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宋汝窑瓷器刻有“蔡”字的共有两件，均系清官旧藏，现在分别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所藏称之为“汝窑天青釉盘”(图一)，台北所藏称之为“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碟”(图二)(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碟”)。
关于碟底所刻“蔡”字，两岸故宫的陶瓷专家均有论述。北京故宫已故冯先铭先生认为：
刻“蔡”字铭文的是物主的姓氏无疑，宋代蔡家能收藏汝窑瓷器的恐怕有两种可能，一为蔡京，徽宗时京住极人臣。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能性极大；一为蔡京之子蔡绦，绦为驸马，徽宗七次至其府第，赐予珍宝无数，其中必有珍贵的汝窑瓷器在内(《中国陶瓷史》第六章《汝窑》)
台北故宫的意见，见于《大观・北宋汝窑特展》图录“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碟”的文字说明：
由《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得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如意馆》载：皇帝传旨要王玉玺将内廷所藏一件底部有“蔡”字的汝窑，找补过字的李世金刻字。以目前汝窑传世品中，除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时也收藏一件器底刻题“蔡”字款的汝窑碟，从档案原文“将碟底蔡字”拿给王玉玺看来，至少当时所看到的汝窑底部已存在一个“蔡”字款。至于，王玉玺找李世金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因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丙蘩”碟，蔡字之旁尚有一“丙”字。而北京故宫典藏者，“蔡”字之旁并无其他款识，故以为《活计清档》所记载的或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雨蔡”碟。
上述两段文字表达的观点或说法，我们认为均值得商榷，尽管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
冯先生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点：一，汝窑碟为北宋蔡京家族收藏，宋徽宗所赐，二，碟底“蔡”字为蔡家所刻。冯氏的观点很具体、明确，然究其实际，主观想象与推理的成分居多，并无同时具体可信的史料支持。因此，其结论要使人信服，难度可想而知。
至于台北故宫“丙蔡”碟的说明文字，主要是在清官档案中发现了一条乾隆帝要求在汝窑碟底刻字的御旨，并通过对御旨内容的分析、解读，认为档案所载刻字汝窑碟应是台北故宫所藏“丙蔡”碟。理由是在乾隆帝御旨之前汝窑碟上就已经刻有一个“蔡”字，因此要刻的字应另有所指。至于“蔡”字的刻写时代，说明没有涉及，只是在同书“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的文字说明中间接表达了“蔡”字刻于南宋的意见：
在“奉华”字体风格上，纸槌瓶的字画结构圆转匀正，字体布局严整，似清代中后期的馆阁体。而不同于“奉华碟”铭，平直劲瘦的字体虽居器外底的中间，但位子偏高，为一种较随性的布局概念。整体上，无论字体或布局的表现方式，“奉华碟”铭皆较接近本展中“丙蔡”款小碟的“蔡”字的构想，或亦为南宋刻款。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丙蔡”碟文字说明中的一段话：
从档案原文“将碟底蔡字”拿给王玉玺看来，至少当时所见到的汝窑底部已存在一个“蔡”字款。至于，王玉玺找李世金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显而易见，说明撰写者对于乾隆帝御旨的意思有不甚明了之处，引起我们对御旨原文的兴趣。找来御旨看过之后，才恍然悟出台北故宫图录“说明”将乾隆帝御旨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以致据此得出的结论与御旨的本意南辕北辙，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让我们看看这条档案的原文是怎样记载的。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如意馆》(《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
初四日，接得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贴一件，内开本日太监胡世杰交汝窑碟一件。
传旨：将碟底“蔡”字著王裕玺找补过字李世金刻字。钦此。
误释乾隆帝御旨的症结在于对“找补过字”四个字的解释。“找补”、“过字”实际上是两个词，“找补”是老北京话，早在明清时期就是北京地区的日常用语，意思是把不足的补上。例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红楼梦》一百零八回：
去吧，好好地睡一夜，明日一早过来，我要找补，叫你们再乐一天呢。这个词今天的使用率仍然相当高，我们现在依然会说“不够再找补点儿”、“话没说完，还得找补几句”之类的话。而且，现在的词义，用法与古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过字”指的是刻字、书画临摹等工作中的一道工序。例如，刻一通石碑，首先要将写在纸上的碑文“摹勒上石”，这个过程就称之为“过字”，类似的工作在书画临摹中称之为“过稿子”。具体到乾隆帝的这道圣旨，太监在交进汝窑碟的同时，一定还附有一张写有所刻字的“帖子”，请皇帝御览、指示，这个字应该就是“蔡”字。乾隆帝的这道御旨实际上是给两个人的：第一，命王玉玺将要刻在汝窑碟碟底的“蔡”字有不足的地方找补、修饰好，并摹写在耍刻字的位置上；第二，命李世金照王玉玺摹写好的字刻字。因此，这条圣旨的断句应为：
传旨：将碟底“蔡”宇，著(着)王裕玺找补、过字；李世金刻字。钦此。
综上所述，关于“蔡”字的时代问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根据清官档案记载的乾隆帝御旨可知，乾隆帝确曾命令在宫廷所藏一件汝窑碟底刻“蔡”字。至于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目前尚不得而知。
二，两件传世汝窑“蔡”字碟与档案所载是否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因为尚缺乏其他相关材料的佐证，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另一方面，由于两件汝窑碟均系清宫旧藏，因此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们与档案记载之间就没有对应的因果关系。如果后一个条件成立的话，那么，传世汝窑碟的“蔡”字就应是根据乾隆帝御旨刻上去的。
三，我们还注意到，除上述两件汝窑“蔡”字碟外，清官旧藏传世瓷器中带有刻字的器物还有一些，它们是否也可能有与“蔡”字相类似的情况?如果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考虑：这些被刻字的器物与刻字本身在年代方面是否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