楚。曾树生的家庭生活不尽如人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与丈夫、婆婆、儿子的关系非常奇怪，不像是普通家庭那样可以一家老小，其乐融融，他们不能相互交流，更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因此产生了许多的误会，从而误解越来越深，这种隔阂永远也无法弥补，终将酿成悲剧。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成的夫妻，他们没有登记而是同居，他们为反叛传统，追求自由而走到一起，也有了爱情的结晶，年少的他们只能选择用这种方式与旧的婚姻制度相抗争。可是烦扰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当年的温存与理想，剩下的只有争吵。男主人公汪文宣是一个心地善良、忠厚老实，而懦弱无能的知识分子。第一章里汪文宣很羡慕的看着住在二楼的方经理与他夫人的亲密关系，而相对比，自己与树生已是那么生疏，曾经他们肯定也有过那么相爱的画面，可那只是从前，一切都变了。在第七章他们的关系有了些缓和，汪文宣醉酒了，被曾树生遇到，曾树生很温柔的把他送回家，这也是难以看到的温暖画面了。 汪文宣心里明白“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她需要娱乐”[5]，况且他并没有去尽力挽回和曾树生的感情，只能放纵，第四章里，汪文宣看到妻子和一个有钱的男人在一起，并且那个男人故意把膀子靠近曾树生，汪文宣心里生气，可是他并没有勇气去制止他们的行为，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如此，怎么会如此沉住气！他爱曾树生，他生怕把曾树生给惹生气了，所以他不敢管教自己的妻子；与此同时，曾树生从而也不敢确定自己的丈夫到底爱不爱自己，所以，她会选择一个关心她的人。汪文宣有很多话要跟曾树生说，可是他不敢开口，话到嘴边总会被什么东西给压回去，他们没有交流，这种生活最容易产生误解，然后是隔膜，最后是分道扬镳，这也是爱情的悲剧。这种悲剧，汪文宣没有能力去挽回，因为他的身心都不太健康，总喜欢胡思乱想，心里没有一点阳光，曾树生也觉得这种生活太压抑，离开也是在所难免。因此，她的悲剧性的人生选择，在丈夫这里可以找到很大的原因。
“她爱儿子，爱孙子，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6]从中可以看出汪母是有多么不喜欢她的儿媳妇，婆媳之间的争斗从古至今是难以停止的，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婆婆爱自己的儿子，这是必然的，爱自己的孙子，更是理所当然的，而儿媳妇毕竟是别人的女儿，很有可能只被认为是生孩子的工具。婆婆也做过别人的儿媳，媳妇终于熬成婆，必然会对自己的儿媳实施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不平等待遇，这也是女人普遍的复仇心理。就这样一代代沿袭，婆媳的关系永远是那么不和谐；另外，这也是新旧两种思想碰撞的结果：曾树生的婆母虽然是昆明才女，但她接触的毕竟是旧的东西，她的思想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是旧的、落后的思想，她为了支撑这个贫穷的家庭，终日缝缝补补，做饭洗衣，没有一点怨言，而曾树生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人，她学会的是自主、是人权、是平等……那些应该曾树生干的家务活她都没有承担起来，她是不会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汪母妄图用“三从”、“四德”的原则来束缚曾树生，用孝顺父母的礼教来管制曾树生，外加曾树生和汪文宣的婚姻并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是同居而已，并且还生了孩子，这更让受过传统教育的汪母难以接受。所以汪母对于儿媳刁难多于关心，这也让曾树生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试图离开家庭也有了充分的理由，在家里她过不下去，多待一会就会觉得难受，面对婆婆，不是亲切，而是反感。那么，她们之间的矛盾是无可避免的，曾树生的出走也有了更多理由。
小宣在文中也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物，但是他对母亲的人生选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曾树生说他更像他的父亲，和自己也没有很亲切的关系。曾树生把他送到贵族学校读书，对于家境不富裕的他们，小宣在贵族学校受到的也不可能是尊重，虽然他很爱学习，但只是个书呆子，在那个唯金钱和地位是图的社会，哪里会有尊重与平等，不过是有钱人的游戏！况且他的学费经常拖欠，在学校肯定抬不起头来，曾树生如此的选择，对小宣来说只能说是伤害，而不是疼爱；曾树生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妈妈，她认为去贵族学校就是对小宣最好的爱的表现，可是母爱不是这些功利的东西能替代的，小宣在曾树生那里得不到母爱；由此可以分析出小宣的人格必然是不健全的，在家里从来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父母亲的关系也从不过问，不与父母亲交流，代沟问题也会凸显。反过来，曾树生必然也得不到儿子的尊重与爱戴。因此我们发现，在儿子这一层里，曾树生也感受不到温暖。家庭实在是没有让她可以眷恋的人和物了，选择离开又有了充分的理由。
丈夫、儿子、婆婆都不会让她有留下来的欲望，所以，她选择了离开，这个离开注定是充满悲剧的。
三、个人主义的失败，终究是难逃宿命的悲哀
西班牙大文学家塞万提斯曾经说过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自己的性格决定的。曾树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派女性，受过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她的性格不像同时代的其他女人那样懦弱、保守，反而有一股叛逆劲和倔强不屈的精神，这种性格决定了她不可能在家过着相夫教子、孝敬婆婆的生活，她需要跳舞，需要快活，她不能受到家庭的羁绊，如果在家里呆着，那就不是曾树生的风格了。巴金先生在自评曾树生时说“她从来就不曾为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5]说的很有道理，我总觉得曾树生不是在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而是在逃避责任，逃避生活，有个人主义、自私主义的倾向，如果她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是不会抛开丈夫和儿子而自己逃离的。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悲剧《美狄亚》开始，人们就关注女性在婚姻中的平等和自由问题；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女主人公娜拉曾经是个离不开别人照顾的小东西，是一条靠大树才能站立的葡萄藤，后来她发现自己和海尔茂的幸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根本就不可靠，她需要独立，需要自由，终于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这些思想五四时期传到我国以后，人们接受了娜拉的追求自由的举动，并且也效仿她的壮举，同时也在考虑娜拉走后会怎样，鲁迅先生的《伤逝》里子君和涓生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谓的逃离是不会有幸福的！《寒夜》同样也诠释了这个问题，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并不是过自己的好日子，而是要承担责任，曾树生的个性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
曾树生的物质欲望同样很强烈，她想要外面的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凭借汪文宣的微薄的薪水哪里能给得起曾树生，并且她自己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得到，而银行经理陈主任都可以给她，她只能屈服于那个陈主任，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说她是个虚荣的女子，她抵挡不住来自外界的诱惑。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7]从中可以看出莎翁对女人的了解之深，同时他也预测到在未来的世界里，女人的本性还是如此，这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曾树生同样有她的无奈，她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虽然她需要独立，需要生活的激情，但她在选择去兰州还是留下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的爽快，她的心理也经过很大的矛盾斗争，犹豫、彷徨、反复，她要顾虑的也有很多，她不能撒手不管，她也不是那种狠心的女人，从而这使她的选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5]这其实也反映了五四启蒙后的新女性非常尴尬的生存状态。她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认为只是一种压抑状态下的个人发泄，之所以不被别人认同，是当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控制下的人们的思想禁锢的表现。
曾树生的悲剧可以说是个人主义体现在她身上的悲剧，文章结尾的时候她从兰州回来寻找她的家人，已是“人去楼空巢别燕，不知何处觅新坟”，她一个人孤独的在街上行走，那么的冷清，那么的凄凉，漫漫的寒夜她一个人该如何面对？她的人生悲剧值得我们去同情，在同情中也看出她并不舍得她的家庭，她的家人，她还是一个善良的人，迫于那个黑暗的时代，她的人生际遇也被改变了。
结论
《寒夜》确实讲述的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故事，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我认为无论曾树生怎样选择，她的人生都会是充满悲剧的。她如果不离开，汪文宣还是会得病，会伴着胜利的鞭炮声死去，剩下曾树生他们孤儿寡母，更加贫困，这也是曾树生不能承担起来的责任，说不定还会离开；她离开了，必然注定还是一个人生活，陈主任不可能一直喜欢那个慢慢失去青春的她，一切都会改变，她不可能永远顶着“花瓶”的头衔过活，当她慢慢老去，陈主任也会另觅新欢，她后悔已来不及了。文章的结尾是“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5]确实，在那个时代，那么冷的夜，孤单的女人是凄凉的。
她的人生悲剧是时代和个人的性格共同产生的结果，我们也无法挽回什么，或许为她唱一曲挽歌能抚慰她受伤的心灵。巴金以此记录这个时代，并与这个时代告别，让我们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46.
[2]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巴金研究论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
[3]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55.
[4]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
[5]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2，57，50，103，67，98.
[6]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下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631.
[7]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