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2日，韩国海警李清浩死于中国渔民程大伟拒捕的玻璃挥舞中，这成为韩国近期最具火药味的新闻事件。 总统府很生气，韩国人很愤怒，召开谴责大会，聚众在中国大使馆外示威，施压要求中国道歉。韩国海警厅甚至声称，如果再次发生中国船员携带凶器负隅顽抗事件，将使用枪支，“以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本国渔民合法作业，主管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将继续加强对本国渔民的管理教育。希望韩方在执法过程中，重视并保障中国渔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遗憾的是，仅凭“管理教育”就能带领渔民摆脱“囚徒困境”的几率就像渔民现在能在近海靠捕鱼为生一样渺茫。
“渔”字是那些靠海为生的城市现在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渔业资源枯竭、海洋油污、中韩渔业纠纷、外交摩擦……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在2011年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考验。
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一处大洋型海洋资源区，“先天发育不良”的尴尬局面早早让渔民陷入了两难境地。
更令人纠结的是，一种被称为“扫地穷”的渔网在渔民中普遍使用，它像扫帚一般随着渔船的移动对经过的海域随时都会来一个“大扫荡”，顷刻间这些海域的鱼类几乎片甲不留。有专家分析称：将东海现有的渔船都动员起来进行捕捞，只需两周，就可将整个东海渔业资源捕捞一空。
疯狂的掠夺式捕鱼已经搅得近海不得安宁，日益恶化的海洋污染还不时跑来横插一脚。渤海湾康菲等石油泄漏污染，各沿海城市重工业、轻工业排污入海，各地急功近利，GDP挂帅而忽视环境保护，渔业资源命悬一线。
近海无鱼把世世代代以渔为生的赶海^逼^绝境。
在北方最大的渔港一山东威海市荣成市石岛渔港的码头上，陈老板(化名)贷款了六百万元置办了一对船，雇佣了二十多个船员，“我们一来一去跑上十天，只能打些‘破烂鱼’，做鱼粉、当鸡鸭饲料，一次出海卖个二十二、三万块钱”揪心的是，他光油钱就得烧掉十四五万，再加上二十多个船员的工资，早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
去远海捕鱼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活路”。但真正能“领证”合法进入其他国家海域捕鱼的渔民却只是凤毛麟角。
陈老板的一对船就从没“中过签”。“石岛渔港有上千对船，而摇到号的只有百八十对，被摇中的机率是百分之十几。”置身严苛的游戏规则，老陈也没辙，“以前，大家都想不到去韩国那边打鱼，一个证3、4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但这一两年，一个证已经被炒到26万了。”
“申请一个赴韩捕鱼指标比孩子考国家公务员还要难”。
渔民普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冒着被罚款和被拘捕的风险跑到已划属韩国和朝鲜海域的渔场盗捕，他们在桅杆上挂着“太极旗”企图蒙混过关，然而现在，他们可能还需要几套防弹衣。
近海无鱼，远海无命，“上岸”似乎成了眼下渔民唯一的退路。
但对于一些个体渔户来讲，“上岸”之路仍显得力不从心。渔民们通常都住在城乡二元部，农民把“地”作为收入来源，但渔民没有“地”，“上岸”就十分困难。许多个体户渔民要么给大公司打工，参加远洋公海的捕捞，要么只能维持现状，仍旧“偷偷地干”。
俗话说有路不登舟，渔民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多少渔歌朗朗的浪漫。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隐忍或承
受各种争议，然后在周边国家的四面围堵中继续游走。
如何让过度捕捞的近海渔业休养生息，如何立法让肆意排人大海的工业污染减少，最终还渔民以安宁的生活，恐怕是我们最迫切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