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近年很多以重刑处置的“集资诈骗案”，本质上都是民事案。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放高利贷者并没有罪，借高利贷者也没有罪。所谓违法只是不受法律保护，你放高利贷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这个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吴英借了7.7亿，现在她还不起钱了，政府法院要插手了。吴英借来的钱到底是多少，本息如何计算？应该剔除这里面的高额利息，因为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也就是说，法院要算清，现在剩余未还的这3.8亿里面有多少是利滚利的，已偿还的3.9亿里面有多少是本金？有多少高额利息应该剔除和追缴？如果这么做，我们恰恰是打击了高利贷。
以后凡是类似案件爆发的时候，必须明确，你放的高利贷国家是不保护的。如果换这个角度考虑会是什么结局呢？就可以实现法律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法院没这么做，这么做可能太累了，于是走向了“以刑抵债、以死偿债”不可取的路子。
2003年，大午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我被抓起来，在里面，办案人员对我说，你怕什么？判了你以后，你不要说利息，本金你都可以不还。我说怎么能不还呢？一个是我还得起，二个哪有欠债不还的道理呢？我们过去是父债子还、兄债弟还。现在是法治经济，我有资产为什么不偿还人家呢？你看，不光温州，我们很多地方都走了这个路。这是一个很不应当走的路子。
民间金融立法说了好多年了，其实不用苦等。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就完全可以调整过来。
第二，民间借贷上升到刑事案件可以，但是有条件。比如说诈、骗、赖、逃，人家找不到你债务人了，这个应该用刑法调整。明明借了钱不认账，你把钱弄走逃跑了，应该上升到刑事案。纵观吴英案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人是真的、地址是真的、身份证是真的、企业也是真的，为什么定她诈骗案呢？因为她提供了虚假信息，因为她没有能力偿还。
虚假信息和诈骗是两码事，虚假信息不等于诈骗罪。虚假信息指的是夸大了你的资产、你的盈利能力。我们知道，大到我们的上市公司，都包装上市，包装上市里面有没有虚假信息？我们中小企业贷款要做一个好的表格，给税务一套表、给银行又一套表；你说这个楼房值100万，实际上它值30万，这种事情现实中大量存在。这种虚假信息我们不可能说由借款人或企业来负这个责任。谁负这个责任？比如说银行，银行的信贷员就是审核这个的，会计师就是评估这个的。我说我这个房子很值钱，你说不值钱，你去找人评估，银行有审查职责。个人借款，你也要审查他提供的信息可靠不可靠，他未来可不可能盈利？这是债权人的责任，你不能说借钱人诈骗你。
回到吴英身上，即使杀了她也警示不了高利贷的蔓延，对社会没有好处。现在我们是民事案上升到刑事案，刑事案又炒成了政治案。涉及民间借贷的刑事案件本质上是让她还债，如果把债还清了是不是能够减轻处罚甚至不去处罚，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取向。我们想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提出来少杀、慎杀，还应该提出少刑、慎刑。
（作者为大午集团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