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创新，成为各界议论的热点，各行各业学习的重点，各条战线发展的基点。值此，学术界更应该积极探讨相关问题，为理论探讨和实践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持。 1 锐意创新治学法的性质和意义
锐意创新治学法，就是以继承性研究为基础，以刻意追求创新为出发点和终极点，以敢于、善于探索和突破为方式，获取学术研究的新颖成果的治学方法。其中的锐意是指态度坚决，意志坚定，不懈坚持。这样的“三坚”，完全与态度迟疑、意志迟滞、追求迟缓的“三迟”格格不入。凡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对此法情有独钟。他们的学术成就，完全与此法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都是此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
锐意创新治学法，是有志于学术创新的学者须臾离不开的治学法，是如同神髓贯通于其他治学法如紧扣问题治学法、史论结合治学法、专题累进治学法等的治学法。这是因为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大而言之，它有利于中华复兴，民族强盛，人民富裕。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治学法，归要结底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是不难推导的正确结论。其二，就学术本身而言，它有利于学术进步，科学发展，文化繁荣，铸造中华文化软实力。这是它生发的直接结果，难以估量其价值的结果。其三，就深层而言，它有利于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培养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
2 锐意创新治学法的特点
对于锐意创新治学法的特点，可以从此法的指导思想、治学内容、治学方式、治学手段、治学过程等方面加以探讨。这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但是，只要抓住如下几个主要特点，还是可以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此法。
其一，创新成果——贯穿此法的核心内容。锐意践行此法，说到底就是追求创新成果，而且是自始至终。概括地说，学术研究的创新成果必须具有新颖性、独创性、价值性。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方面：一是在对学科问题的整体性把握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解释；二是针对学科现实面临的尖锐问题所作的科学阐释；三是在史料的钩沉与研究中所获得的新见和发展。闭如对上列学术原创再作进一步的展示，一般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一是理论创新，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二是材料创新，如钱钟书先生繁征博引的材料；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如张岱年先生创用的“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三者结合的综合创新法；四是文本形式创新，如钱钟书的杂记体。通过以上分析创新的“三性”、表现方面、体现层面诸问题，我们对于“创新”作了全面的认识。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创新的核心含义是“引人新要素”，“实现新组合”。州熊彼特的简明的、精辟的说法，会给我们认识“创新”提供特别的思考途径。
其二，创新精神——贯穿此法的主要精髓。创新精神，就是怀疑精神，于无疑处生疑，不因循守归，亦步亦趋；创新精神，就是勇于挑战、敢于进攻的精神，即使对权威观点、学说、理论，也敢于提出疑问，发表见解；创新精神，就是创造精神，就是勇于突破旧说，敢于创造新说的精神。有了创新精神，治学就会坚持采用创造性思维，就会独立思考，就会求真求新。许多学术大家的辉煌成就，就是践行和发扬创新精神的结果。
其三，“四阶段”说——贯穿此法的显著步骤。“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提出并认为，无论哪一种创造活动，无论其规模大小，创造过程一般都必须经过四个阶段：准备期、酝酿期、明朗期、验证期。”无数学术实践证明，践行创新治学法，也同样经历着异常明显的四个阶段。自然，四阶段并非泾渭分明，也非等期齐观。简略地说，在准备期，进行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和整理，并提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酝酿期，沉下心来，深入思考，多方假设，不断否定、选择，向新的组合和创意逐步逼进，为质的飞跃而蓄势；在明朗期，经准备、酝酿，则呈现顿悟和突破，新见脱颖而出，妙法顿然而现；在验证期，则需科学评价，作进一步论证和验证，以求周密和完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他治学法如紧扣问题治学法、史论结合治学法、专题累进治学法也会具有上述四过程，只是各自的侧重点，各过程的特点有所不同而已，其健全程度及明显性不同而已。
3 锐意创新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创新治学法，随着学术的诞生而诞生，随着学术的发展而发展。它打着不同的时代色彩。随着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它具有更加浓重更加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些都为我们探讨并总括锐意创新治学法的形成基础，提供了坚实的深厚基础。归结一下，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其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关于创新的重要论述，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其明确的指导思想。举其要者，如：毛泽东同志说：“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江泽民同志说：“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我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世族之林。”胡锦涛同志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自主创新能力又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中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性创新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吸收再创新能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简言之，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位同志的论述，对创新的性质、意义、类型、途径等问题作了高瞻远瞩的富有战略指导意义的阐述，毫无疑问，它们是各类创新，如文化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等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证明。它们也是形成创新治学法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有了这个基础，践行创新治学法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不竭动力，就能获取辉煌的学术成果。 其二，我国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各种创新经验。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丰富的例证。这里，仅举三例。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并发展。“这个理论体系，包含一系列独创性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它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指导作用。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专家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和《七个怎么看》等宣讲文献。这两本书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诸多令人困惑的现实问题。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它是新理论如何联系新实际的极好创新教材。三是著名科学家王选等创建的北大方正的不断创新技术的业绩。王选领导的科研团队，“跳过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成功“第四代激光照排机”，之后不断拓展新领域，获得技术创新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的崭新印刷业等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综合而言，各类创新都离不开准备、酝酿、结题、验证的探求过程，都为总结创新治学法创造了大量的鲜活的事实依据。
其三，古代的学术创新经验，是当代创新治学法的历史渊源。尽管古代的学术创新思想是朴素的、缺乏系统理论的，但是历代的学术经验为我们从实践上总结、理论上提升创新治学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这些历史资料看，实际上不外乎治学领域创新、治学内容创新、治学方法创新。对此，我国近现代的学者曾作过总结。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说：“中国的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之点有三：1、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2、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3、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由此可见，按章太炎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在诸多领域是有成就的，但尚需在经学、哲学、文学领域求进步，求创新。现代著名学者陈士林先生说：“这就是古人所常谈的治学要‘读书得间’了。无论古今中外，书刊上的间隙是不少的，只要我们立志创新，‘得间’和创新都是可能的。”由此可见，古人总结的“读书得间”说，实际上就是治学的内容创新说。陈先生还从自己的治学经验出发，对古人的“得间”——创新要点作了较全面的诠释，这就是：对旧说旧注的艰深奥秘处加以翻译注释；对旧说旧注的隐晦处，加以阐明；对旧说归注的草率简略处，加以申说详述；对旧说旧注的遗漏处，加以补充；对旧说旧注有误或自相矛盾处，加以揭露订正；对旧说旧注局限于门户派别的偏见，加以疏通；另外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处、牵强附会处、迂证臆断处、弥缝曲解处、异文互乖处，一一加以探求。对古人的“读书得间”说，季羡林先生在《我的学术总结》一文也有阐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对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的开拓之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的“释证”、“补正”、“参证”三点开拓之功，实际上是治学方法的创新，它不仅是治史的圭臬，也是治文学、治哲学的良方。
4 锐意创新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应用锐意创新治学法，需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要大力加强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优秀治学人员必备的首要素质。这种素质，只有经过长期培养和锻炼才能逐渐具备。因此，学者们要在善于大胆怀疑、勇于创造性思考、百折不挠探求几方面狠下功夫。否则，就会大量出现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费曼所讲的“祖神来归式”的“科研成果”，即“从表面上看，符合所有技术原则，并且遵从科学研究的形式，但是他们丢掉了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按创造性东西）”的“科研成果”。
其二，正确处理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这是学者必须处理的重要关系，而且是要不断处理的重要关系。著名科学家牛顿说过：他之所以在科学上有重大成就，就是因为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前人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牛顿的名言，是创新和继承关系的最精辟阐释。具体而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下几个关系：一是旧说与新说的关系；二是师承与突破的关系；三是固守自我与超越自我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就要把继承作为基点，把创造作为根本追求。非如此，就不能解决好两者应有的辩证关系，也就不能“点石成金”与“披沙拣金”。
其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创新和灵感的关系。在科研活动和文艺创作中，灵感像不速之客会突然拜访学者和作者，并带来令人惊奇的礼物——创新的奇思妙想。此时此刻，学者或作者心境高度兴奋，思路豁然开朗，顿悟和突破的火花忽现。这便是创新的前奏。但是，俄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灵感是一个不喜欢拜访懒汉的客人。”俄国著名画家列宾说：灵感不过是“顽强地劳动而获得的奖赏”。可见，灵感与艰苦努力、不懈探索相伴相生。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先生就说过：“一分神来，九分汗下。”因此，只有长期积累，忘我拼搏，苦苦追求，才会突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奇境。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故事，是对创新与灵感关系的最生动的解释。牛顿并非偶然看见树上一个苹果落地，就灵机一动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而是由于他早就研究了开普勒的天体运行规律和伽利略的物体落地定律，长期地在思考这个问题，一旦看到苹果落地的现象，才能悟出万有引力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