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力为生在香港。1992年，他从香港出发到比利时，在比利时国家高等舞台艺术和传播技术学院学习摄影。1996年，返港两年的余力为，并未找到出头机会，却在香港独立电影节上，偶然结识贾樟柯。余力为跑到山西的小县城，用两盏灯和少得可怜的胶片，帮贾樟柯拍出那部著名的《小武》。1998年，香港回归刚满一年，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开拍，余力为再度回到香港，为这部电影掌镜，“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电影工业”。不过那以后，香港这座城市极少出现在余力为的镜头里。
余力为的职业生涯中，香港虽不是重心，却是个令人无法忽视的节点。壮怀激烈、野心勃勃的《千言万语》拍竣后的第13个年头，余力为第二次在香港完整地拍了一部电影，又是同许鞍华合作。这回的《桃姐》，只有静静的生活。当然，是香港人的生活。余力为说，这一次他看到的香港，开始变老了……
许鞍华是我的伯乐
大众电影：《桃姐》已经是你同许鞍华导演拍摄的第三部电影，能谈一下你和她之前的合作经历吗?
余力为：我跟许鞍华导演认识了十几年。第一次跟她合作的电影是《千言万语》，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工业架构里头拍一个电影。因为之前的《小武》相对来说，算是一个独立电影。许鞍华导演对我来说，是一个伯乐，也是一个恩师吧。之后由于档期等其他原因，我们就没有太多合作。但我们―直都是好朋友，互相关心对方的创作，有时候也出来聊聊天。第二次的合作，应该是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她已经拍了一半，之前的那个摄影师档期有问题。所以，我就替他完成后半部电影的拍摄。
大众电影：你和许鞍华导演认识这么多年，你们在一起工作的感觉有变化吗?
余力为：当然很不一样啊。第一次合作，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她是一个资深导演。其实，我自己或多或少都会心虚吧，常常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我觉得她十几年来的改变，可能是她现在更游刃有余了吧。在《桃姐》的拍摄中，她更自由。她拍摄的手法没有以前那么固定，而是采取了开放式的态度去拍戏，包括她更能接受现场的分镜和调度。以前，她可能是前期就会做很多机位图和分镜本。这种自由和开放，可能也是因为《桃姐》本身的特殊性。电影中，老人院里面的大部分场景都是真实的，等于是要把演员放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头，让他们融入人群里面。
记录一个真实的老人院是最大的挑战
大众电影：你这次为《桃姐》掌镜，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
余力为：对。开拍半年之前，开始筹划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约定，肯定要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大众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桃姐》的故事都和老人的日常生活有关，你作为这两部电影的摄影师，是巧合吗?
余力为：巧合吧。虽然《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桃姐》都在说老人的故事，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采用了一种为人物画肖像的做法去拍摄，等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嘛。而《桃姐》相对是一个实感比较强的故事。我觉得有挺大的区别。
大众电影：许鞍华导演曾经说，《桃姐》在老人院实拍的时候，你抓拍了许多镜头，导演当时都不知道，后来放到电影里效果很好。能聊一下当时拍摄的情况吗?
余力为：其实在最后的完成片中，这种抓拍的镜头也不算很多。我们是按照老人们的作息时间去拍，比方说，他们中午几点吃饭，我们几点拍：他们几点睡觉，我们几点就收工。那些镜头是没法重演和排演的。我以前拍纪录片给了我许多很好的经验，我会对现实有预见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很好地去保住人物的细节。
比如说有一场戏，叶德娴扮演的桃姐第一次进老人院，她要进门，从一群老人中间走过，进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一个很长的镜头，我们就很紧张，怎么能在那个过程中，把其他老人的反应拍下来――因为只能拍一条，如果拍第二条，那些老人再看见她时，就表现不出好奇的感觉了。我们就采取多机拍摄啊，用抓拍和偷拍的方法啊。
大众电影：这场戏是你遇到最大的挑战吗?
余力为；是的。其实，我不害怕在老人院里拍一个纪录片。我害怕的是，把演员放在老人院里头，用一种纪实的风格去拍摄。本来把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放在一起不是个新鲜的做法，不过，《桃姐》中的非职业演员是一群老人。老人院的老人到了一个特别老的年纪，就恢复到一种小孩的状态，相对自我，相对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所以，你几乎没法调度他们，只能是按照他们的行为和做事方法去场面调度。这不单对摄影师是个挑战，对演员和导演都是挑战。要把这样的拍摄做得不留痕迹、很有说服九是相当困难的。
大众电影：你曾经提到过，灯光设计上你一直比较倾向现实主义的方式。《桃姐》是否也延续了这种布光方式呢?
余力为：应该说，还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布光方式，比较注重有源光的设计。不过，《桃姐》的影像也有一些表现性的东西，包括属于桃姐的空间，她在主人房里的私人空间，像一个小窝一样的地方。我相信，在一个现实主义电影中，需要寻求表现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痕迹的设计吧。
香港变老了
大众电影：《桃姐》的影调有些怀旧的感觉，拍摄时，你和许鞍华导演是如何考虑的呢?
余力为：《桃姐》当然是有怀旧的基调在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刘德华演的那个少爷Roger，本身就是一个很怀旧的人。这个角色的原型(本片监制李恩霖)就住在一个80年代风格的房子里，他的所有家具和日常用品从来没有换过，这样一个空间好像凝固在80年代一样(笑)。第二个原因，影片中大部分的外景地，老人院和街道都在香港的深水�，那是香港特别老的一个地区没有太大的开发和发展，也是一个好像凝固在80年代的地方。这两个原因可能就让《桃姐》的影像有怀旧的感觉。
其实，《桃姐》的主题本身就很怀旧。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香港进进出出这么多年，现在回看一下香港，这个城市本身也老了。你看它的面貌，改变的痕迹越来越少，发展步伐放慢了。从这个角度考虑，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说的那种怀旧，也是因为香港老了……
大众电影：《桃姐》中，实景拍摄和影棚拍摄的比例是多少呢?
余力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实景拍摄吧。
大众电影：叶德娴凭借《桃姐》成为去年的威尼斯和金马双料影后。在你的摄影机前，她是一个怎样的演员和女人呢?
余力为：叶德娴，她肯定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员，她在唱歌和表演上都很有才华。她是一个鬼才吧，不论片场还是生活里面，都能给人很多惊喜(笑)。最后，我觉得她那一代人，确实能代表一种香港女人特有的气质――具体我也说不上来，那是她们的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才能造就的一种气质。
大众电影：《桃姐》是你同刘德华第一次合作吗?在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电影中，他的表现如何?
余力为：其实我和刘德华以前也拍过一些广告和MV。我觉得，他这次的表演特别内敛，很 到位吧，他那种真实是我们很少看到的刘德华的真实。他是个偶像，在某些类型的电影里，对他表演来说这是一个障碍。像《桃姐》这种，确实是一个挑战。
许鞍华是一个有勇气的导演
大众电影：据报道，许鞍华导演在筹备《桃姐》时，曾经遇到过资金问题。那么，《桃姐》在拍摄中受到过这方面的影响吗?
余力为：拍摄还是很从容的。筹备的时候，我接到《桃姐》的剧本，包括后来跟许鞍华导演的沟通，我会知道，有些事不是钱能解决的。不是说你有很多钱，就能重建现实。许鞍华导演要从现实里头提炼的那些东西，确实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摄影方面，我要求一个更大的机动性，所以器材和团队会小一点，拍起来就相对从容一点。
大众电影：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桃姐》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
余力为：《桃姐》是一个相对难得的华语电影，说实话，现在的电影产业的形势下，能有导演去拿这个题材拍，确实已经代表她的一种勇气。这部电影更深层的东西，是把我们中国人很少提到的“生老病死”的命题拍得很不一样。许鞍华导演曾经说过，她不想把这个题材拍得很伤感，反而是想加一些喜感，抱持着乐观的情怀。在华语电影里头，确实很少有人这样做，而且她做得非常到位。我觉得很成功。
大众电影：在一些报道中许鞍华导演谈到，为自己的电影找投资难。这对一个好导演来说，是个很无奈的处境。你认识她也有很多年，怎么看这样的状况呢?
余力为：她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导演，从来没有因为电影工业环境的改变做出什么妥协。她面对的处境跟大部分华语电影导演的处境很像，整个工业生态在改变。十几年前，我人行的时候，中国票房几乎是不用提的事情，到现在，每年票房的增长让大家一窝蜂地去做所谓的商业电影。这种改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我觉得调整不等于妥协，调整等于在工业生态里头找一些机会，找创作和这个产业的结合点，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完全妥协的话，那是一种盲目吧。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大众电影：近几年你担任摄影师的电影中，《维多利亚一号》显得有点特别。彭浩翔导演是个总有些“怪主意”的人。当时，你为什么会同他合作呢?
余力为：确实，在拍《维多利亚一号》之前，我们也不是很熟悉。我对城市化面貌的表现方式，他可能更喜欢，所以找了我来拍摄。《维多利亚一号》是个很类型化的电影，但是它的骨子里是个很现实的题材――香港人买不到房子。他要说一个特别沉重的题材，大家都觉得可悲的事，却要用类型化的方法去解决，这是一种挑战。
大众电影：《维多利亚一号》的拍摄经验，对你来说有哪些新鲜的东西呢?
余力为：一个电影完全在摄影棚里拍，这是第一次。每天都在棚里想各种调度，每天都是喷着血在拍(笑)。我觉得有点回归从前摄影棚时代的感觉，对我们这一代电影人来说，是很新鲜的。
大众电影：去年，你在法国和娄烨一起拍摄了电影《花》。这是你第一次全程在国外拍片吗?法国人的工作方式有令你印象深刻之处吗?
余力为：不是第一次，以前也在国外拍过，时间不是很长。这回只有我和灯光师是香港人，其他部门都是法国团队。不单是法国人的工作方式，欧美电影的制作条件，他们是一种理性管理，计划性和预见性很强。好处在于你能按部就班做事情。坏处是他们对计划的要求太过严格，像我们做独立电影出来的人，不太习惯。比方说，你今天本来应该拍这里，后来又想拍那里，这在国外不太可能。这不是工作方法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气氛。
大众电影：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吗?
余力为：当然有，比如理性的管理、计划以及分工。你从好的计划里面找宽容度和能动性，其实好找。如果是一个乱的局面，那并不是所谓弹性的计划。
大众电影：《三峡好人》之后，你和贾樟柯导演合作拍了许多纪录片，或者说纪录性很强的作品。纪录片拍摄，对你的技术和美学观念有什么新的影响?
余力为：从《二十四城记》到《海上传奇》，我们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探索。《二十四城记》采用相对传统的纪实方法，而《海上传奇》结合一些故事片的处理方法，会有风格化的影像处理。我一直以为，纪录片不一定就是在原始素材做选择，它可以有跟剧情片手段的结合点。
大众电影：贾樟柯导演正在筹备《在清朝》，你们会再次合作吗?
余力为：《在清朝》应该会在今年内开拍，具体时间还没定，我们还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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