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朋友”和“敌人”这样的词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有。 10月15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西哈努克亲王在京逝世，中柬两国均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广场降半旗致哀，这是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中国再次为一个外国人降半旗。
据统计，过去六十余年间被《人民日报》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国际友人总数达601人，其中为中国老百姓熟知的有：埃德加·斯诺、西哈努克亲王、基辛格、李约瑟、萨马兰奇……
但不同的历史时期，“老朋友”的概念也有所不同，还有“老朋友”后来因种种原因站在我们的对面，成为了“友谊的叛徒”。
最著名的老朋友
对中国人来说，白求恩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的出现常常会紧跟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称谓之后，一所中国大学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早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率国际医疗队为八路军进行战地救护，救治了大批伤员。他创办卫生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1939年，白求恩抢救伤员时感染败血症死亡。
在他死后，毛泽东亲自书写文章悼念他，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事迹甚至被编进了教科书。
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白求恩代表着国际友人对中国最大程度的支持，是完美医生的化身。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白求恩的形象无可挑剔。然而对于一个真实的人，这样的人生描述难免偏颇和单薄。至少在两度与他离婚的弗拉西丝·坎贝儿·彭尼和曾与他共事多年的战地记者泰德·阿兰的眼中，白求恩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在泰德·阿兰1952年出版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一书中，他提到：“虽然白求恩起初是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蜚声海内外，但他也是一个画家、诗人、军人、批评家、教师、演讲家、发明家、医学著作家兼理论家。”阿兰称白求恩是“超级巨星”，但他对白求恩的总体感受是：“有时恨他，有时爱他。”
加拿大研究白求恩问题的专家、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曾表示：白求恩曾在西班牙前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站，挽救的生命远远超过了其他血站。但他自身也有弱点，那就是沉溺女色、酗酒、脾气坏，无法与人合作等，最终导致他被西班牙政府赶回了加拿大。
这样的描述也许同中国国内对他的宣传相去甚远，但却无法否认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他也没有因为这些人性上的弱点，而被剥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号。事实上，“老朋友”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的称谓。
什么样的人会被赋予“老朋友”的光环，纵观历史，它在《人民日报》上频繁出现曾有四个高潮，分别在1978年（中国开始与多国建交）、1985年（改革开放得到国际社会支持）、1990年（开拓外交新局面）和1997年（香港回归）。
而获得“老朋友”称号的大多为各国政要，其次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他们或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华友好，或在一定领域上给予中国很大的帮助和支持。这些友好、帮助和支持为他们换来了这个光荣的称号，其他都不重要。
当然，任何国家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外交荣誉的设定，都是无可厚非的。当情势发生转变时，这种身份的设定也会随时调整，甚至完全逆转。
老朋友的背叛
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一度被称为我们的“朋友”，得到过很高的评价和礼遇，但由于他们的一些错误选择，最后都成为对华关系的失败者。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多次公开表示支持西藏独立，他宣称：“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争取他们友好合作。”
这种干涉别国内政，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感情，其结果是尼赫鲁再也能没能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身份登上中国的媒体。
作为自古重视朋友之谊、兄弟之情的中国人，我们的朋友观是爱憎分明的，是朋友就有美酒，中国不会吝啬回馈。而一旦出现“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件，“老朋友”也会变成“真敌人”。
还有一些人，被误以为是我们的“老朋友”，例如卡扎菲。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从未以“老朋友”这一称号称呼卡扎菲，相反，卡扎菲在上台前，曾到台湾“外交部”设立的“远朋国建班”中接受“政战”训练。在全球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当局“远朋班”的任务，是专门训练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初级军官，使他们回国后成为“反共”中坚。
1971年，卡扎菲宣布承认新中国后，却告诉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大使馆”不必撤离利比亚。也就是说，他在事实上实施了“两个中国”的错误政策。直到1978年8月，利比亚才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卡扎菲和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眉来眼去”的暧昧关系。而且在经贸合作中，卡扎非对中国大陆持戒备心理，重要石油合同大多交给西方公司。
类似的“背叛中国人民友谊”的事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时有发生，这是围绕“中国人民老朋友”这一外交方式产生的直接后果。事实上，这一称谓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产品，也代表了中国外交还处于摸索和学习的阶段。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稳定、持续的发展，这种“朋友式的”黑白分明的外交也正在发生改变，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在官方称谓中都越来越少见。这代表着中国的应对方式正在变得日趋成熟和理性。
据统计，自2003年开始，这一短语在主流媒体出现的频次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至20次左右，“老朋友”外交时代在逐渐的远去。
对中国而言，获得“老朋友”称谓的人数下滑，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敌人正在增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相应的转变。从建国时期的“一边倒”，到邓小平时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理念，已逐渐被新时期的“和平崛起”所取代。如今中国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愈发显现，友谊牌打得越来越巧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