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予同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所提出的平民主义教育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他基于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深入认识，大胆冲破传统教育思想束缚，提出了终身教育和延长义务教育思想，极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关键词]周予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
周予同（1898-1981），原名周毓懋，学名周禭，又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在教育方面，他不仅积极参与教育实践，创办《平民教育》杂志，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最初，他的平民主义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的性质，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教育制度的不平等，所以他非常赞成当时风靡学界的教育救国论。后来，随着平民主义教育的分化，他的平民主义教育自成一家，独具特色。以下，拟对周予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思想缘由、思想内容、思想意义等重要问题予以论述。
一、周予同倡导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缘由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数次的危难，也经历了洋务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等教育思潮，但是“每一次的国难都在中国教育制度或思想上起了作用，然而每一次的教育制度或思想的转变仍然无法抗击下一次的国难的来临。”[1]周予同认为“教育之所以不能阻止国难，国难教育之所以长期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教育者忘记了大众，欺骗了大众，利用了大众而又丢弃了大众”。[2]中国政府每次在国难之后所实行的普及教育，义务教育不过是愚民的教育，这些教育制度的目的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罢了。
中国近代教育所奉行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普通百姓读书的机会仍然有限。就是在20世纪初，国家制定新的教育制度对贫穷百姓进入学堂学习也有很多的限制。如清政府制定的壬寅学制，对录取学生的要求是“凡京城学堂和外省学堂均须有保人在京在省”[3]这对普通贫民百姓甚为苛刻，而且学制太长一般劳苦大众根本无法负担起子弟上学的费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新教育的实行仍然只是针对少数人的教育，真正为穷人开放的学校也很少，而且大多数学校建在城市，没有身份、地位、金钱的穷人仍然无法接受教育。国难当头之际，统治阶级不能觉醒，即使觉醒了，为了自已的统治也不愿去对劳苦大众实行真正的教育，他们害怕好不容易建立的新政府重蹈清朝灭亡的覆辙，依然认为“帝国主义固然可怕，然而大众的力量更其可怕；帝国主义者的喝血还可以用大众的生命去喂养，以苟延统治者自身的残喘，而有组织有训练的大众将给这些统治者以致命的直接的打击！”[4]针对这种情况，周予同开始研究中国当时的教育现况，探索教育的突破口，并提出了他理想的教育制度——平民主义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予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源自“社会环境的悲剧所唤起的反感。”[5]1920年，他在毕业论文《我理想的教育制度》中充分阐述了平民主义教育的理论。
周予同生活在清末民初，幼年时期，他就看到周围大多数穷人没有读书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是“因为经济和现行教育制度的压迫”，[6]很多有志气、有才智的人无法接受教育，这一现象使他深刻体会到中国教育制度的不公平。在大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国外教育思潮的传入以及对社会的深入观察使周予同更加肯定中国教育制度的失败，他揭露现在的社会是不平等的，在这上面建立的教育也跟着不平等。他把教育制度的不公平与社会制度的不平等联系起来，挖掘教育制度不公平的深层原因。当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聚集了许多思想自由的文人志士，他们多是出国留学归来受西方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熏陶，对于中国社会现状极度不满，极力想挽救中国走出困境，因此大力宣传国外的改革制度。同时，杜威于1919年受中国教育界人士的邀请来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年多的讲学，为中国在教育方面输入了新的内容。特别是他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包括周予同以及力倡平民教育的许多同仁们在内的专家、学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周予同之前在脑海中所构想的理想的教育制度增添了信心。杜威在中国的讲演《教育哲学》中提到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对此，周予同深有同感，因此他提出：“人的生活一定要受教育的支配。”[7]认为平民教育应该是全民参与，尽可能人人都接受教育，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方能强盛不衰，这对于改变只供一部分人享有的特权的中国传统教育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为了宣传平民主义教育，周予同积极参与组织平民教育社。平民教育社提倡通过普及教育、改革教育以改造社会的一个社团。该社的宗旨致力于“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并于1919年10月10日发行社刊《平民教育》。其总的主张是通过教育的革新来改造社会，认为教育的“根本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基础。在创办平民教育的《发刊词》中提到：“不先有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那能使用平民政治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来细谈根本改造的教育，不愿去高论‘空中楼阁’的政治。”[8]《平民教育》及其对平民主义教育的传播，给周予同终身致力于研究与实施平民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周予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
周予同提出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以全人类的幸福为目的，内容包括：
（一）主张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清政府于1911年正式提出试办义务教育，并于该年7、8月学部派人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议议决了《试办义务教育章程案》等文件。明确规定以四年为义务教育期，同时提出了试办义务教育的办法。1912年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同样规定了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自清未到1912年拟定、酝酿了10年之久的义务教育之事，终于得到认定。1919年周予同针对之前的义务教育提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即：“学校教育纵的延长”。[9]他认为“现在新组织为全人类幸福计，自小学到大学或专门，都应该称为义务教育。”[10]在周予同看来，义务教育具有统一性、免费性，应该由国家出资使每个人都享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他还说“现在社会的青年每每因经济的压迫，不能继续求学”，[11]由于经济的原因绝大多数的人不能接受教育，教育反而成为“特殊阶级装饰门面的装饰品”，[12]所以既然国家提出要办义务教育就应当包括大学和专门的教育。只有这种从小学到大学或专门学校的义务教育才能摆脱传统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象，使教育不至于成为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同时他对大学或专门教育进行了解说，他说“这里所谓大学或专门，并不是程度的深浅，不过学理与应用的不同。至于入大学或专门，可以由个人的自由和他对于研究学理或应用的趣味而定。”[13]从延长至大学和专门教育看出，周予同提出的这一理念充分表明了他希望学生的个性得到发挥，根据兴趣爱好研究自己喜欢的领域。周予同提出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即使今天的教育也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从他提出的延长教育年限看出，当时国家实行的四年义务教育不过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国家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平等的教育就应该使每个学生享有全部的学校教育。 （二）打破贫富阶级界限。中华民国成立后，在教育方面实行的义务教育并没有改变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周予同说道“现在的学校可算是富者的专有品；贫的人对于这精神幸福生产是没有份的。各文明国自豪的义务教育，不过是注射麻醉剂，使一般平民将来可以肓目的狂热的为特殊阶级或国家去牺牲自己就是了……他们虽有学者的天才，可是受经济的压迫，不能不牺牲。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底下，埋葬而且堆满了无数有天才而夭折的学者的骷髅。”[14]真正的教育是不属于贫苦大众的，上层阶级即使能够让贫苦大众接受教育，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所培养的所谓的“人才”也不过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这种教育权利的不公平显示了阶级观念的严重性。周予同提出“新组织的学校应当容纳全人类中的6-24岁的少年和青年，不仅像现在不彻底的义务教育免除学费，并且应该由社会担负一切的消费”，[15]在传统等级观念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只有国家承担一切教育费用，才能打破教育贫富阶级的界限。因此，周予同认为中国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国难时期，少数几个人的醒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只有通过教育唤醒大众的的意识，中国才能得救。因此他认为“如果真的大众教育出现了，不仅大众得救，不仅在大众里的我们也得救，而且大众所集合所寄托的国家也得救了！”[16]
（三）倡导终身教育。周予同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他认为大众教育决“不是口号文章或局部的对大学生加点军训或军事化等学程”。[17]它尤其需要国家花费巨大的代价付诸实施，真正使全体公民都能够接受教育，而且都尽可能地受到良好教育。在这里，为了能够凸显平民主义教育，他提出使“全人类应该无报酬的受均等的教育，并且教育要支配个人一世的生活。”[18]最终使得任何人的教育权利都不可被剥夺。在他提出的终身教育的具体方案中，他把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分为五个阶段：胎教以前时期的教育、胎儿时期的教育、幼儿时期的教育、学校时期的教育和社会时期的教育。在他看来，每个阶段的教育在终身教育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并认为“教育就是生活，而人的生活一定要受教育的支配。人所以为人，在于他的理性，而理性不是教育不是陶冶的。所以个人没有受充分的教育，责备他有完满的理性，那是不可能的事。社会没有给个人受充分教育的机会，而责备或禁止他的不道德行为，这不过反证社会组织的不完全就是了。”[19]想造就完美的人非得实行终身教育不可。因此，他呼吁“非常时期的教育不是口号文章或局部的对大学生加点军训或军事化等学程所能解决的。我们要从中国史上了解国难，要从中国教育史了解历来教育的失败，要从世界现代史上了解大众教育在教育中之无上的真实的价值！”[20]在任何时候要想培养大量的有用之才，非得进行普遍性的教育不可。
（四）关注平民主义教育的实用性。周予同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似乎太偏于精神方面了”。[21]他反对学校“有劳动能力的青年，在可以劳动的时间内，作种种无生产而消费的游戏或运动。”[22]并且主张在学校时期内实行泛劳动主义。他认为之所以工作不能代替劳动的原因，“实因为现世经济制度不合理，使人认工作为一种强迫的忍痛的行为。若根本改造经济的组织，使工作成为艺术化，未尝不能发生快乐。”[23]不能否认，学能所用是教育追求的最终目标。但是在二三十年代从国外移植来的新教育应用在我国国情上，在实用性方面不能不说有其失败的地方。对于不顾国情，盲目移植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就其失败来说，周予同认为除了经济原因以外，“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怪中等教育本身的失败。”[24]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中学毕业学生真正能升入大学者，为数尚不及中学毕业生总数百分之十五，其余的百分之八十五，大部分都由于经济困难，或在乡间服务小学，或即游手好闲，流为绅士，或出而插足政界，专事钻营，但就一般情形而论，失业者总居多数。”[25]对于师范教育“多半由于经济关系（可免缴学膳费，）并非有志服务小学，故毕业之后，或因无法谋得教师位置，赋闲家居；或虽身为教师而以待遇太低，中途改业。总之，真正师范生去作小学教师又能始终安心供职的，实在为数太少。”[26]在职业学校方面，由于“设备太差，校内多无实习场所，故学生在校并不能习得真正技术；即能偶尔习得一二，又因出校后无相当的生产机关足以收容，仍和普通中学毕业生同样没有出路”。[27]因此，周予同认为这样的教育“只有在为特殊阶级的子女完成身分和造就教书匠的方面，总是有用的。”[28]
纵观周予同平民主义教育，可以看到他敢于冲破中国古老的传统教育思想，大胆提出自己理解中的平民主义思想，提倡人格上的平等，教育的民主，呼吁人人都有接受教育、寻求教育发展的机会和权利。在其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中，明显地表现出反资产阶级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周予同提出的平民教育思想构想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
三、周予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通过对当时我国教育现状的深刻了解，周予同提出的平民主义教育对后世的教育改革有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为普及大众教育找到了一套完美的理论支撑。周予同认为在国难时期政府应该“趁这机会来组织大众，训练大众，站在大众的利益立场上给这教育制度以更大的改革”。他为这种改革提供的方法就是实行终身教育、义务教育和泛劳动教育。尽管他的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不可能实现，但是他为通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找到一种完美的构想。
二是周予同终身教育思想为中国实行优质的教育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理论构想。首先，终身教育思想本身隐含了教育民主与平等的要求。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对象仅限于特殊阶级的儿童、青少年，终身教育面向全体人员，应该是不论其性别、年龄、家庭等背景，都是接受教育、学习的对象。这种新的思想实际上就向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育要实现民主与平等，使人人受教育、人人皆学习。其次，周予同的终身教育涉及了人生各阶段的教育，由此拓宽了人们接受教育的空间，使民主平等原则能落实在教育上，为实现了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提供了理论。不论是从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角度，还是从社会生活的横向角度来看，终身教育都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纵向上，胎教以前的教育、胎儿时期的教育、幼儿时期的教育、学校时期的教育和社会时期的教育相互衔接，前一级教育是后一级教育的基础，后一级教育是前一级教育的自然延伸。在横向上，重新调配教育资源，使先天教育、后天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互沟通与渗透，各阶段教育相辅相成。在周予同的终身教育理想中，他把人一生各个阶段所涉及到的有关教育的方方面面考虑在内，他的终身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而且也包括学校以前的胎儿时期的教育和胎儿以前的教育，是造就完美人类的最佳构想。由此可见，教育民主或教育平等始终是终身教育的一项基本准则，终身教育对于实现教育民主、平等具有重要作用，周予同所构筑的终身教育体系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三是为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不平等找到了一种解决的方法。平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教育上的不平等现象，使人类都能享受教育的机会与权利。他所提出的义务教育即从小学到大学或专门学校，由国家负担来帮助学生完成学校的全部教育。义务教育具有的免费性、统一性和公益性使穷人在教育上能与富人有同等的机会与权利，使教育不至成为特殊阶级的专利品。
总之，尽管周予同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平民主义教育理论是为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服务的；尽管在那个时期这种教育思想不可能实现，但它毕竟是立足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教育理论，充满着浓厚的现代气息，它的价值是超越时代的。他的平民主义教育中的终身教育、义务教育以及无阶级的教育将永远影响我国的教育改革，为造就平等的教育提供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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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89.
[5][6][7][9][10][11][13][14][15][18][19][21][22][23]周予同.我理想的教育制度[J].民铎杂志，1921（3）.
[8]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三联书店，1978：338.
[12][24][25][26][27][28]周予同，等.中国教育现状之剖视[J].中学生杂志，1933（41）.
作者简介：郭争杰，女，河南周口，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