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格正在接受手术，他的妻子妮可和同卵双胞胎弟弟布伦顿，父母谢莱尔和丹尼斯都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着。凌晨一点，全家人都已筋疲力尽。布伦顿希望自己能够代替哥哥躺在手术台上。想要代替亲爱的家人度过危难，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但是对布伦顿来说，还远远不止于此。
从出生时起，克莱格和布伦顿·格尔尼两兄弟之间就一直发生一些连医生也无法解释的独特事情。两人长得非常相像，38年来从未吵过架，都喜欢足球，喜欢巧克力棒胜过苹果，妻子都叫妮可。“我们有区别”，克莱格说，“布伦顿比较节制，我比较浪费。”克莱格比弟弟早出生10分钟，也非常乐意在各种事情上打头阵，一直充当着指路牌的角色：他先亲女孩子，先喝酒，也先结婚。
布伦顿受伤时，克莱格能明显感受到身体的相应症状。从他们很小的时候起就是这样：布伦顿从高脚椅上摔下来，克莱格就会抱住脑袋放声大哭；中学时，布伦顿因踢足球时受伤失去知觉，背对着他的克莱格也突然陷入麻痹。两人20岁时的一天，家里的电话响了。在父亲拿起话筒前，克莱格就叫了起来：“是布伦顿，他出了事故，但不严重。”确实是布伦顿，他的车翻了，但所幸只是手指上有一道割伤。
去年，布伦顿打电话给哥哥，说他背后、手臂和腿的内侧长了让他痛苦不已的斑疹。当天晚上克莱格呼吸困难，发现在和弟弟相同的地方出现了很痒的斑疹。第二天，他背后的斑疹变得严重。与此同时，在2000公里以外，布伦顿因对杀虫剂发生过敏反应进了医院。有可能两人是感染了同样的病毒或受同样的化学物质影响吗？不可能，因为两人已经一周多没有见过面了。对双胞胎来说，这是两人之间存在联系的又一证明，对此现在还没有科学解释。
澳大利亚双胞胎登记处（ATR）处长约翰·霍培尔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但是没有人研究过这些现象。”他说。同卵双胞胎的不同和相似是医学研究的信息金矿，因为他们来自一个卵子，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物质。如果研究为什么一个生病了而另一个没有，就能给科学家有启发性的指示，了解基因和环境对此各有哪些影响。
20出头的时候，格尔尼兄弟俩在ATR登记了，这是世界最大的双胞胎数据库。去年他们受邀参加了在悉尼威斯特米德千年研究所大脑活力中心举办的“双胞胎研究大会”。研究者们要在4年里分析1500对双胞胎的大脑，来研究是什么让有些人有抗病力，有些人却容易患精神疾病。
克莱格并不是很喜欢这种研究，作为两个小女孩的父亲和一个大型零售连锁商店的地区经理，他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但是布伦顿劝哥哥参加。两年来，布伦顿一直有急性头痛的毛病，尽管想了很多办法，却只是徒劳无功。所有人都很担心他，因为老父亲在几年前已经查出在脑垂体上有个良性肿瘤。
医生建议布伦顿去做个核磁共振，但由于昂贵的费用，他一直迟疑着。现在，这个研究给了他一个免费检查的机会。“我们必须参加。”布伦顿催促哥哥。他们收到了邮寄来的用于唾液取样的一套工具，样本用于基因测试。研究的第二阶段，他们必须住进威斯特米德医院。布伦顿的核磁共振检查在二月进行。他焦虑地等待着结果，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不安时，他给大脑活力中心打了个电话。收到的答复是：没有诊断结果，剧烈头痛的原因不明。
三月，克莱格终于有时间来到威斯特米德。整整一个小时，他的头都被电线包裹着，检测大脑活性，对不同的刺激做出反应。然后是20分钟的核磁共振，提供他大脑的详细图像。接着，克莱格放松下来看一个视频，研究者则记录下他不同大脑分区的大小。
两周之后，克莱格在悉尼北部的雷蒙德特拉斯出差，他刚开机就看到大脑活力中心打来过很多电话。看来我的测试结果很好，他想。在回电话前，他先打给了弟弟。“他们没有找你啊”，他打趣说，“看来我的大脑一定比你要好很多。”这对双胞胎做梦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克莱格打给研究所，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找到一个肿瘤。”几天后的4月29日，克莱格坐在神经手术医生布莱恩·奥勒的办公室里。图像显示，他的头盖骨部分有一个4.2厘米大的脊索瘤，一种非常罕见的骨瘤。奥勒瞠目结舌：一个有如此大肿瘤的病人必定有严重的神经症状，引发头疼或丧失听力。“您没有出现呼吸困难或视力变弱的症状吗？”医生很吃惊。布伦顿的头疼突然有了解释。克莱格说：“我一直都能感受到布伦顿的痛苦，从来没有例外。”显然，克莱格的肿瘤引发的痛苦加在了布伦顿身上，两个人的分担让不幸变得相对可以承受。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奇迹，因爱而生的奇迹。
手术定于5月10日举行。肿瘤靠近脑干和脑基底，解剖刀的一点点小滑动都意味着死亡。克莱格做好了面对最糟糕结果的心理准备，处理了退休金权限，请弟弟为自己录像，和两个女儿——八岁的雅思敏和五岁的艾拉——告别。布伦顿感到自己有罪。头痛的是他，为什么做手术的是克莱格呢？“我希望自己能够代替你。”在给哥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但是克莱格告诉他，这样很好，他总是打头阵，为什么这次要有例外呢？
5月8日，克莱格只工作到中午。“我不说再见，只说一会儿见。”在给同事们的邮件中，他这样说道。然后他回到家中，和家人分享这可能的最后的时光。第二天一早他进入医院。凌晨三点半，奥勒医生笑容满面地走出来说：“手术顺利，克莱格恢复健康了。”焦急等待的家人们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手术后，克莱格在重症病房待了八天，恢复得出奇地快，10天后就能回家了。四周之后，他开始正常工作。后来，克莱格又接受了约40次检查，一直处于观察中，防止肿瘤再次生成。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对于未来，克莱格没有什么想象。回过头来看，他甚至敢说，2011年是他生命中最好的年份之一。“不久前我还和布伦顿开玩笑，问他‘你什么时候也打次头阵？’如果他没有催促我参加双胞胎研究，一切就会不一样了。他救了我的命。”
一月，克莱格的小女儿出生了。他们叫她格玛-侯普，希望的意思，来纪念使这个家庭战胜痛苦的内部联系——爱。唯有它，是奇迹的源泉。
[译自德国版《读者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