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英国借助一场被习称为“儿童运输”的营救运动，从纳粹欧洲专门营救并运回大约10000名年龄在2个月至17岁之间的儿童难民。这场足以彪炳史册的营救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令人扼腕的骨肉大分离运动。因为，除孤儿之外，儿童难民的成功获救，均以离开其长亲为代价。更为严重的是，对大多数当事家庭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次第发生，这一分别，竟然成为永别。而如果没有纳粹穷凶极恶的迫害、恫吓和屠杀，自然也不会发生如上的一切。因此，这场历史惨剧的幕后推手和元凶，都是纳粹。
关键词 “儿童运输” 纳粹 骨肉分离 运动
作者 王本立，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苏州：2150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SJB770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770016）
从上个世纪末起，在西方演艺界①和学术界，一桩在中国至今仍鲜为人知的重大史实被逐渐勾勒成形：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英国借助一场被习称为“儿童运输”（Kindertransport）的营救运动，从纳粹欧洲专门营救并运回大约10000名年龄在2个月至17岁之间的儿童难民，其中大约90%为犹太儿童。[1 ]这些儿童，占所有无长亲陪伴、成功逃脱纳粹魔掌的儿童难民的1/3。[2 ]他们不仅来自德国，而且来自纳粹统治或控制过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但泽市等。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是唯一既同意为广大纳粹欧洲儿童难民提供避难所，又主动实施营救行动，实际接纳数量也最多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在“儿童运输”的史实被完整披露之后，英国的这一慷慨而特殊的营救之举，得到了西方各界的普遍赞誉。有人指出，虽然从过程和结果上看，这一营救运动并不完美，甚至存在可议之处，但是，它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颂扬的。[3 ]
英国理应由于这桩义举而得到世人迟来的敬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还应该看到，这场足以彪炳史册的营救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令人扼腕的骨肉大分离运动。因为，除孤儿之外，儿童难民的成功获救，均以离开其长亲（多数情况下是父母）为代价。这些儿童难民成功获救的过程，也是他们被长亲强行送走的过程。不仅如此，对多数家庭而言，这样的骨肉分离同时还是骨肉永诀，因为多数儿童难民此后再也没能与自己的父母团聚。[4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些长亲们究竟因何原因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远赴英国？去英国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行前需要做怎样的准备？送别的方式、场景和当事人的感受如何？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
犹太儿童是儿童难民中的大多数，而导致“儿童运输”运动的主要原因也是关于犹太人的。1933～1938年，纳粹的犹太政策从严苛一度迈向缓和，以致曾经出逃的许多德国犹太人又陆续返回。但是，从1938年起，纳粹欧洲犹太人面临的形势又急转直下，全面隔离、不经审讯的关押、随意的财产没收纷至沓来，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也接踵而至。1938年11月9日，德国发生了著名的“水晶之夜”事件。在这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中，“据估计有276个犹太教会堂被夷为平地，里面的设施也遭到劫掠或损坏。有超过7500家企业被破坏，91名犹太人被杀，另有其他一些绝望的犹太人自杀”。而“这都是些公然的明目张胆的罪行，因为它们是由政府发动的。警察们也很无助，因为希特勒已经下令不许介入，除非影响到德国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5 ]。正是这一严重事件，迫使越来越多的德国犹太人把出逃看作唯一出路，并为之仓皇努力。在当时，许多犹太父母把自身的安危与出路置于次要地位，怀揣让孩子率先获救的强烈愿望，纷纷向有关国家发出允许其子女避难的请求，以至于在当时英国各家犹太报纸首页的个人专栏上，充斥着托养孩子的恳求。如《犹太纪事报》曾登载过如下和类似如下的许多启事：“一位母亲恳求好心人收养两个可爱的少女，一个11岁，另一个12岁”（1938年12月16日）；“请帮我从柏林带走两个十多岁的孩子，他们来自很好的家庭。火急”（1938年12月23日）；“绝望的父母乞求仁慈之人照看他们的儿子”（1939年7月14日）。就连包括《曼彻斯特卫报》在内的一些全国性报纸，也为这类请求开辟了专页。[6 ]在这些请求的刺激下，一些英国犹太人和其他各个宗教派别的人道主义者纷纷向英国政府建言，强烈要求向纳粹欧洲儿童难民施以援手，从而促成了由国家提供政策和把守原则、由民间出资出力和具体操作的“儿童运输”计划②。
另外，纳粹政权的反共反民主行为，也迫使许多自身难保的非犹太人做出了相似的抉择。正因为如此，最终获救的儿童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当中，有共产党员、有作家，也有其他被列入黑名单的人。[7 ]
“儿童运输”计划一经出台，营救工作便很快在纳粹欧洲各地相继展开。其第一道必经程序是受理避难申请。而欲使孩子搭上“儿童运输”运动的便车赴英国避难，其监护人（通常为父母）必须首先向当地的营救人员提交一份按统一格式填写的申请书和一帧照片。在申请书中，监护人需要签字申明，同意将孩子交托给儿童难民运动委员会，并任由其安排。还要以做选择题的方式申明孩子的具体宗教信仰，选择项包括正统派犹太教徒、自由派犹太教徒、无具体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基督教新教徒、天主教徒、公谊会教徒、自由思想者等。另外，监护人还必须在另一份证书上签字，表明同意把孩子安置在任何可以安置的家庭，包括在没有犹太家庭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把犹太儿童安置在非犹太家庭。[8 ]
即使父母们肯接受这些近似无情的条款，正式提交申请，也未必能让其孩子获得去英国的机会，因为接下来还有一道遴选程序。对儿童难民的遴选，起初执行的是紧急性原则，即得到优先选拔和运送的，是那些被认为处境最危险或最艰难的儿童。[9 ]后来则由于营救方资金告罄，执行的是更为严格的适合性原则，即只有那些已经在英国联系好收养家庭的儿童，才能得到优先考虑。另外，身心健康也是入选的条件之一。通常情况下，只有能通过体检的儿童才能被营救方最后选中。而为了争得入选名额，有些父母会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将自己的子女遗弃在孤儿院门口，因为孤儿通常会得到优先考虑。[10 ]还有些父母，在其子女并未入选的情况下，也会不择手段，想办法将孩子成功送往英国。比如，在管理较松的火车站台，一些原本没有申请成功也没有资格上车的儿童，甚至是婴幼儿，却被父母趁乱送上了车。据一位成功踏上旅程的儿童难民回忆，在火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她亲眼看见一位母亲把一只洗衣篮塞进车厢，而装在篮子里的，居然是一对女婴。还有一位儿童难民回忆说，在送走她之后，她妈妈后来又把她三岁半的双胞胎弟弟和妹妹带进火车站，并且趁乱把他们塞进即将启程的儿童难民队伍之中，随即走开，而他们后来也成功地到达了英国。[11 ] 二
在其子女通过遴选程序、获得赴英机会之后，父母们需要根据营救方的通知和有关规定，在限定时间内尽快为即将远行的孩子准备盘缠和行李，他们也恨不得将一生的关爱全部汇聚于这段有限的时间和这些有限的物品之中。[12 ]按规定，儿童难民可以携带现金，但数额不得超过10马克。[13 ]还可以携带两只箱子，其中小的一只随身携带，大的一只则需要统一装运。行李箱中，可以放置衣物和一般生活用品等，但不可以放置任何贵重物品。[14 ]这很可能是英国政府与纳粹基于各自的考虑所达成的共识。从德国方面说，执行这样的规定，应该是为了防止财富外流。从英国方面说，则是采纳了英格兰商会的建议，为了防止儿童难民通过变卖这些物品，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与英国人搞不平等竞争。总之，是不希望儿童难民以富有者的身份进入英国。而且，这些规定在两个国家都得到了相当严格的执行。即便如此，有些父母还是敢于冒险，费尽心机地挑战这样的限制，尽可能为自己的孩子多夹带些钱财，以使他们在到达英国后少受困顿之苦。其中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一位儿童难民在三明治的生菜叶中发现了大人为她夹带的钞票，另一位儿童难民则在到达英国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母亲曾经偷偷地给她准备了一对戒指。戒指装在鞋跟的中空部分，若非鞋匠替她发现，她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15 ]
从儿童难民携带的普通物品中，同样可以看出父母们的惜别之情。一位细心的母亲，在每件衣服、每块手绢、甚至每只袜子上都绣上了孩子的名字。[16 ]一对夫妇为自己的孩子订做了许多衣服，但因全部要求合身，并不符合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实际需求。[17 ]有些父母则尽自己的财力，疯狂购物，为子女买最好的衣服，以至于他们在到达英国之后，在着装方面明显比当地儿童气派，[18 ]与其难民身份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有些行李中，还有父母为子女准备的午餐，但没有汤或者饮料。这并非因为父母们粗心，而是因为组织者们担心路途人多拥挤，孩子们上厕所不便。或许正因为如此，一位年仅两岁的幼儿，在上车时居然背着一只便壶。[19 ]
父母为孩子所做的行前准备，不止是提供生活用品，还有给予他们的没完没了的叮咛和嘱咐。而面对这场从未有过也无法预知未来的离别，为了安慰孩子，也为了求得自我安慰，满怀痛苦的他们总会说，离别只是暂时的。[20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许多家庭来说，这场即将到来的离别，却是永别。[21 ]有些家长还利用有限的时间让孩子学习英语，以便他们能够较为容易地适应新的环境。[22 ]
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别，儿童难民的心理准备和反应也值得注意。大致说来，年长一些的通常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年幼的则很难做到这一点。[23 ]也有人将儿童难民远行前的大致心理反应分成三种情况。年龄最小的，很可能不懂即将到来的分别意味着什么。年龄在15岁以上的，可能把这次分别看作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经历，他们将有机会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而年龄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可能最恐惧、最痛苦。在到达英国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最思家念亲的，也是他们。[24 ]当然，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比如，在一些儿童特别是那些年龄小一些的，憧憬一场即将到来的旅行时，另一些儿童可能误以为父母要遗弃自己，正为之愤怒。[25 ]甚至，对大多数已经略懂人事和年纪更长一些的儿童来说，面对即将到来的远行，很可能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心理反应，而是喜忧参半，或时而高兴，时而烦愁。正如一位儿童难民自述的那样，一方面，13岁的她和14岁的姐姐有些兴奋地期待着英国之行；另一方面，她们也为即将离开妈妈而感到恐惧。[26 ]另一位儿童难民前后矛盾的心理变化，也颇有代表性。为了动员她去英国，父母反复为她描绘如下的诱人图景：她将重返校园、新学一门语言、居住在伦敦、乘地铁旅行，而且，不久之后，他们自己也将很快到来。然而，当行期临近时，她却开始抱怨父母，称自己不过是一名吉普赛儿童，父母虽然收养过她，但如今已感觉不再需要，所以要遗弃了。其实，从内心说，能离开德国，她感到高兴，但与此同时，她却无法化解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感。[27 ]也许正是由于担心孩子不愿意离开或临时反悔，有的父母不惜一直使用谎言，把自己的孩子“骗”往英国。例如，一位7岁的男孩和他8岁的哥哥，一直以为他们将举家前往英国。而在去车站的途中，父母却又声称自己暂时不能前往，因为家里还有事情需要处理。[28 ]
三
儿童难民在出发时乘坐的交通工具，虽然也包括轮船和飞机，但以火车为主，因此，最多和最有代表性的离别场景发生于火车站台、候车室，或经专门安排不大引人注意的场所。这些地方通常由纳粹控制，充满恐怖气氛。[29 ]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儿童难民们需要在脖子上挂一张卡片，卡片上显示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名字，便是他们的编号。[30 ]这是为方便路途管理和最终安置所必需的。离别的场景，混乱而凄惨。在挤满大人和孩子的候车室，往往充斥着啜泣声、大哭声和喊叫声。在少数场合，管理人员索性不让父母进站，[31 ]候车室也就成了骨肉分离的最后场所。当然，更多的时候，亲人们还是可以送孩子进站上车，有些甚至能跟车到达更远的地方。离别的时刻也因此而尚可延迟。
离别再苦，多数父母还是能够出于理性，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孩子送上火车，直到他们完全离开自己。但离别毕竟太苦，所以也有少数父母，特别是孩子只有两三岁的，会在最后一刻突然崩溃并改变主意，将孩子拽下即将或已经开动的火车，从而尽弃前功。[32 ]
在德国，由于运送的火车往往走得很慢，许多父母索性坐出租车随行，一站又一站，直到在他们无法继续前行的站口看孩子最后一眼。[33 ]这个站口，就是德国和荷兰的边境站。取道荷兰，是纳粹政权与荷兰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纳粹政权之所以做如此安排，主要是为了避免“儿童运输”阻塞德国港口。当儿童运输列车停在德国和荷兰边界后，一路送行的父母也只能在此与孩子最后作别。在这里，儿童的衣着行李需要经受德国边境警卫、甚至有时是党卫军的逐一检查，包括脱衣检查。也正是在这里，据那位目击者回忆，那对装在洗衣篮的女婴居然戏剧性地不在篮中，成功躲过了检查。[34 ] 毅然送走其子女的父母，固然认为自己的所为是明智之举，但骨肉分离的痛苦却是巨大而且无法避免的。柏林的一位女内科医生，在1939年3月2日送走了自己13岁的儿子。她当天日记中的一些语句，读来催人泪下：“我的孩子走了！今早6点，我们带他去施勒塞斯彻火车站，把他送上了一列去往英国的儿童运输车……今早碰见的人太令人惊讶了！一位同事正处于深深的悲痛之中。她的丈夫在从集中营获释后的第三天就去世了。她来送她的儿子。我的一位病人带着她4岁的女儿。另一位病人来送他的女儿，她的雅利安母亲已经去了国外。还有许多熟人，也都来了。”[35 ]维也纳的一位女性多年后回忆往事，在表示能够理解并且很佩服丈夫送走女儿的坚强决定的同时，也述说了自己的巨大痛苦：“我最终认识到，他做对了。但伤痛是难以置信的，简直没办法描述。”[36 ]
伤别离的，不只是父母，也包括已经懂事的儿童。一位当时只有7岁的女童后来回忆说，她在上车之初，因无法靠近窗户而看不到她的母亲，急得大喊妈妈，直到有好心人将她举起时，她才侥幸瞥见母亲，而那也是她们母女之间的匆匆最后一面。她自称，“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当时的表情，直到我之将死。”其他一些儿童难民，也存有相似的记忆。和父母的分离，也成为儿童难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依然保留的最为痛苦的记忆之一。[37 ]
儿童难民来到英国后，将被分别安置到许许多多的家庭，或青年旅馆、劳动营等集体之中。[38 ]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他们，其正常的人生轨迹从此完全改变。在战争年代，许多人经历过大疏散，并因而被重新安置。年长的儿童难民还曾被视为外国敌人，并因此而一度遭到拘押或流放，可谓历经磨难。战争结束后，大约有一半人继续定居于英国，其余的则移居美国、以色列等国[39 ]，包括返回自己的祖国，如捷克斯洛伐克[40 ]。乱离、寄居、磨难，即便没有给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也必将给他们的心灵烙下不可根除的巨大创痛。如今的他们，有的已经去世，仍然健在的，早已无一例外地步入了晚年。作为“儿童运输”运动的亲历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从上个世纪末起，才逐渐对这一史实有了全局性的了解。
总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发生过如许匪夷所思和令人不忍仔细揣想的悲剧。曾经有那么多的父母，居然心甘情愿、争先恐后、甚至不择手段地将自己年幼的子女强行送往异国他乡，从而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而特殊的骨肉分离大剧。更为严重的是，对大多数当事家庭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次第发生，这一分别，竟然成为永别。而如果没有纳粹穷凶极恶的迫害、恫吓和屠杀，自然也不会发生如上的一切。因此，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这场历史惨剧，其幕后推手和元凶，都是纳粹。
注释：
①在西方世界，演艺界对“儿童运输”的关注和描述早于学界，造成的影响也远大于后者。其中，影响巨大的戏剧《儿童运输》（Kindertransport）于1992年问世，由Diane Samuel以部分儿童难民的故事为基础，综合运用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创作而成，自1993年起在欧美国家频繁上演，并且被改编成广播剧在BBC播出，拥有非常广泛的观众和听众。见Claire M. Tylee （ed.），In the Open： Jewish Women Writers and British Culture，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6，p.246，210，214-215。纪录片《陌生人的怀抱》（Into the Arms of Strangers），也译作《战地余生》或《战争存亡录》等，由Mark Jonathan Harris编剧和导演，2000年9月起上映，次年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奖。该片的同名脚本文字，即由Mark Jonathan Harris和Deborah Oppenheimer主编的受访“儿童运输”亲历者的集体口述资料，也于同年出版。这份资料集是本文参考的主要资料之一。当然，更完整守实、细致入微的梳理和总结工作还是稍晚由学术界完成的。
②1938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英国议会就纳粹欧洲儿童难民的营救问题进行辩论，内政部也根据跨教派代表团的请求和计划，以及议会辩论情况，逐渐确定了营救政策原则：允许在不给英国纳税人造成负担的前提下，尽快为第三帝国没有长亲陪伴的儿童难民打开方便之门，让他们以“为教育目的”的名义进入英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居留；为了加快儿童难民的离境进程，其旅行证件将根据群体名单而不是个人申请发放；概由民间人士组成的难民营救机构将负责儿童难民营救工作的一切支出，保证不让任何儿童难民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见Mark Jonathan Harris and Deborah Oppenheimer （eds.），Into the Arms of Strangers：Stories of the Kindertransport，New York and London：Bloomsbury，2000，pp. 10-11； Vera K. Fast， Children"s Exodus： A History of the Kindertrans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pp. 19-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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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 Little Refugees. American Heritage， 2000（7）： 96.
[5]克劳斯·费舍尔，钱坤译. 德国反犹史.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35.
[6][8][10][11][14][15][18][19][22][23][28][30][31][32][33][34][37]Vera K. Fast. Children"s Exodus： A History of the Kindertransport.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1： 18、24、25、28、30、32-33、27、30、26、25-26、27、30、28、28、29、32、29.
[7][12][13][16][17][20][25][26][27][29][36][40]Mark Jonathan Harris and Deborah Oppenheimer （eds.）. Into the Arms of Strangers：Stories of the Kindertransport.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2000： 148、12、119、93、95、12、12、92-93、91、12、81、224.
[9]Claudia Curio， Toby Axelrod. Invisible Children： The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 of Relief Organizations. Shofar：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04（1）： 44.
[21][24][38][39]Walter Laqueur. Generation Exodus： the Fate of Young Jewish Refugees from Nazi Germany. Hanover and London：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1、191-192、203、198.
[35]Wolfgang Benz. Emigration as Rescue and Trauma：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Kindertransport. Translated by Andrea Hammel. Shofar：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2004（1）： 5.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