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借重盟友以分摊更多责任已成为一个重要政策取向。美国强调发挥传统盟友的作用，并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创新手段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在亚太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事务中具有主导性影响，其对华政策和立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其整个同盟体系。
近年来，美国充分利用亚太一些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拓展其同盟关系。如美日同盟的防卫范围已经从保卫日本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由美国单方面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转变为双向军事合作体制，美日军事一体化进程加速，主要针对对象更明确转向中国。美国还利用冲突和紧张局势，加强同盟关系。“天安”舰事件，造成朝韩关系紧张，美国乘机巩固了与韩国的军事同盟；美国夸大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危险，美日同盟得以升温；而南海局势动荡，美国则借以加强了与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的联系。近来，美国主导下的同盟网络化趋势有所发展，美日韩、美日澳等三边战略对话和协调机制有所发展，美日印三边互动也出现机制倾向。
美国强化亚太地区军事同盟，说明其对中国的敌性判断有所强化，必将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带来更多风险。然而，这种同盟关系，毕竟是冷战的产物和延续，延续至今已不合时宜。亚太局势乃至国际关系的发展日趋复杂，这种复杂的关系将从根本上约束军事同盟作用的发挥。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用是否盟友来简单界定，未来的中美关系也并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国家间日益错综交织的利益联系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对大国协调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过去曾将中美关系多次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迫使两国一起承担必须承担的责任。只要中国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的总体态势，掌握充分有效的威慑能力，任何周边国家都必须谨慎务实地处理和发展对华关系，即使美国的盟国也难以参与美国可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赌博。随着时间推移，同盟中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将必然上升，并变得越来越不好运用。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须创造条件，努力化解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对我不利影响。为此要适应亚太安全乃至全球政治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复杂化趋势，积极利用和创造条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拓展战略空间，消解美国同盟体系对我的压力。国际变局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应该更有利于后起大国消解针对自己的防范和围堵，避免成为传统权力政治的制约目标。中国应注重以共同利益为牵引，处理与有关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关系。其中尤其要积极构建相互牵制、相互借重、相互协调、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由我实力上升带来的外部压力。
中国还需经营更为广泛的安全网络，营造稳定务实的地区安全态势。如在东北亚方向，应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确保半岛稳定”的基本原则，支持半岛统一的努力方向，推动将六方会谈机制逐步转变成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以淡化美日同盟的影响。在东南亚方向，积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将经济利益适度转化成对这些国家潜在和现实的影响力，推进我与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在南亚方向，也应积极参与南亚区域一体化建设，使南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而在中亚方向，积极推进西向战略，并通过上合组织，进一步稳定中亚局势，强化对我内陆战略腹地的支持作用。
新的国际条件下，“联盟是一种力量倍增器”的逻辑已经趋于过时，因为国家间已经不存在“非敌即友”的简单关系。如美日同盟就具有天生的缺陷。一个在亚洲都不能得到信任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日本，不可能凭借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成为世界性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过于依赖军事同盟的天生政策缺陷就会更多表现出来，中日实现根本和解将不断积累条件。随着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相互间的经济依赖不断加深，中韩战略关系也开始发生积极变化。中国应顺应这一变化，并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不断扩展双边安全合作范围，从反恐、防扩散、防误判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深化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中韩战略关系的全面发展。今天的国家间关系远比以往复杂，即使小国也越来越难以简单选边，而我与周边国家天然的地缘联系将自动放大彼此加强联系和合作的战略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