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的艺术品收藏市场，可以用欣欣向荣、乱象丛生、无法无天三个词来精确形容。而支撑这个繁荣并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造势、拍假、假鉴、护假完整链条。在热钱汹涌、全民痴狂的背景下，“流通”是第一位，“真假”永远排在最后。
关键词：艺术品；收藏市场；赝品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32-04
一、赝品的由来
《汉语大辞典》是这样解释“赝品”的：伪造的东西（多指书画、文物）。习惯上，人们说“赝品”这个概念时即指“艺术赝品”。赝品与仿制品不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赝品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人们习惯于只把那些带有欺诈性质的仿品称为赝品，或称为“伪作”、“伪本”。
从维护艺术品的纯洁性和本真性的角度来说，任何艺术赝品的存在都是对这种纯洁性和本真性的威胁。但是，艺术赝品的存在又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中国的仿制品由来已久，那些酷似原作的临摹品或复制品有替代原作，提供给审美者以观赏对象的作用。这时候，凝结在原作中的审美价值同样可以在临摹品和复制品中得到体现。
从历史记载看，仿品最早的倡导者是唐太宗，李世民喜得王羲之《兰亭序》爱不释手，于是请书法名家反复临摹，今天传世的《兰亭序》就是昔日的仿品。我们要感谢那些制造仿品的古人，要不还有谁有幸再见到世之精品――《兰亭序》。宋代徽宗，明代永乐、宣德皇帝，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对文物都非常喜爱，都曾下令仿制了历代的名瓷。先人们所仿制的器物大都遵循古人制瓷的规律，从胎土、拉坯、釉色、纹饰、造型和重量，都尽力效仿古瓷的风范和神韵，且很少有掠古人之美据为己有之嫌。
而在当今，文博界对古书画和其他文物的修复、仿制也十分常见。复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并保存那些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真品。用足以乱真的复制品代替原作展出，使真迹得到保护，并在原作毁损的情况下，成为足资参考的资料。故宫博物院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徐渭的《驴背吟诗图》等，都是这类性质的人工复制品，它们代替那些年深日久经不得终日暴露的金贵藏品陈列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这些复制品来之不易，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表示，中国的文物修复理念讲求“修旧如旧”，也就是修复的地方或复制品要做得与原作看不出差别。对于艺术品而言，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风格、材料、笔意和技术，复制者都需烂熟于心。一般一幅“赝品”需一至两年完成，最长的达16年之久。如此制作出的复制品仿真度极高，对于非专业参观者来说，已经足够提供欣赏古文物艺术所需的信息和细节。
高仿复制品的出现，不仅为无缘亲历收藏观摩原作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了目睹名迹神采的机会，即使对那些有缘观赏真迹的人士来说，也有了集中欣赏原本分散各地艺术珍品的条件。将这些复制品作为鉴赏或者揣摩古人笔意、临摹练习的对象，功效之大不言自明。仿品传播了艺术，繁荣了艺术品市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极少数的国宝，它们对于艺术的传承传播发挥着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高仿品的水平之高，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如，在景德镇，你可以买到现成的明成化年或清康熙年的釉料，再到古代窑址取土烧制，做出的瓷器，其化学成分和古瓷完全相同。而当年纽约中国艺术品春季拍卖会上，宋代画家郭熙名作《秋山行旅图》以143万美元为纽约藏家王季迁标得，为估价的20多倍。王季迁表示，他就是将此画与日本二玄社复制的郭熙另一幅名画《草春图》的各项细节参校，断定为真品才敢断然出手的。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当复制好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展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面前时，院长凝视良久，最后说：“这是本院藏库中的真迹，还用得着再看吗？”
真正的“造假者”抢救和延续了文物、艺术品的生命。但高仿品的水平越来越高，在挽救和传播文化艺术的同时，显然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忧患。近些年来，劣币驱逐良币，有责任感的“造假者”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作为真品走进市场而纷纷破产。仿作、伪作、赝品、临摹品，性质不同，目的也不同，所惧者正是高仿品、仿作、临摹品以真品的身份充斥市场而流于“伪作”。假货把中国艺术品交易抬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度，也逼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
二、赝品肆虐的当代艺术品收藏市场
艺术品的世界同样是锱铢必较，尔虞我诈。精明的买家能赚到钱，而有才能的艺术家也能致富。同时，高明的骗徒和伪造者日益猖獗，而眼光独到又能诚实估价的人炙手可热，也是财源滚滚。
这个时代四处弥漫着收藏翻身的神话：两个整版猴票换一套上海徐家汇的两居室；一个住着京郊别墅的大老板靠潘家园摆地摊起家；一张上好品相的2000年停止流通的第三版人民币“背绿”水印两毛币，目前卖到近十万元。这是20年前，你拿着两毛钱背着小书包蹦蹦跳跳去小卖部买雪糕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2011年9月6日，《京华时报》头版的一篇“专家隔玻璃估价，假玉衣竟值24亿”的报道再次引爆了民众对“赝品”的关注。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和原“中国超级富豪”谢根荣由此一跃而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造假者。
谢根荣除了商业富豪的身份外还是位“古玩收藏家”，因为都从事收藏，谢根荣与牛福忠结识。这件价值24亿的“金缕玉衣”正是出自他们二人之手。据牛福忠称，谢根荣有两件玉衣古董（一件“绿玉衣”，一件“白玉衣”），但实际上都是他用谢根荣给的玉衣片串出来的，“他给我玉片，我串成玉衣，并不值多少钱”。就是这堆东西后来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王文祥、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前主任杨富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中国最有名的专家估价24亿元人民币。据悉，谢根荣给了专家几十万的评估费。媒体报道，杨伯达承认当时就在装“金缕玉衣”的玻璃柜子外，“走了一趟看了看”。
赝品乱真，伪作赚钱，是古老的行业，中国人、欧美人各擅其胜。加州盖蒂美术馆以收藏古希腊雕刻著名，早些年曝出丑闻：一件美索不达米亚的石雕男身竟是赝品。电视里看那镜头围着雕像缓缓地转，堂堂胸腹、柔韧的胯，无可挑剔、无可置疑，然而却是今人仿作。是怎样的鬼斧神工，以现代数码技术算准了造型的每一毫厘，再取了三千年前的石质，苦心孤诣地仿造，委实是一件经年累月的大工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拍出了名为《人体・蒋碧薇女士》的“徐悲鸿油画”。该油画的拍卖信息被发布于多家网站，同时配发的还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出示的“背书”：“此幅油画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另有徐伯阳与这幅画的合影，以证明该画为“徐悲鸿真迹”。
而一年多以后的2011年9月中旬，包括杨松林（山东省油画学会主席）、陈承齐（河北省美协副主席）、秦明（加拿大籍油画家）在内的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1982－1984）的十名同学从世界各地致函南方周末声明：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七千多万元人民币拍出的徐悲鸿《人体・蒋碧微女士》油画，系他们班当时某位同学的课堂习作。
这副价值7280万元人民币的“徐悲鸿油画”就诞生在1983年中央美院U型楼西北角的大天光教室，它正是研修班在5月里的一堂人体油画课习作。习作模特是一位江苏农村来北京工作的年轻女孩。在中央美院的大天光教室，参加写生的同学近20位，彼此之间的作品都很相似。习作历时三周，每天画一上午，这幅习作是两年进修生涯中比较有特色的，为同学们所牢记。所以，研修班的毕业生们第一眼看到这幅画作，马上就可以断定是自己同学的作品。细看这幅画作，模特的发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样式，身材也很有特色，壮硕而生涩，一望而知是位新中国的北方丫头。而徐先生的蒋碧薇肖像早经发表过，清秀羸弱，是位民国江南的富家闺秀。
目前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流传的大部分赝品，都来自于以营利为目的的造假。近年来侦破的最大规模的艺术品造假者，是河南商丘的几个农民。由利欲熏心的奸商策划，画坛小丑伪造，再经名家题跋、签字，上千幅赝品冒充“长安画派”创始人、国画大师石鲁的“遗作”，堂而皇之地进入书画市场，先是惊现河南，很快便在北京、西安等地引起轩然大波。造假者从“石鲁遗作”中一夜暴富，初步计算牟利4000多万元。
“藏画”的郭圣生是河南省普通农民，他声称，文革期间其父在西安为生产队卖白腊杆时偶遇落难的石鲁，后常有照顾。石鲁嗜酒如命，郭父就将家乡酿制的张弓酒送给他喝，石鲁每次喝到醉醺醺的就会挥毫作画，画一张自觉不满意便揉揉扔掉，再画一张仍觉不美再揉揉扔掉。郭父从地上捡了不少石鲁的醉中画。石鲁是个最讲义气的人，他对郭父在非常时期的关心很是感激，便将自己的这些作品慷慨馈赠给郭父。这样，郭父所保存的“石鲁遗作”多达上千幅。
2002年，在造假者集体的努力下“石鲁遗作展”、“石鲁遗作研讨会”同时在北京举行，数十位文艺界著名专家学者与会。本来这批赝品从用笔、构图、着墨、印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是拙劣的仿品，但“或许看走了眼”，或许是其它原因，大师们为这批“遗作”逐幅题跋，赞叹不已，称赞此次发现“功不可没”。北京“石鲁遗作研讨会”后，造假者一个个喜出望外，四处奔走，有恃无恐地高价推销假画。河南省某干部把赝品当作宝贝，先后从郭家父子手中买假画近200幅。郑州市某干部竟购买400多万元假画，把其中一部分作为贵重礼品行贿有关政要。香港一媒体载文叹息：“癌症夺去了一代怪杰石鲁的宝贵生命，而假画则夺去了这位国画大师的艺术生命。”
假货已经把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逼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据业内人士透露，随着科学水平的高度发展，一些科学手段使得艺术品造假变得更加轻而易举。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有一半的拍卖品是假货，而一些中小拍卖行的赝品比例更是高达95%，甚至是“满眼皆假”。
近年国内书画拍场“名人上款”早已成为陷阱，伪造名人上款的高价拍品屡见不鲜。显然“名人上款”更能吸引买家的眼球，在拍场上受到买家的推崇，更利于卖个好价钱，因而各种“假上款”时有出现。就连以4.26亿元人民币创造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价格的新纪录的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齐白石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其真伪之说也备受争议。
这幅被鉴定为齐白石画作的《松柏高立图》据说是为蒋介石贺寿所作，因此拍出4.26亿高价。但拍卖公司“《松柏高立图》为蒋介石六十寿诞作”的说法显得有些牵强，因为无论是篆书四言联，还是《松鹰图》，都没有明确出现蒋介石的名字，篆书联的上款只是写着“丙戌十月三十一日为主席寿”，而其中的“主席”可能是美协主席、省主席，乃至其他主席，而不一定就是“国民政府主席”。况且蒋介石当年最流行的称呼是“校长”、“委员长”、“总统”等，但鲜有“主席”之说。另一方面，稍有书画常识和鉴定眼光的人都不难看出《松柏高立图》漏洞百出。首先篆书四言联“人生长寿，天下太平”几个字用笔扁平，偏锋使用过多而无中锋力度，齐白石的篆书则是以中锋为主，兼用侧锋，用线有一种弧度美。最明显的，拍品篆书四言联在字的用笔上没有“搭笔”，即横画与竖画没有交融，笔画交叉处全部一带而过，直来直去，这与齐白石篆书真迹迥异，对比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真迹大字篆书《福寿康宁》轴的用笔，特别是“寿”字的写法，真伪一目了然。
《松柏高立图》冠以“主席”款的齐白石巨制，创下名人上款之最、中国近代书画价格之最。可见在当今艺术品拍卖界“天价”与“天骗”俨然成了一对双胞胎。
目前拍卖行作为中介，其利润，在于买家和卖家分别支付的约12％的手续费。这意味着拍价一亿元的一件作品，拍卖行可获利2 400万。但文物、艺术品终归是稀缺资源，那有那么多的真品拿到拍卖行去出售？相关的法律对绘画作伪的行为，大多采取一种暧昧乃至放任的态度，偶有打击，而力度又往往不大。这其中最典型者就在于拍卖法明文规定拍卖公司可以声明对所拍绘画作品的真伪不承担任何责任，竞买人或其代理人必须自行鉴定。据说这是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和国家有关法规而制定的。因而对于拍卖行而言，一面是高额利润，一面却受限于真品稀缺，加之拍卖法的袒护，如此一来“拍赝品”赚钱而免责，拍卖行知假拍假何乐而不为。
对于当前还很不规范的我国拍卖行业，有相当一部分人惟利是图，缺乏起码的道德操守和自律精神，拍卖法的规定正好成了某些人制假贩假的挡箭牌和保护伞。有的拍卖过程中出现在相近价位条件下伪作成交、真迹流拍的现象，就是个很好的说明。更有一些拍卖行主管人员利用自己企业所拥有的知名度，内外勾结，造假贩假，组织基，垄断市场，以中饱私囊，甚至造成“真迹进门难，伪作卖的欢”的怪现象。这种情况严重地损害了书画收藏者的利益，破坏了艺术品市场的风气。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微妙的因素也助长了作伪之风：其一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自古以来便有不少书画名家远者文徵明、董其昌，近者如启功先生，不但不注意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反而对作伪者采取一种“心知其伪而不辨”的姑息态度，使得作伪者无所顾忌；其二是在书画收藏界有一种说法，叫做书画收藏的乐趣之一就在于分辨真假，真假难辨，恰恰正是书画收藏魅力之所在。以上这些诸多因素在今天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绘画商品化大潮的催化鼓荡之下，被急剧地放大了。
目前国内拍场上正在上演着一场“乾坤大挪移”、“赝品大换手”的好戏，一些藏家看市场行情大好，趁机把自己昔日买进的赝品大肆抛售，一方面转移风险，同时还能赚取暴利，真可谓一举两得。面对如此兴旺的市场，拍卖公司也希望赚得钵满盆溢，很多情况下对赝品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衡量一个市场的指标有若干个，不能把成交总额和天价看成全部，风险和理性，买家的构成和素质，民族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等都应该是更该关注的要素。
三、杜绝赝品任重道远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膨胀始于2003年，SARS时期的短暂压抑后，股市、房市、收藏，都大踏步的前进了。人们惊异于SARS后的第一个艺术品春拍，2004年5月，嘉德拍场人满为患。往年拍卖会上转来转去都是寥寥熟脸，无非画廊老板和藏友一类，现在大部分是生面孔。以前图录都是免费发放，现在居然卖起钱来了。拍卖行的门槛越来越高，头些年竞拍的进场费5000元，这两年涨到了大拍20万，小拍10万。佣金也涨，2011年开初，保利拍卖行把原本10％的中介费提高到15％。
钱是一刻钟也不能歇着，拿到手里的东西一天不涨难受，两天不涨开始着急，三天不涨就转着弯地想出手了。“中国艺术品投资回报率在26%左右”，这是收藏圈子里的黄金公式。在房地产和股市日益触到天花板以后，投资文化被认为是未来国家战略的重要一步。在社会热钱以及通胀预期的巨大压力下，2011年的艺术品春季拍卖会成交额再创历史新高。国内几大艺术品拍卖行中，保利迫近62亿元，嘉德超过53亿元，瀚海将近25亿元，匡时超过20亿元。资本如洪水猛兽，冲撞着传统的收藏市场。
支撑这个繁荣并且在未来必将更加繁荣的市场的，正是已高度成熟的制假（制造赝品）、造势（宣传炒作）、拍假（拍卖赝品）、假鉴（出具虚假鉴定书）、护假（为赝品辩护）的完整链条。圈内的多名从业者、研究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的文物字画拍卖市场，可以用“乱象丛生”、“无法无天”两个词精确形容。随着艺术品市场行情的不断升温，赝品的困扰已越来越成为了有关人士关注的焦点。在当今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合理规范的市场秩序尤为重要。
20年前的潘家园曾是“捡漏”的天堂，是富人制造厂，在那里批量缔造着收藏界一夜暴富的神话。而今遍野的佛头、沉香、元青花，甚至还有创造拍卖史记录的“鬼谷子下山”，小贩们继续神秘而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国宝流落民间的段子，但资深藏友们早对潘家园绝望，时至流水作坊前赴后继的今天，这些成倍增长的瓶瓶罐罐都无非赝品、赝品、赝品。
在艺术品的高端市场研讨会、拍卖会也充斥着“赝品”。石鲁遗画的造假者甚至请到了杨仁恺等名人题跋签字。杨仁恺号称“国眼”，是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有了大师的题跋即鉴定证书，“石鲁遗作展”、“石鲁遗作研讨会”顺利在北京举行，于是购买者顿时多如过江之鲫。被“故事”、名家鉴定、宣传图册包装的“赝品”已经占据了当今中国主流媒体的大幅版。隽永感人的故事，中国鉴定界、学术界泰山北斗们的题跋和权威的鉴定证书，使得接下来的拍卖过程顺理成章，拍卖纪录不断被“赝品”刷新。
鉴定家群体也是一大问题，他们掌握了艺术品真伪的话语权。中国惟一的政府鉴定机构是1983年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著名业内人士马未都这样说，“由于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委员越来越多。文物鉴定委员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荣誉，而不再是纯粹的专家身份。”一些鉴定家的不负责任使得原本应该作为行业基础的鉴定体系，几乎成了整个行业最混乱的环节。按理，在销售环节，鉴定专家是判定真伪的“法官”；在维权环节，鉴定专家的意见是买家挽回损失必不可少的证据。
“盛世收藏，乱世黄金”，现在是黄金也疯狂，收藏也疯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有人认为，炒收藏利国利民：一者，炒收藏不比炒绿豆炒大蒜，无碍乎国计民生；二者，即便基于趋利目的，也能顺带让民众关心文化事业。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品领域与金融市场领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因为投资者的巨大需求，突然间架起了无数的桥梁。可惜，大多数的桥梁不是通向艺术品世界，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的悲哀。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南宋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苦心告诫，在今天恐怕是少有人听的。
华尔街也有句古老的格言，贪婪和恐惧这两种力量推动着市场。CPI裹挟着一切往上涨，求“增值”，这个字眼已成为人心所向。风险低于炒股，而预期回报绝对高于其他投资方式，这是不少热衷于文物收藏的爱好者的共识。这几年人们的经济条件宽裕了，投资文物收藏的人多起来了，市价被一再抬高，相反真品却越来越少，不过文物收藏仍然是最理想的一种投资方式，即使收藏者买的十件里面有九件是假的，那剩下的一件也绝对能赚回本钱。很多民众这样认为。2010年开始，拥有一副强劲、粗陋胃口的资本、热钱，大规模地涌入文物艺术品市场，尤其盯上了历史悠久、规则不完善的中国书画。再次强化了市场“轻真伪、重流通”的趋势。在2011年春拍期间引起争议的拍品，几乎全部顺利成交。
拍卖公司与委托人之所以能够恶意炒作，虚假成交，主要原因是暗箱操作，企业经营行为不透明，造成拍卖记录不公开，拍卖佣金收取的实际情况都作为企业的商业秘密而无法得知，这就给人为操作留下了空间。因而，建立中国艺术品拍卖信息披露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建立拍卖公司必须定期向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披露经营信息制度，拍卖公司就有义务向政府主管部门和拍卖协会披露经营信息，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暗箱操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也是一种有效的信息共享，通过信息披露不仅可以监督拍卖公司诚信经营，也可使拍卖公司共享各种影响行业发展的信息，如无诚信买家或多次毁约赖帐的无诚信者，就可以全行业限期拒绝入内，对拍卖公司减少损失，规避风险都是有益的。
文物的三大价值，是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而过分夸大经济价值的社会取向，一方面淹没了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文物市场上的恶性炒作，最终受伤害的是收藏界自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政府为了规范市场，加强监管，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品市场的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如《拍卖法》、《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等，但从法规本身或配套执行情况来说，还远远不够。近几年，由艺术品交易引发的官司越来越多，通过法律手段来控制因赝品的泛滥显得更加重要。我国艺术市场起步较晚，对艺术市场的管理还不完善。国内法律上的空隙使造假者有机可乘，各种拍卖会更成为销假的温床。艺术品市场的繁荣要想持续下去，就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在一些国家伪造艺术品和伪造货币一样是犯罪，在我国，伪造艺术品还不是犯罪，这是赝品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快立法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国情，若制定的相关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就有可能形同虚设。关于制假售假，在相关法律条文中有明确规定，但在艺术品市场中却没有相应的细节规定和明确的司法解释。在完善中国画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增强从业者的法制意识，达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体制问题也是造成东方“赝品”远多于西方的另一个原因。从14世纪起，西方便开始有了成熟的画廊（工作室）制度，西方艺术家往往签约于画廊和工作室，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在自己所属的画廊或工作室有完整的记录；但中国的艺术家往往没有这样的记录，他们的许多人情画、赠画包括当时的一些习作，都会在后世陷入真伪之争。建立对艺术品的创作者、经营者和经营价格进行登记的数据库，是监控艺术市场、抑制假画、遏制恶意炒作行为的有效措施之一。采取此种方法，便于对原创作品进行跟踪，有利于遏制目前猖撅的造假活动。在提高效能的要求下，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网上登记，从而达到逐步净化艺术市场。
假画的泛滥成灾，与缺乏现代化防伪和鉴定手段来统一裁定艺术市场上书画售品的真伪性有关，这也是使得制假售假者有隙可乘的因素之一。随着当前高新技术的发展，作伪手段呈现出多样化，艺术品的制假和售假技术的提高，相应的防伪和鉴定手段却不能及时跟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相应的投资力度，引进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完善鉴定的设施，加强有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提高有关鉴定人员的素质。
我国的艺术品市场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它是沟通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中介，是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相互联系事业、相互交换劳动的纽带和桥梁。我国艺术品市场历经十余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尚属一个新兴的市场，在很多方面还存着明显的弊端。目前不规范的艺术品市场要成熟起来，必定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残酷的市场考验，不仅要逐步提高收藏者的水平，培养信用观念，还要完善立法，加强管理，比如，使仿古行为在监督之下进行，将一般仿制品与赝品的界限清晰化。
杜绝赝品还需要提高全社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艺术的精神实质在于独创性，艺术品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它永远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时体现出天才的创造性而不是庸才的重复性。艺术是艺术家情感体验的产物，艺术品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其奥秘就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艺术赝品并不是作者心智的果实，技巧再高超的仿作或者复制品也只是对原作意境的移植，仅仅以技巧的逼真掩盖情感体验的缺乏。再者，赝品没有体现出艺术史的延续性和发展性。一部艺术史就是由一系列独具风格的艺术品组成的有机体系，这些独具风格的艺术品向艺术家和欣赏者打开了前人不曾涉足的美德天地，并鼓舞和引导后人去开拓审美价值的新疆域。然而，再天衣无缝的临摹和复制也只是对已有风格的重复，因而绝大多数艺术赝品难于在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公众如果能从艺术的高度，甚至从艺术史的高度去看待艺术品，那么赝品则再无立足之地。
参考文献：
[1]张春蕾.关于艺术赝品的美学思考[J].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04).
[2]卜松竹.高仿品普及名画还是扰乱市场？[N].广州日报,2008-10
-18
[3][美]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温恰溢译.2010(1),P67.
[4]曹玉林.假价、假画与假拍[N].美术报,2007,(2007-01-06).
[5]依北王.怎样收拾“金缕玉衣”带来的一地鸡毛[N].经济观察报,2011,(2011-09-12)
[6]古月.金缕玉衣暴露专家难敌金弹的悲哀[N].华夏时报,2011, (2011-09-12).
[7]续鸿明.“已故名家书画的真赝品比率,天知道!”[N].中国文化报,2011-09-22 .
[8]牟建平.“石鲁遗作案”的困惑与启示[J].艺术市场,2006,(01) .
[9]本报记者.“石鲁遗作”惊曝画坛丑闻[N].北京日报,2005-07-22.
[10]邱家和.艺术市场十字路口的媒体攻防战[N].上海证券报, 2011-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