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由于现实主义倾向的存在，以及国家意识中主旋律的影响，反恐电影中人物形象的设置往往不再是通过个体呈现，而是通过群体和集体的形象进行展示。以往的个人化逐渐演变成了个人化和群体化并存的局面。尤其是在911之后的反恐电影里，这种人物设置倾向更加明显，总体说来这是共同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下所要求的。
关键词： 反恐电影 人物形象
一、从孤胆英雄到英雄群体
在20世纪90年代里，两部经典美国反恐电影《真实的谎言》和《空军一号》都是走个人英雄主义的路线，这两部电影在突出主人公个人英雄特点的同时，还带有强烈的娱乐性和美国精神中的大美国主义。之所以这个时期的反恐电影以娱乐化的倾向出现，是因为美国长此以往的大美国形象给美国人带来的自信心和梦幻性。在观众的潜意识里，电影里的个人英雄，就如同现实里的美国自己本身一样，一定会力挽狂澜，克服并解决所有的困难。正如一篇论文里所提到的美国人的自负心理：空军一号充分展现出美国所具有的那种来自内心的骄傲，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骄子，当然比其他人更具有驾驭自然的能力。[1]
911事件让美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脆弱的一面。美国在阵痛之后，清醒的认识到，英雄是需要的，但是个人英雄的美国梦不再像往日那样一帆风顺，意气风发。因此在911之后的美国反恐电影中，我们既能看见一人单打的个人英雄，但更多的是看到配合默契，训练有素的群体英雄。当电影里的群体英雄们胜利凯旋的时候，另一部分电影里的个人英雄们却在迷茫，若有所失。因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个人英雄们逐渐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者对自己的目的和使命发生了困惑。
作为群体形象出现的英雄们显然更加符合当前美国的现状，《黑鹰坠落》里的三角洲部队，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群体发挥出的巨大攻击力和震撼力，面对凶残暴民时的冷静和无惧，群体的配合和强大的武器后盾弥补了他们个体或多或少的缺陷和不足。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花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塑造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敢于冲锋而又互相奉献的特种兵形象，他们不仅具有强大的战斗能力，更懂得互相配合和照应，而队友的鼓励和伤亡则给了他们群体更多的力量和鼓舞，最终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战斗力。
这种群像英雄形象的设置，是现实状况的需要。当群像英雄们作为集体出现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在内部还会产生少许分歧和争论。但是在经过调整，自我反省之后，英雄们一定会抛弃小我，拾起团体，他们心中装的必然是美国整体的形象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二、女性形象——从花瓶到女战士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反恐影片中的女性没有能够逃离“被看”的桎梏，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男性服务的，要么用来被看，满足男性的观赏欲，要么是用来作为陪衬，凸显出男性英雄不可比拟的一面。《真实的谎言》里，施瓦辛格扮演的男性主人公，他的妻子这一角色，在电影前期负责的是展露普通人的无能，而在后期则是充当性和被拯救者的视觉快感。在电影进行到中段时，她接到了所谓的任务，而任务便是在一个神秘人物面前跳艳舞。从剧情上讲，这个艳舞段落对捉拿恐怖份子并没有任何帮助，仅仅是作为一种调剂和笑料，它既满足了电影里男性主人公的欲望，也满足了具有评判权利的男性观众主体的欲望。
在9.11之后的反恐影片里，女性的形象有所改观，大多不再是以柔弱，温柔的形象出现，而是赋予她们更多的能力和独立人格。以往在美国电影中女性经常卷入的三角恋情节或者和男性生离死别的缠绵场景也不复存在。女性角色和男性一样，需要去承担情节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危险。即便有时女性角色没有亲自冲锋陷阵，但是也在背后做出了大量贡献，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坐在家里或者站在码头焦急无助的等待男性英雄的归来。
看起来，似乎是女性角色摆脱了物品化和被凝视的地位，似乎是女性角色在电影中对于男权的胜利。但是细细一想，实际上女性角色在反恐电影中并没有真正战胜男权的要求。在反恐电影中，掌握制作和评判权利的男性主体之所以放弃了对女性的观看欲望，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其的束缚和要求。即使在反恐电影里，女性虽然没有成为被观看的物品，但是女性自身真正属于女性自己，能凸显出性别差异和心理差异或者审美差异的东西，并没有得以表现。女性在反恐电影里虽然从花瓶变成了女战士，但是仅仅被告知了一个性别，她们之前为男性服务，现在则是为政治服务。
三、从“芸芸众人”到“无名英雄”
美国反恐电影对普通人形象刻画在911前后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前期，普通人是作为陪衬而出现的，有时他们充当灾难和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用来构建美国电影里常见的视觉奇观，或者有时他们充当无助的被拯救者，从而给电影里的主人公和英雄留下个人表现的理由和空间。
而到了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反恐电影中的普通人形象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则是继续延续了之前普通人受到了伤害且需要被拯救的姿态，而另一种类型则是表现出普通人，即美国公民在国家遭受巨大灾难时勇于奉献，团结一心的状态。这种普通人形象有时是以群体形象出现，有时是单个的主体出现。
《世贸中心》里的两名主人公，好莱坞影帝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警察麦克拉林，和另一名演员扮演的警察荷曼诺，在看到双子塔被撞击后，自愿参加营救行动，让他们主动从队伍里站出来的驱动力就是他们保护国家，保护人民的工作职能和本能。而当他们被埋在地下时，一名已经退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自发从威斯康辛州来到爆炸现场，不顾危险参与救援。这名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所有的一切行为全部是来自他内心自己的决定。导演用普通人不顾危险，主动参与救援的情节，充分表现了在国家遭受灾难时，美国人内心家国一体，甘于奉献的精神。
在营救过程里，有一名医生，他因为一个不光彩的过去而被吊销了医生执照，但是在营救伤员时，他主动迎上前去，交代了自己的过去，主动为伤员进行急救。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有一些不光彩或者负面的过去，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他们都能够重新振作，一雪前耻，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自己的国家添砖加瓦。 这种群体式的无名英雄形象是美国反恐电影中的一大特色，它既是反应了在国家遭受重创之时，国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美国推行反恐策略的需要。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普通人的奉献能力远远不如一个英雄那么明显，但是国家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起奉献，而不是一个英雄在苦苦支撑。只有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甘愿成为无名英雄时，美国政府才会有一个强大的反恐基础。
另一部电影《护送钱斯》则是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电影文本中直接表现民众对这些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的敬意。
电影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表现主人公迈克对钱斯遗体的尊重，以及人民对护送者迈克的尊重，当然，更包括美国民众对钱斯遗体的缅怀。在护送过程中，只要装有钱斯遗体的木箱需要被搬运和转移的时候，迈克等人都会在一旁行军礼，导演不止一次的运用了各种修饰手法使敬礼这一过程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增加了敬礼的神圣和庄严感。而迈克自己作为遗体的守护者，也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在他下飞机的时候，广播员通过广播介绍，让乘客们让这位护送者先下飞机，而乘客们也是全体支持，没有任何意见，并且在钱斯遗体从通道中缓缓运出时，自发的给予注目礼。当迈克离开飞机场，驾驶汽车带着钱斯遗体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时，高速公路上的车主们主动摘下帽子，打开自己汽车的车头灯，排成一排跟在迈克的车后面为其护航，形成了一个相当壮观的场面。
《护送钱斯》通过情节来直接表现人们对这些为国牺牲的无名英雄的崇敬，是一种对普通人形象刻画和树立比较显性的方式，这和反恐电影自身的主旋律要求是分不开的，普通人形象不仅要作为被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特定的时候，更需要作为主动进取的自救者而出现，才能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
四、反面人物——从“亡命暴徒”到“广阔阶层的敌人”
在前期，美国反恐电影中的反面人物大多都是以个体的形式而出现的。《真实的谎言》中，反派角色阿兹是由来自巴勒斯坦的演员阿特·马里克扮演，演员的中东血统和他在电影里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头目的身份正好相契合，从外形上看，角色造型一眼就能让观众感觉到其浓重的“异域风情”：黝黑的肤色，光溜溜的秃额头，大波浪卷发盖在脑后，铜铃般大的眼睛。而他的穿着始终是一身基地组织常见的灰绿色的粗糙军服。尽管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某些剧情上让这个反派吃尽苦头，呈现出一种窘相，以便达到电影本身想追求的轻松娱乐效果。但是这个反派其凶恶，残暴，不择手段的特性依然表露的相当明显。
无独有偶，《空军一号》中的反派也是呈现出了邪恶与狂热异常突出的特质，英国著名演员盖瑞·欧德曼在电影中扮演来自哈萨克的恐怖份子，这名恐怖份子头发蓬乱，眼睛深陷，留着杂乱的络腮胡子。在表演上，盖瑞·欧德曼使用了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力求塑造这个恐怖份子疯狂和极端的个性，每当他对美国进行斥责的时候，他便进入一种癫狂状态，语速极快，声音也因为情绪激动而发抖，全身的躯干也表现出一种神经质般的抽动。恐怖份子那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歇斯底里的状态被他演绎的十分到位。
这两部早期美国反恐电影代表作中的反面人物有这样的共同点和人物模式：他们都来自中东国家，在人物外形上明显突出伊斯兰教徒的特质，性情凶恶残暴，做事极端疯狂，缺乏冷静。他们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极度仇视，而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则有着狂热的崇拜。总体上呈现了一种凶狠，粗鲁的“恶人形象”。
而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反恐题材电影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和塑造是多方面多阶层的，一定程度上这和现今美国的反恐现状有关，“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主要的恐怖主义敌人是一个由极端主义组织、网络和个人组成的跨国运动及其国家和非国家的支持者”[2]。总体概括，可以把后911时代反恐题材电影的反面人物形象概括为三种。
1.超强能力的个体
这类反面人物形象和前期的反面人物形象比较类似，在电影里主要是以其单个主体作为表现目标。略微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单个主体的个人能力明显要比前期的个体反派要强很多，经常会给主人公和电影中的美国民众和政府带来相当大的破坏和伤害，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虽然能力强大，但是在主角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在现实中美国的的确确遭受到了恐怖份子的袭击，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将恐怖份子的战斗力提高，从逻辑上合情合理。另一方面，恐怖份子能力的提高，会让主角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才能战胜他，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做出牺牲和选择，这使得主角形象也更加具有人性，同时也是对主角自身能力的一种考验和卓越体现。
2.群像式的集体暴徒
这一类反派角色在电影里是以大面积大数量的方式而出现的，他们单个的个体并不强，往往显得鲁莽冒失，但是当他们被某个首领利用，联合起来成为集体暴徒时，其破坏力也是不容小视。
《黑鹰坠落》是反映美国反恐战士们和这些群体暴徒血战的经典影片，在这部电影里，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面对的恐怖份子是来自索马里独裁者雇佣的民兵，这些民兵的形象是千篇一律的，黑色发亮，流着汗水的皮肤。脖子上挂着用来炫耀的金灿灿的粗项链。他们大多数都扎着头巾，带着墨镜，露着龅牙，手里挥舞着走私或者贩卖过来的AK47和火箭炮，吵嚷着听不懂的非洲土著语言，疯狂的向美国大兵们扫射。导演在刻画这种大面积的匪徒时，重点突出了他们身上的兽性，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语言，甚至连正面镜头都没有给，我们只看见他们一窝蜂的向前猛冲，同时猛烈开动着手里的各种武器，向美军开火。总体而言，这种群体暴徒是代表兽性而又愚昧的一批力量。
3.精英意识的左翼领袖
在最新的美国反恐题材电影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反面人物，这种反面人物的优势不是在于他的肢体战斗力，也不是在于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的能力，而是在于他聪明过人的智商和手里掌握的政治资源。这类人物在形象上往往衣着光鲜，面目俊朗，并且还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品位，但是其思想或者黑暗或者极端，具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利掌控的欲望。他们会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在某些公众场合进行蛊惑人心的演讲，煽动不明群众的情绪，或者给原本就愚昧无知的底层人民们洗脑，把他们变成自己可以利用的工具和人肉炸弹。这种反面人物的设置和当下的现实也是紧密相连的，这种政客是更为可怕的恐怖份子，因为他们具有冷静的头脑和睿智，还具有相当高的专业素质和文化水平，他们会审时度势的根据形势状况采取最适合的策略，他们会把每次行动详细化，战略化，也会把极端思想进行理论化，然后通过媒体进行传播，蛊惑群众，让这些群众挑起事端，制造冲突，成为暴力对抗中的棋子和无辜牺牲者。
2011年的《碟中谍：幽灵行动》里，最大的反派人物就是政客亨德里克斯，他利用自己的外交手段和军事资源，制造了克林姆林宫爆炸案，并且从舆论上让群众以为是美国所为，美苏关系变得相当紧张，核战争一触即发。在最后和主人公的对峙过程中，为了不让主人公伊森拿到停止核弹发射的操控箱子，他面带微笑，怀抱箱子，优雅的从高空跳下，连自己的性命也不屑一顾。这种处于高层阶级的高端恐怖份子是美国反恐策略里必须重视的一种，因为这种恐怖份子不仅会把无序，鲁莽的恐怖袭击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行动，还会从思想上对民众进行文化洗脑，使得他们对美国的仇视和报复变得源源不断，大大增加美国反恐进程的难度和思想推广的障碍。
参考文献：
[1]杨增良.电影《空军一号》英雄文化内涵.文教资料，2007，3月号下旬刊。
[2]何学明，王华民，编著.美国海上安全与海岸警卫战略思想的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