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泾县西乡，距离县城25公里的叶子河上，横跨一座石木结构的小桥。当年的新四军称她为“军民桥”；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叫她“叶挺桥”。因为，“叶挺桥”是新四军军长叶挺亲手设计、亲自参与施工、又亲笔在桥中间的木坊的横匾上题写了“军民团结，抗战到底”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所以，称此桥为“叶挺桥”，顺理成章，名正言顺。
“叶挺桥”的修建，一直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的秋天。那一年的7月，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军部，驻扎在云岭东麓的罗里村，村边一条小河叫叶子河。叶子河是由山涧溪水形成的，干旱时节，水枯石现，行人赤脚涉水即可；但逢洪水季节，山洪奔泻而下，河满水深，涉水就不可能了。住在沿河两岸的老百姓，经常要过河种庄稼，上街买油盐，叶子河又是必经之路。然而罗里村这一带的叶子河上，却没有一座牢固的桥。有时村里老百姓用树干木杆搭个独木桥，将就着使用。过往行人，每到河边，都只好望河兴叹了。
新四军进驻云岭后，叶子河上行人陡增。1938年秋，叶挺军长来云岭后不久，路过叶子河，亲眼看到许多老人因无法走独木桥，而过不了河。小孩因过不了河，而无法上学读书。还看到新四军的卫生员抬伤员过河时的艰难情景。于是，叶挺军长下决心要在叶子河上建造一座牢固的桥，以解军民过河之忧。
叶挺军长说干就干。他不是一个只有想法而没有做法的空想家，也不是一个只会行军打仗的简单的习武军人。人们熟知，叶挺将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4年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凭着学到的知识，他亲自设计了一幅石木结构桥图。据新四军老战士谢中良、毛维青的回忆，在建桥施工过程中，叶挺军长挽起裤脚，和战士们一起涉水抬石头，砌桥墩。乡亲们也从山上砍来松树，截木锯板。在工地上，新四军战士和老乡们，一边施工，一边唱着革命歌曲和带乡土味的劳动号子。军民携手，并肩劳动。经过几天的奋战，一座长6米、宽2米的石木结构桥，成功地飞跨在叶子河上。桥墩用石块砌成，桥柱、桥面、桥坊均用松木做成。在桥中间竖立的桥坊上，叶挺军长题写了开头所述的八个大字。叶挺军长率领军民合作造桥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云岭的村村寨寨，人们高兴地赞颂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称这座桥为“军民桥”。
随着军民桥的诞生，军民们可在桥上自由往来。村民们下田，孩子们上学，老百姓赶集，牧童娃放牛，再也不担心过不了河了。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视察新四军军部，也曾漫步桥上。1939年至1940年间，著名的国际友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两次来云岭，多次从这座桥上走过。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离开云岭前夕，叶挺军长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怀着对云岭人民的深情厚谊，在“军民桥”畔、叶子河两岸和乡亲们依依话别，乡亲们送走了自己的亲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一个支队共9000余人，由云岭出发的北移途中，遭国民党顽军8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全体将士血战七天七夜，除一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难，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中被无理扣押。云岭又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还乡团砍倒了叶挺军长题词的桥坊，但是砍不倒云岭人民心中为新四军和叶挺军长建立的丰碑。乡亲们千方百计地保护这座桥，并暗中把这座“军民桥”改称为“叶挺桥”。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叶挺桥”真正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因解放前年久失修，当地群众已无法准确地回忆当年“军民桥”的原貌，结果使这座重修的“军民桥”与原来迥然不同。
值得庆幸的是，1939年春，叶挺军长曾亲自为军部机要科的工作人员童世杰（科长）、周临冰、施奇、毛维青、汪企求等五同志在“军民桥”上拍过照片。原照片是用135相机拍摄的。在“皖南事变”中，童世杰突出了重围，周临冰、施奇、汪企求三人被俘，后来在上饶集中营惨遭杀害。毛维青被俘后，利用一次演戏活动的机会，逃出了虎口，回到了新四军。在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毛维青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亲属的帮助，几经转移，保存了一部分珍贵的新四军照片和文物。其中，就有他们五人在桥上的合影。
1980年，根据毛维青提供的照片，重修了“叶挺桥”。现在的“叶挺桥”，基本保留了1938年原桥的风貌，并在桥头新置一座汉白玉桥碑。碑的上方镌刻着“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桥正中间“叶挺桥”三个大字赫然在目，表明政府对“叶挺桥”的正式认可。石碑下面的落款有“安徽省人民政府1980年重建”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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