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 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不到九年，学生不过八千，却开出了一千六百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它也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此书被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作者易社强（John Israel），西南联大荣誉校友。师从费正清教授，现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
“北大开放，清华严格，南开活泼，而联大是三者的融合。”
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联大师生来自华北校园，而今远离大都市，安扎在偏远的昆明，都曾经历战火的洗礼，度过艰难贫困的日子。陈岱孙回忆：“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在这种处境下，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教师和谦卑驯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亲近起来。有时，老师和学生一起研究新材料。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
三校联合优势互补，使薄弱环节得以加强。例如，清华率先在理科和工科方面取得卓越成绩。通过聘用留美深造归来的本校毕业生，清华能够紧跟现代科学发展前沿。1931年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他为一批研究型教授争取基金，聘请年轻有为的学者取代能力较差的年长学者（其时中国学术界还没有终身制），也开始努力发展北大的自然学科。这一时期，北大、清华和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联合开设讨论班，以增强学者的团体协作意识。
三校教员不仅互相补充，而且有重合之处。他们志同道合，彼此尊重，使联大这个学术共同体在昆明自然而然地走向三校历史上互助协作的顶峰。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这三所高校共性增强差异减弱的交会融合之时，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时期美国模式在中国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清华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作风，与南开大体相似，北大也很赞同。因此，当三校在昆明联合时，几乎无人反对这样的办学理念：所有本科生在一、二年级都要接受通才教育，然后才能升入高年级接受专业训练，同时必须通过常规的各种测验和考试。此外，联大还接纳了清华的学术层级制。1937年夏天，北大和清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两校相约举行了联合招生考试。尽管这一措施因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但这种合作的态势预示了美好的前景。
清华声誉日隆，影响日著，与其他学校传统的交相汇合，在政治舞台上也得到了体现。北大学生经常领导爱国运动，但1935―1936年的“一二・九”抗日运动最初是由城外的清华（及相邻的燕京大学）发起的。在运动过程中，联大三校推波助澜，相互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北大―清华―南开学生之间的竞争关系大约一直持续到1941年，也就是大部分考入联大的学生在昆明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之时。为便于区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这种标示延续了昔日的烙印。比如按学号评分时，T总是排在前面，N总是垫底。清华的学术优越感，加上清华师生人多势众，使人们以为清华是主办学校。在昆明入学的许多毕业生至今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清华校友，而不是联大校友。北大学生秉承了母校的贵族传统，绝不认为自己比清华同学逊色，在他们眼里，清华人只会死读书，毫无趣味可言。只要发觉南开学生不够扎实的学术功底及虚浮可笑的布尔乔亚做派，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总有几分轻视。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美]易社强 著 饶佳荣 译
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