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四日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重庆歌剧院的原创新歌剧《钓鱼城》的首演。此剧的题材取自当地13世纪的史实，描写了南宋末年钓鱼城的守将王立及他的军队顽强抗击蒙族军队三十六年，面对南宋太皇太后已经下诏投降，被王立守军击伤而死的大汗蒙哥曾下达过对钓鱼城的屠城令，而现任大汗忽必烈对屠城令犹豫不决，经思想斗争选择了从保全全城百姓的生命出发，争取忽必烈放弃屠城之举，使军民体面归顺元朝的故事。歌剧的编剧是冯柏铭、冯必烈；作曲是徐占海、王华；导演是王晓鹰、焦刚，副导演孙育斌；指挥为许知俊，指挥助理为郭修武；舞美设计为刘科栋；灯光设计为刘建中；服装设计彭丁煌。
首演现场，观众的精神被紧紧抓住了。音乐的演唱、演奏、角色的感情纠葛、戏剧情节的发展、演进、布景、灯光的置换等歌剧的各种要素已然融为了一体，按创、导的意图汇成了一首非战、和平、化剑为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赞歌。面对着剧情中人民的苦难、主要角色抛弃个人荣辱、怨恨，以民为重的抉择，有的观众不禁落下眼泪。首演无疑是成功的。
此剧的作曲体现了继承民族传统，学习西方作曲优长的理念，具体分析，有四个特色：
第一，应用了主题、动机呈示、贯穿发展、再现等技法来塑造主要人物和人物群体的形象。如曾用于岳飞词《满江红》的古曲主题来塑造王立形象中的忠君、守土、保民的核心情感和观念。用一个原创的优美抒情的主题代表残酷战争中爱民、悲悯的一种情怀。
第二，以地方民歌的素材体现了民族和地域的特点。如在合唱中多次应用四川民歌的典型的声调，著名的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的主题也被穿插在音乐中。蒙古士兵的合唱中我们听到了蒙族民歌的典型调式和终止模式。有的地方除了交响乐队，还应用穿插了二胡的如泣如诉的演奏。无论川音和蒙族音调，还是二胡演奏的幽怨的旋律，都能唤起人们的乡愁和对回归和平生活的祈愿。
第三，应用从西方音乐借鉴的和声、复调、配器的技术突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某些中国歌剧的调性单一，和声单薄，主要靠好听、方整的歌唱旋律表现的局限性，体现了多声音乐的连贯性和交响性。这种交响性在序曲中已经出现，而且贯穿歌剧的始终，以和声、调性、配器挥洒出的发展、变化，仅以音乐行为就已经体现出史诗性和戏剧性，产生了紧扣观众心弦，引人深层次体味思考的效果。如：有时歌唱演员唱的旋律并非音乐主题，而音乐主题此时反而出现在乐队中，在歌唱的叙事过程中成为人物性格音响化的背景；有时人物演唱段落的尾部应收束、解决的时候，有意识地使调性模糊、转移，到下一个段落开始进入新调性时，使人觉得轰然而立，仿佛眼前的视野因调性的转变而豁然开朗，进入全新的境界。
第四，音乐创作在编剧和指挥、导演的合作中完成了对剧情的立体表达。如：在大量应用的重唱、合唱中不同角色和群体同时演唱出不同立场、角度的不同情感和内容，将戏剧冲突以音乐形式立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王立、王母、忽必烈、熊尔夫人的重唱是如此，熊尔夫人和钓鱼城军民合唱是如此，蒙古士兵带着仇恨合唱的“屠城！屠城！屠城！”以及同步进行的钓鱼城军民以不屈不挠精神唱出的“来吧！来吧！来吧！”也是如此。蒙族草原上的孩子和钓鱼城的孩子们思念亲人、歌颂家乡的合唱更是如此。这种立体的表现手法极大增强了戏剧的表现力。
歌剧的舞美设计很有特色。长期战争中的钓鱼城城楼部分破败，但整体坚挺。迎面、背面、侧面在转台之上都可根据剧情需要以不同角度进入人们视野。群体演员站在这个转动的景观上配合音乐，使观众产生速度和情感交织的效果，又带来群众上下场的方便。第二幕王立家中熊尔夫人养病的病床以起吊和放下的简洁手法就可换景，完全让观众相信时空的转换。随情节、情感的变化的灯光应用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剧中本院的合唱和乐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合唱的声音融合、整齐、有力，唱出了和声的立体效果。乐队的层次、起伏合理。在指挥、导演的驱动和协调下演员独唱、重唱、合唱和乐队能较好地配合，以一个整体的意志出现，演绎着剧情的发展。无论外请的主要演员和本团的主要演员都能做到表演得当、语言清晰，发声能力涵盖三个声区，较好地胜任了有相当难度的唱段。
众所周知，作为严肃艺术的大歌剧（或说正歌剧）制作成本很高。限于国情，难于长时间连续演出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重庆市文化部门支持下，重庆歌剧院能首先考虑应有的社会效益，而不是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效益，筹集重资，在充分动员，发挥本院演职员潜能的基础上邀集我国重量级的编、创、导队伍,生产出这样一部大歌剧，为繁荣我国的歌剧宝库做出贡献，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有的角色剧院不仅安排了本院的A B角，还安排了C角，而且让每位主要演员均有排演的机会。我看了彩排和首场两组演员，感到在剧中无论扮演王立的刘广、李宏，扮演熊尔夫人的车璐、赵丹妮，扮演忽必烈的王凯、杨嵩帆，还是扮演王母、蒙哥或其他角色的演员都有认真、合格或上佳的表现。
仅通过彩排和首演的情况分析，作为尚存的弱点和待改进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剧情创编角度来看，王立和忽必烈谈判的过程还有些简单化。有时我想：王立应该要求只让自己一人或一家赴死而保全全城军民性命，而且让忽必烈当众发毒誓，方肯放元军入城，这样才更合乎情理。忽必烈欠缺统一内部思想的过程。入城前他应下死命令只要放下武器，不准杀害城中一人，才能宣布谈判成功。或安排在城中有相当数量的被宋军俘虏的元军战俘，这样谈判成功才更合理。目前王立提出的条件是不放下武器，但终场的最后王立部队和元军都放下了盾牌，似乎平等地实现和平，也有些悖于情理。
第二，作曲中对角色的宣叙调的处理仍然没有突破。音乐音调和语言应有的音调不协调，国人听起来仍不够顺耳，应研究如何使音乐的表现力和汉语言的音调美达到双赢和完美统一。
第三，在声乐的演唱方面，学习西方传统歌唱的优点应再深入一步，更上一层楼。如在声音审美上不仅要在高声区稳定延长，还应泛音丰富，有宽松感和流动感。不但要有结实、明亮，还要有能渐强、渐弱、可控、可伸缩的性质。不但三个声区都能唱，还要在三个声区之间更加连贯、统一、整体共鸣和富于立体感。以正确、全面的审美要求自己，就能在声乐上进入更高的境界。
一个艺术作品需要在创、排、演几个方面，在多次舞台实践中，在演员、观众的交流中反复磨练，才能出现传世的精品。从几次观看重庆歌剧院的歌剧演出中我感到了一种生气、朝气，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来自他们长远建设的眼光和以人民为本，以观众为主人，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的理念；来自以开放和埋头苦干、实干的作风办剧院的精神。
石惟正：天津音乐学院原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李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