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代表作《局外人》和《鼠疫》当中探讨的“荒谬”主题驰誉文坛，而对之作哲学阐释和文学意蕴剖析的学者们众说纷纭，使本来具有哲学意味的形象与情节像去隔雾罩，甚是难解。加缪本人则明确说过，“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向我们暗示了作者在“荒谬”主题的背后，寄寓了深厚的哲学之思。本文拟从揣摸和解读作者的哲学思考人手，以其代表作《鼠疫》为阐释范例，扣住其作品中几个关键的人物形象。探寻加缪渗透在《鼠疫》这部作品形象中的“流放”状态及其价值意蕴。
一、流放者的精神姿态
加缪是一位存在主义作家。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怪诞的，社会存在的一切现象都是荒谬的。不仅不可捉摸而且无法预测和认知。人作为荒谬世界的个体存在，不得不与荒谬的世界同在，因而人的存在状态像世界本身的荒诞一样。陷溺于孤独、烦恼、痛苦、畏瞑、绝望和死亡的境遇之中。针对个体存在被抛置、被放逐到荒谬世界中的虚无感，萨特提出“存在等于本质”的哲学命题，要求人们通过“他人就是地狱”的否定认识，将生命价值建立在对荒谬世界超越的自我选择上。加缪对世界与人的荒谬性的认识，与萨特持相同的态度，但更深入地，从人的生存境遇及其价值意义上思考了这一问题。在《鼠疫》中的“流放”主题，集中表达了加缪对“荒谬”哲学的人文主义价值思考。
《鼠疫》采用的叙述方式与结构方式，充满了“鼠疫”这一状况的恐怖、忧患、危害与毒害的气氛。“鼠疫”是一种漫延性的致使流行病，在小说中“鼠疫”不仅使整个城市中的人一批批死亡，更呈现出一种恐怖的氛围。加缪为什么要描写如此丑恶恐怖的意象呢？加缪自己说：“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经历的受威胁和流放的环境。同时我还想把这种表达推广到总的生存概念上。《鼠疫》将描述那些在战争中经历了思考、沉默和精神痛苦的人的形象”。在《鼠疫》中，加缪借里厄医生的笔触描述了鼠疫发生的整个过程，把笔尖指向了：人在荒谬世界中生存受到威胁是选择退却还是选择责任的问题。
如果说《局外人》中刻画的是游移于荒谬世界中孤独反抗者形象的话，那么在《鼠疫》塑造的则是一类反抗者的群体。加缪自己就此做过比较：“《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来看，却有等同的地方”。这句话是指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同，信仰各异，面对荒谬世界所采取的对应策略、步伐也不一致，但他们都处于一种“流放”状态，即不是“漂浮于”荒谬世界之外，而是置身于其中，各以其“流亡者”身份展现其不同的精神姿态，而流亡人物的精神本质、存在本质也听过这种精神状态获得了其充分的呈现。
二、流放境遇中的自由选择
《圣经，创世纪》里上帝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鼠疫》描写了洪水泛滥的灾祸情景：突如其来的鼠疫弥漫在奥兰城的空气中，而病菌的扩散使成千上万的生命在从这个世界永久消逝了。更严重的是。死亡的威胁激起了城市中的人们严重的焦虑和恐惧，，整个城市陷入绝望与死亡之中。是的，上帝创造了人类，但为何又把人类抛弃到灾难之中？面对灾难，人类应该做什么？“流放”境遇中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何在？加缪通过小说中里厄医生的困惑与思考，开始了对流亡境遇中人的价值观的拷问。他在默许萨特“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命题而把生存视为第一位的存在之时，更多地关注了作为存在者个体，是如何选择自由自为的，于是，面对流放的境遇，每个人都承担起他们必然要选择的“责任”。
尽管世界的存在本质是荒谬的，但存在者的存在并不荒谬，因而里厄医生的人生态度始终显得非常理性。鼠疫病情一开始漫延，里厄医生就持一种正视态度。而后瘟疫肆虐了，他就坚持尽己所能治疗鼠疫患者并且要求上级部门及时采取预防保护措施。尽管治疗没有见效，而上级也以逃避态度回应疫情时。他还是没有放弃。因为他意识到：在鼠疫操纵着人们的生死存活时，病菌就是生命荒谬主宰者，而医生应当是病菌的主宰者：作为个体的医生，更应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因此，他有权力选择承担责任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实现。所以他积极投入到抗击鼠疫的斗争之中，肩负起了个体与人类的崇高责任。
可是。里厄医生的付出并没换来胜利的曙光。疫情无限地蔓延和死亡数目与日俱增，证实了一切努力的徒劳。他感到苦闷、痛苦、孤单、绝望，既沮丧又无计可施。这时的里厄深深地陷入了荒谬的处境。就仿佛西西弗斯在推动巨石，毕尽其全力，似乎有所成就时。不料那巨石又滚将下来，前功尽弃！西西弗斯的荒谬在于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一件徒劳的事情，里厄医生与西西弗斯不同的是，他似乎更显得荒谬，因为西西弗斯是在接受惩罚在做那件事。里厄则是自己选择了在做同样是徒劳无益之事。正是在这时，加缪赞扬了一种选择崇高责任的“流放者”的精神态度。一种肉体的生命或精神面对的境遇可以是荒谬不堪的，但“流放者”的选择是自由、自主的。因而，处于流放境遇中的里厄医生应该远远比西西弗斯幸福，因为在他奔忙于鼠疫疫情的治理时，他内心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与对荒谬命运的蔑视。
《鼠疫》生动地描写了里厄医生坚定的精神品质。在他看到焚尸场的滚滚浓烟时。他沉浸于对解救生命的深度思考：既然鼠疫把人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么探寻生存流放的本质就是让自我回归。他这样说：“只有疯子、罪犯或者胆小鬼才会赞成鼠疫。面对罪恶，人惟一的行动就是反抗。人们首先承认恶的存在，继而反抗它，批判它，最终战胜它”，正如加缪诉诸于西西弗斯的思考：“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样，里厄医生其实是在对自己的价值选择作出裁判，他在承担责任的意义上把自己当作了“荒谬的英雄”。在荒谬境遇中选择坚守生命的责任，有力地消解了流放境遇的荒谬感和虚无感，使人物形象的价值内涵获得一种根本的转换和提升。
三、存在者的责任
处于荒谬境遇中的人类可以拥有选择自由的权力，这通过里厄医生的思考与实践得到了验证。世界造就了荒谬。也同时造就了消除荒谬的人。就如同上帝制造洪水，也制造了驾驭招来方舟的人。但是，责任是什么？是一种来自上天的绝对权威的召唤，还是人的存在的真实，本来就秉负着这样的责任？在这里，里厄医生与帕纳卢神甫的责任观。表达了加缪对存在本质的更深刻的思考。 帕纳卢神甫认为，鼠疫是来自上天，是天意所为。遭受鼠疫，是“牺牲”也是“拯救”。里厄医生认为神甫荒谬的坚信，荒谬的布道以及荒谬的拯救观对鼠疫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是十分荒谬的。小说通过城里人们群体的精神态度的转变，证实了他这种存在者责任观的合理性。
在作品中作者以异常沉重的笔触。描写了人们群体如何接受帕纳卢神甫的两次布道，并把他们的精神亢奋与帕纳卢神甫本人对“责任”的实践加以比较，展示不同责任观下的不同命运结果。当经历过灾难的痛苦后，人们对上帝不再是信仰和希望，而是彻底的无望。最后，他们有的在追随帕纳卢神甫荒谬的“责任”中感染鼠疫而死亡。有的自觉地承担责任和义务实现自救。人们命运的结果就是“上帝”给予神甫的答案。
神甫曾在布道时高喊“跪下来忍受上帝之鞭子的抽打”，但在目睹推事奥东先生儿子饱受黑热病的折磨时却情不自禁祈祷道：“我的上帝，饶了这孩子吧。”这时，神甫一定疑惑：如果说上帝是为了惩罚罪恶，那么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折磨也是他的旨意么？如果说“拯救”是合理的。那么如何来获得拯救？是的，他处于荒谬的境遇中，最终他也没能逃脱鼠疫的感染而死亡了，这就是荒谬的存在对他的荒谬的责任观给予了不远荒谬的阐释。
在《鼠疫》当中上帝对鼠疫的肆虐和人类的呼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见。加缪的心中表达的存在者之存在观是否定上帝存在的。要获得拯救。人类必须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作为存在的本质。必须重新发现自己，认识到只有自觉付出行动才是真正的拯救。帕纳卢神甫的悲剧在于，他没有通过自觉的责任超越荒谬的境遇。而里厄的价值抉择则昭示这样的深刻内涵：人性和责任的回归，等于救赎生命，即在存在者之存在中，生存只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无法摆脱荒谬的流放境遇，但存在者的本质可以战胜这种荒谬，而决定这种本质的倒是人性与责任的回归。
四、流放者的新生
加缪说。“同我们正要找回的某种自由而不加修饰的生活相吻合，最终获得了新生。流亡以它自己的方式向我们指明各条道路，唯一的条件是我们善于在流亡中同时拒绝奴役和占有”。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缪对“流放”的态度。虽然鼠疫迫使奥兰城的人们在被世界遮蔽的状态中幡然醒悟并且陷入希望与绝望的两难境地，但是难道我们就必须随波逐流么？加缪借里厄医生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鼠疫，这就是生活”。把“生活”与“鼠疫”放置到同一位置。也就是说。生活就像突如其来的鼠疫一样是荒诞不经的。带给人们烦恼、痛苦、孤独、绝望的生活体验。那么，面对如此没意义的生活，人类该何去何从？
朗贝尔。新闻记者。来到奥兰城，不料遇到鼠疫，并且由于传染的不断扩大和疫情的加重被隔离在奥兰城，成为奥兰城不幸者中最不幸的一员。加缪认为，就像朗贝尔一样，每个人被放逐到虚无的世界当中都是情非得已的。而人是具有情感意志的个体存在，所以在这样的境遇里，他具有选择超越存在的权利，一种自为选择的自由。
首先，选择逃离。在加缪的眼里，在奥兰这座城市，人们平常都是循着这个城市的规律周而复始地生活着，有一天人们产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生活如同窒息的城市，遭遇又像鼠疫一样不知不觉，荒谬就是世界的本质。加缪要为荒谬敲响的警钟，朗贝尔就是为加缪敲钟的撞钟人。
因为作为东奔西走的记者，朗贝尔或许已经习惯与亲人、情人的分离，习惯循环往复的模式化工作，但是，与鼠疫的不期而遇他终于从麻痹状态中惊醒。对家乡的怀念，对情人的思念，朗贝尔表现出对生命的极大热情和无限热爱。遵循内心回到家乡回到情人身边的强烈呼唤，于是，他选择了逃离：逃离鼠疫。拒绝死亡。死神步步紧逼。求生的本能以及不在异乡丢失生命的愿望驱使他积极地找关系和请医生开证明要逃离这个城市。无奈，在每一处他都遭到拒绝。他心有不甘，“脸上一脸不服气的神情”冲着医生喊道，“但是我不是这里的人”“公众利益是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并大言不惭地指出里厄医生生活在“抽象观念之中”是没法体会他的痛苦的。对于朗贝尔的抉择，加缪是持赞同态度的。逃离死亡，拒绝绝对的服从，是对流放境遇的自为的超越。
其次，选择参与。与“物”不同，人不仅是有生命的个体，还在发展着与其他生命个体的关系。人不仅存在，而且不得不存在，是一个肩负使命的存在。在无意的闯入后，朗贝尔和奥兰城的每一个人建立起息息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因为存在被赋予了使命，所以存在的本质被推到了对荒谬的思考中。
一方面，鼠疫威胁着朗贝尔的生命，对死亡的感受是他极力逃避的；另一方面，朗贝尔不知不觉忘却了死亡的存在，将死亡放置到生存之后。逃生的急切使得朗贝尔没有时间去体会鼠疫的恐怖。可见，徒劳的奔走过程也是他不断地由“自在存在”走向“自为存在”的过程。人的生活并不是绝对的命定不变，而是取决于个体对生活作出努力的抉择之中。就像里厄医生所说，朗贝尔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思考与选择的时间。也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也正是在和“本城所有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朗贝尔加人流放者的队伍中。他对里厄医生说道：“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的脚步声，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着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还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的爱情。”“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我想，在朗贝尔被迫“流放”给自己生命寻出路的时候，已经感悟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并且明确方向了。
朗贝尔心灵的轨迹是曲折的，在起点上他觉得社会的价值是每个个体价值的组合，所以，他认为人生的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一切的行动都为生命的存在服务，更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选择。在鼠疫面前。他选择的是个人对死亡的抗拒，但是他的路会走多远，又能走多远？在“流放”的道路选择上，朗贝尔的行动并不是孤独的，而是与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命运密切联系的。在对“个体”与“群体”，“存在”与“流放”的思考中，他的行动表现出个体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同时也反映了群体的愿望和要求。“流放”让每一位流放者觉察到荒谬的存在。生命意识的召唤。成为每一个社会个体抉择超越走向自由的动力。
在加缪的心目中“流放”的道路不同，但是“流放”的方向是一致的。每个个体的抉择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肯定的“正”与“反”，生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夺去无数生命的鼠疫也不例外。“对”与“错”，“正”与“反”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迷茫的“流放”感悟中作出抉择，在切身的经历中召出生命的活力，表现出超越荒谬的生命精神。
在欢乐的呐喊声中，奥兰城终于恢复了往昔的幸福。在流逝的时间中恐慌慢慢被遗忘，但在生命维度中“生”与“死”永恒。生命的存在价值就是对荒谬中流放的超越，用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和存在本质为经纬选择“流放”的道路。笑看云卷云舒，静观花开花落，生命不止，正视存在，正视荒谬，正如英国诗人邓恩所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鸣的”。我想，这就是加缪对《鼠疫》中“流放”主题内涵阐释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吴富恒主编，《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457
[2]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31-132
[3][法]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M].顾嘉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3
[4]加缪.鼠疫[M].加缪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10
[5][法]阿尔贝·加缪.加缪全集，小说卷[M].柳鸣九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