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责任取向；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企业特征 摘 要： 前人研究成果表明，个人及企业特征因素会对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产生影响。而根据我国企业的相关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特征因素对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产生的影响也不同：（1）高层管理者的年龄、所处企业的规模及地理位置均对其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影响；（2）高层管理者的性别及受教育水平、所处企业的性质对其企业社会责任取向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中图分类号： F272.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6-0063-08
一、引言 随着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对社会的影响愈加广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否，以及履行效果如何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波斯特等人认为，作为企业主要的决策者，企业领导者有更多的机会为企业确定伦理的基调，且企业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所持的价值观，会为企业的其他人员确立榜样〔1〕。一方面，高层管理者个人价值观不仅会受到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个人特质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与企业的一份子，又会受到来自企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性质、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等。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个人特征因素、企业特征因素对我国企业高层管理者企业社会责任取向的影响，以明确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而为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家提供理论基础和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取向（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ientation，CSRO），是指个体对组织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行为的整体态度〔2〕。Aupperle等人验证了Carrol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维度结构，通过因子分析，他们发现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是按照4∶3∶2∶1的比重存在的，并将其划分为经济责任取向和社会关心取向两个维度〔3〕。而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取向的研究成果，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个人特征因素和企业规模、性质、所在地等企业特征因素。
（一）个人特征因素
1.性别因素的影响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性别因素的影响做了大量实证研究。（1）性别对CSRO有显著的影响。Ford & Richardson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符合伦理的行为方式〔4〕。Ibrahim N.A & Angelidis John P.在对董事会成员性别与其社会责任取向的关系调查中发现，女董事更倾向于慈善责任，男董事更关注经济责任，而在法律和伦理责任方面，性别没有显著差异〔5〕。Kraft & Singhapakdi认为，在决定组织绩效时，女性更认同社会责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6〕。Burton & Hegaerty认为女性更加重视经济责任，而非经济责任相对不重要〔2〕。杨帆等人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明显地倾向于伦理责任〔7〕。（2）性别对CSRO无显著影响。McCuddy & Peery对171名大学生做了关于伦理信念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并无性别差异〔8〕。Burton，Farh & Hegarty在此基础上发现香港大学生在社会责任取向方面也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9〕。晁刚、袁品、段文基于大学生样本，认为高校学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取向无显著的性别差异〔10〕。陈汉辉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观点：他指出男女性别差异在社会责任取向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女性较男性略微看重慈善责任〔11〕。
颜 蓉 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影响因素分析以上研究结果显示：持显著差异观点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女性更倾向伦理、慈善责任，男性则更倾向于经济责任；而在持性别无关论的研究者中，在慈善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等方面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个人信仰和道德水平的影响
在个人信仰方面，国外学者有较多的研究，他们发现个人信仰对企业管理者的态度和行为有显著的影响。Singhapakdet等人以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成员为研究样本，发现每个人的信仰度不同，信仰度越高的人对伦理问题的感知和解决能力越高〔12〕。Ibrahim N.A & Angelidis John P.基于前期研究和新的样本数据，证实了学生的信仰与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和伦理责任的态度有显著关系〔13〕。John Angelidis，Nabil Ibrahim通过问卷分析发现，信仰度高的学生比信仰度低的学生在经济责任取向上更低，而在伦理责任上更高〔14〕。国内关于个人信仰和道德水平的研究较少，起步也较晚。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陈汉辉证实道德水平高者更看重法律责任，更不看重慈善责任〔11〕。
3.年龄因素的影响
管理者的年龄越大，越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观点似乎被普遍接受。Carlsson G & Karlsson K和Trevino研究结论表明，高层管理者年龄越大，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也越愿意遵守伦理准则〔15～16〕。Daboub & Rasheed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当管理者年龄越大时，其更愿意参与程序化和正式化的决策过程，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差，不愿意去接受变动带来的新挑战，不愿意更改旧的过时的产业和组织结构，更偏向于遵守法律伦理责任〔17〕。而杨帆等基于长三角都市圈的企业管理者样本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年龄因素对企业家社会责任导向以及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均没有显著影响〔7〕。
4.教育水平和教育背景的影响
Merritt研究发现，道德行为不受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背景的影响〔18〕。晁刚、袁品、段文发现在教育背景方面，经管学生比工科学生有更强的经济责任取向；在受教育水平方面，研究生比本科生更不愿意承担法律伦理责任〔10〕。杨帆等认为，教育背景因素对企业家社会责任取向以及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均没有显著影响〔7〕。孙德升总结出：管理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愿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同专业毕业的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取向不同，社会学专业的管理者更加关注社会存在问题，法律专业毕业的管理者更关注企业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管理学背景的管理者更关注企业的管理的有效性〔19〕。 （二）企业特征因素
国内外关于企业特征因素对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关于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的调查报告显示：不同类型和经营状况的企业，其高层管理者对各类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同程度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盈利企业、处于成长阶段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对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的认同程度都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更加认同企业社会责任〔20〕。陆雄文等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分组比较，发现大企业的企业家相对于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最新调研结果大体一致；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对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程度较高〔21〕。杨帆等人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上，上海的管理者比浙江的对法律责任更加重视〔7〕。总而言之，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和性质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等企业特征因素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取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理论模型及假设提出 综合上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受个人特征因素和企业特征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1）在个人特征因素方面，关于性别对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影响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其中大多数文献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她们的社会关怀程度更高，更关注社会存在的问题。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性别因素会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影响。
（2）参考国内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取向研究成果和理论，可以看出高层管理者的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越多，所受到的约束也越多。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年龄因素会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差异。
（3）一般而言，不同的受教育水平会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价值观形成产生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高层管理者掌握的伦理法律知识更多，更加重视伦理、法律责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教育水平因素会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影响。
（4）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能从侧面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实力，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能力承担和解决社会中的复杂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能力更强。因此，作为企业社会实践的主体的高层管理者更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规模会对高层管理者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影响。
（5）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企业文化和竞争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环境和教育背景的不同都会影响其社会责任取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企业性质会对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明显影响。
（6）地区经济水平及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履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措施更为完善，更能规范企业的行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也更加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企业所处的地区会对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影响。
四、样本研究及结果分析 （一）问卷设计与样本选择
本文首先借助Aupperle K.E的CSR & Ethics Research Questionnaire量表〔3〕（10条目），并在中英文互译基础上做出符合我国语境的适当修正。然后向安徽财经大学MBA班和一些政府部门等发放并回收问卷160份，有效问卷110份，有效率68.75%，样本基础指标的统计结果见表1。
（二）信度分析及探索性因子分析
借助SPSS 16.0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经济责任取向、法律责任取向、伦理责任取向、慈善责任取向四个维度的比重分别为：3.0765、2.7018、2.2841、1.8136。从总体上来说，基本符合Aupperle的研究结论〔3〕。
统计学家Kaiser认为，当KMO值大于06，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SPSS数据处理得到KMO值为0715，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说明很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通过Varimax转轴法进行旋转，以05作为因子载荷的入选门槛，结果清晰地合成了三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在经济责任取向和慈善责任取向方面上有较大的载荷，只是在经济责任取向上测量条目载荷均为负值，而在慈善责任上测量条目载荷为正值，说明高层管理者经济责任取向和慈善责任取向存在负相关。第二个因子在法律责任取向上载荷系数较大（均大于0590），且为正值。第三个公因子在伦理责任取向上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523。
最后，对各个部分进行Cronbach a信度分析，结果见表2。
以上数据分析结果验证了假设H6，即工作地区在东部或西部的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建议 （1）高层管理者的年龄对其企业社会责任取向存在显著的影响。
（2）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其高层管理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明显影响。
（3）不同地区的企业，其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社会责任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性。
（4）高层管理者的性别、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所处的企业性质均不会对其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显著的影响。
结合前述的研究结论，如何更好地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高层管理者？
（1）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各类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理念的认知。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国内大多企业是在政府监督和引导下成长起来的，政府的理念会对高层管理者的社会责任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知识的宣传，正确引导高层管理者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例如：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加强对商业伦理道德知识的普及；制定相应的引导性措施，吸引并鼓励高层管理者积极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2）企业应从战略角度加大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力度。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顺应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如若为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将社会责任的履行纳入企业高层战略，进而指导和贯穿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 （3）外部媒体应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为了促进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全社会应在企业自身努力的同时给与其更大的关注。其中，外部媒体应该起领头监管作用，加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在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宣传报道的同时，应对未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及时曝光，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以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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