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门罗主义虽然以门罗总统之名命名，但其真正的缔造者却是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宣言主要体现的是亚当斯的外交思想。本文结合亚当斯的早年经历、时代背景、在门罗宣言出笼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力图证明在亚当斯的外交实践中，道德与国家利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 约翰・昆西・亚当斯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院级指导项目“美国孤立主义研究”（RZ201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磊，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硕士研究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陈立军，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其中涉及到外交方面的主要内容被称为“门罗宣言”。宣言中所申明的“不许殖民”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被研究者概括为“门罗主义”，并成为美国建国初期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延伸。时至今日，“孤立仍然是一种虽然被边缘化却顽强生存的思想”。 该宣言虽然以门罗总统之名来命名，但整个决策过程中，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以亚当斯的外交思想为背景，通过梳理亚当斯与门罗主义之间的关系，来探究权力政治体系中亚当斯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政治伦理在其外交活动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一、约翰・昆西・亚当斯早年经历及时代背景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长子，曾经担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后来击败安德鲁・杰克逊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任总统。对于探究美国对外事务的思想与实践的人们来说，约翰・昆西・亚当斯具有独一无二的身份与地位，他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有经验的外交家和最有成就的国务卿。虽然“亚当斯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但是因为他的教育背景与独特的经历，“在他那一代人中，没有谁比他更能承担美国的公共责任”。
在他小的时候，他的家人就把他当做领袖来培养，将来成为“法律与自由的卫护者”。“在他的童年时期――直到十二岁――都是家中接受教育，用她母亲的话来说，这在当时不仅对于一个男孩子，而且对于培养未来的英雄和政治家也是合适的”。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始终得到了母亲给予的严厉的道德教诲。当亚当斯第一次随父亲出使法国时，母亲给她11岁的儿子写信，告诫他“忠于你心里的这些宗教精神和原则，记住你的一切言语和行为都要对造物主负责”。加尔文教的家庭背景滋生了亚当斯对美国的特有看法。他相信，上帝创造了美国，目的是为了使北美大陆文明开化，通过美国这个榜样，最终从地球上消除一切形式的欧洲殖民制度。
相对于美国其他政治家而言，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拥有一个极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作为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父亲是他的榜样和指导者，他从小便追随父亲，美国革命的经历又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怀。他在八岁时曾亲眼目睹邦克希尔的战斗，因此对美国独立战争有着鲜活的记忆；跟随他的父亲进行跨大西洋的旅行，并在法国和荷兰接受了教育；在巴黎，和富兰克林、杰斐逊、杰伊和马伯里等人一起亲身经历了美国代表团与英国签订和约，亲临外交谈判现场，这些谈判最终为革命赢来了胜利；十四岁的时候曾在美国驻欧洲的使团中担任私人秘书和法语翻译；他曾担任过美国驻普鲁士、荷兰、英国和俄国的大使，还担任过马萨诸塞的国会参议员。 通过对那里的事件和人物的现场仔细观察，亚当斯后来发觉，这些经历对他成为一个外交家来说其作用是无价的。早年的这些经历丰富了亚当斯的政治经验，使他的政治意识中充满着美国人所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他一生中的宝贵财富。
亚当斯生活的年代是美国民族主义觉醒和萌发的年代。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是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进行的第一次主要战争，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美国不仅证明了它能够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也没有受战争的驱动变成专制国家，战争机器并没有强化美国的权力部门。战争催生了许多美国民族主义的象征，总统官邸在战争中被烧毁，战后修复并涂为白色，1901年由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命名为“白宫”；战争中还诞生了由弗朗西斯・斯科特创作的“星条旗”，后来成为美国国歌。
二、约翰・昆西・亚当斯与门罗主义的诞生
1823年10月9日，门罗政府接到美国驻伦敦公使拉什关于坎宁建议的报告。报告建议两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反对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任何强占西班牙殖民地的企图。坎宁的建议对美国的传统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因为这和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卷入欧洲事务，反对欧洲干涉美洲事务的基本政策相冲突。
门罗总统接到拉什的报告后，即将副本分别送交两位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征询意见。他们不仅考虑到来自欧洲的威胁，而且也考虑到俄国人南下太平洋侵略计划的危害，一反过去的传统原则，主张与英国结盟，共同反对神圣同盟的武装干涉。这样既可以扩大欧洲国家的内部分裂，又可消除英国对美国的敌意，有利于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杰斐逊主张与英国建立同盟友好关系，他认为“大不列颠是比任何国家或者比所有地球上的国家更能危害我们的一个国家；有它在我们一边，我们可以不怕整个世界”。他又认为与英国有不违背传统的孤立主义原则，因为即使由此发生战争，这战争也不是“英国的”，而是“我们的”，其目的是“创立美洲体系”，从美洲“清除列强”，“这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原则，不是背离它”。麦迪逊也同意与英国结盟。他们都主张声援希腊和西班牙共和派的斗争，对神圣同盟和俄国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包括陆军部长卡尔洪和门罗总统在内，认为神圣同盟可能对拉美进行干涉，因而倾向于采纳坎宁建议。
但是国务卿亚当斯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接受坎宁的建议。正如前文所述，亚当斯幼年的经历使他具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情结，他更多地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同时，他长期担任驻欧使节，对国际政治和外交具有丰富的经验。亚当斯生性谨慎固执，对英国的所谓诚恳历来抱怀疑态度，因此，他对坎宁建议的用意极端怀疑，怀疑这是英国设下的圈套。按亚当斯的看法，坎宁力图防止美国的领土扩张，使美国受到承担不占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义务的约束。他认为，如果接受英国建议，就等于承认英国有干涉美洲事务的权利和机会，并促使英国在与拉美各国的联系和贸易上占有优势地位，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活动就被英国束缚了手脚。亚当斯反对任何屈从于英国立场的方针，向门罗总统建议，美国应当单独果断地行动，明确宣布我们的原则，反对一切欧洲列强（包括英国）干涉西半球的事务，美国单独行动可以保障美国有在西半球扩张势力到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和独占的优势，同时，从政治上维护了拉美新独立国家的安全，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虽然美国的国际地位在当时有了显著地提高，但是如果欧洲大国要是企图挑战门罗主义的话，以美国当时的国力，要想抵抗，也是很困难的。然而，在亚当斯的眼中，美国可以依靠的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欧洲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笔财富。正如诺曼・格雷布涅尔所观察道的：“亚当斯和门罗是把美国的政策镶嵌在了大西洋地区的现状当中，如果受到威胁，英国的海军会来维持这个现状。”亚当斯谨慎地注视着美国安全所依赖的欧洲事物。亚当斯的主张在当时是比较有远见的，所以最终为门罗总统所采纳。
三、约翰・昆西・亚当斯外交思想解析
汉斯・摩根索非常恰当地把亚当斯描写为一个思想和言语上的道德主义者、行动上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的典型。 亚当斯首先是个理想主义者。亚当斯所受到的教育和早年的经历使他毫不怀疑美国作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者，有着拯救世界和推进人类进步的特殊使命，从美国的国父们那里，这一伟大事业就已经开始，〈独立宣言〉就是最好的明证，现在火炬已经传给下一代，亚当斯把自己看作是这一代人当然的领袖。坚信美国作为上帝的使者有着拯救人类的道义责任。
在1821年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演说中，亚当斯回答了“美国为人类的利益能做些什么”的问题。他认为，美国作为唯一一个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国家，必须向人类宣扬正义与权利。对于亚当斯来说，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就是为保卫自然权利而生的，自然权利为美国反抗英国提供了合理性。与获取权力是国家的核心目标的国家观不同，亚当斯把政治家看成是国家行动与价值观的道德楷模。
但是，亚当斯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美国自身的道德决定了美国要在世界上成功就必须审慎地对待自己的国家利益。亚当斯反对国家作道德上的讨伐，强调国家自我抑制的重要性。包括亚当斯在内的美国领导人也承认，推进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义务与热情要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亚当斯早在1793年的时候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共和制的法国来对抗欧洲的君主国？无论美国有怎么的同情心，新诞生的共和国不可能得到太多的东西，“我们不能加入法国共和国一边，这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与伤害。”华盛顿政府以来美国追求的中立政策是与美国改变权力分配的力量不足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不寻求到国外去推翻君主统治，虽然他希望一切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但它只是它自己独立和自由保卫者和拥护者”。
四、结语
在美国的权力政治中，也增添了理想主义的因素。美国的成功削弱了欧洲的殖民，也影响到了欧洲国家的国内政治。相互尊重取代了帝国主义成为了新世界与旧世界国家关系之间的基础。与杰斐逊不同，亚当斯把美国视为国家间博弈的参与者；而与汉密尔顿不同，亚当斯认为美国可以追寻更为积极的中立政策。
亚当斯的外交成就表明，道德原则与国家利益观念在美国外交实践中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以亚当斯思想为主体的门罗主义是杰斐逊式理想主义的道德因素与汉密尔顿式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考虑的高度结合。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亚当斯深深懂得在一个欧洲权力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无政府的世界上，美国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又坚信美国对人类的承诺，希望美国的共和原则能够真正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亚当斯既实现了不让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卷入欧洲权力政治的漩涡，又实现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因此美国学者格雷・拉塞尔认为在亚当斯的外交活动中，“理性与激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注释：
夏尔－菲利普・戴维，等著．钟震宇译．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David.F.MustoTheYouthofJohnQuincyAdam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 113,No.4(Aug.15,1969)．2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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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1页．
Paul S. Boyer 《The Enduring Visio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Volume 1 Seventh Edition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