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辩论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即使以“自由贸易权利”为遮羞布的人们都知道鸦片贸易的不道德。
如此背景下，要让议员们贸然同意为不道德的鸦片交易进行一场战争，显然并非易事。辩论进行了三天，但最后取胜的并非最初占优的反对派。被称为“白色金子”的鸦片是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与今天的“黑色金子”石油的地位不相上下。
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出场了，这个人一年多前还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现在却宣称这一贸易涉及维多利亚女皇的尊严，讲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表决结果以271票对262票。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要求中国赔偿的决议。有人说，9票之差改变了中国历史以至东方历史走向。这种表面看似偶然的情景，其中又贯穿着某种必然。
以议会辩论中强烈反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格莱斯顿为例，当他以财政大臣身份进入内阁之后，立刻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拥护者，随后又以英国首相身份在中东发动英埃战争、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在爱尔兰镇压当地人民独立斗争。格莱斯顿追寻大英帝国利益的热情，一点不亚于帕默斯顿。
我们置身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只有也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现实。纵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进展异常迅猛，国际交流、交往空前频繁，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One world, one dream（同一世界，同一梦想）依然是一个美好的理想，One bed, different dream（同床异梦）却是眼前严酷的现实。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利益，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决定着各个国家战略思维的走向。
有没有超越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全世界只有戈尔巴乔夫说：有。
他提出了不再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而以追求“全人类利益”为目标的“新思维”。也许最没有想到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新思维”超凡脱俗，却以苏联解体为结局，被历史加以了最无情的嘲弄。
相比之下，最直白实在的还是美式战略思维。这个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的国家连欧洲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也不要，小布什总统单刀直入提出三条“美国永久性的国家利益”：第一，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第二，确保获得重要市场和战略资源；第三，阻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区域。美国海军作出重要补充，宣布要控制的16条海上战略通道，其中大西洋7条；地中海2条；印度洋2条；太平洋5条。这种美国利益高高在上而且纯粹是霸权主义的战略思维，国际间竟然没有任何政治家、评论家、媒体主持人站出来置疑和指责，反而不断有人以国际道义名义宣称：美国力量对维护全球稳定和秩序“至关重要”。
这就是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面对的今日世界。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和平发展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柱，小平同志说的“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是中国战略思维的重要支柱。中国和平发展至少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三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如何有效维护基本权益，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面临的特殊课题。
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任何民族的复兴都不是天赐之物，都需要一种战略主动性，需要完成既包括形象也包括态势的战略塑造，这同样是新世纪中国战略思维必须针对的重要方面。在这一进程中肯定有坎坷，有挑战，有误解，有敌视，但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担当。
罂粟制成鸦片，提供的是麻醉。当年以维护鸦片贸易提出帕默斯顿准则的那位英国外交大臣永远想不到，中国人借此获得的是清醒和力量。（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