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驾车人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口吐狂言，破坏交通秩序，这类人或是有钱的商人，或是有地位的人大代表，或是身份神秘之士，�之，从经济、政治结构角度看，他们算得上是精英。
然而，从文化角度看，这些精英都是泼皮流氓。当然，他们只算低等级的流氓型精英，高等级的流氓型精英动辄贪贿几亿，包养数十女人。而且，这类流氓型精英在整个精英群体中占到的比例高得史无前例。中国社会的精英如此之败坏，这正是当下社会严重失序的根源所在。
孔子的一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与多中心的君子之治模式的根本差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机制中，君子依靠人们的信赖而享有软性的治理权威，由此，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治理的成本比较低廉，而且，这种治理经常是以大众的同意和参与为前提进行的。当然，这种治理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节制，给社会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间；第二，有一个健全的君子群体分散在基层社会方方面面。不幸的是，20世纪中期以来，无所不在的权力让社会丧失了某种自治空间，君子也就逐渐变少。
近20年，这个单一权力中心统治体系之外，成长出一些商业、社会精英。但是，他们远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有钱的流氓而已，高度商业化的权力精英也在其中。在当代中国，金钱系统地制造了心理上、社会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十有八九是这些掌权、有钱而没有德行的精英造成的：他们制造毒奶粉；他们进行暴力拆迁；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也滥用金钱。他们以末日心态横行于国中，因为他们已经移民或者准备移民。
中国社会要好一点点，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驯服精英，让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制度当然需要变革，但透过儒家和佛教等传统价值、宗教之教化，唤醒部分精英之良心，也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君子之治的突出特征是，它是多中心、自下而上地构建秩序的。一个个分散的君子完全可以在不合理的大环境中，治理好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庄。而只要养成一批君子，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就能获得有力，的引擎。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