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几十年那种自由放任，以不公正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从国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从国际经济关系看，那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储蓄，发达国家借债。放眼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内分配不公和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配不公交织。
不公正，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
不公正是当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根源来自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这是当今世界所有问题的“原罪”。
让我们先看看发达国家。过去几十年，西方走了一条富人减税，中下层收入相对下降的道路。在富人减税的同时，中下层要求不削减起码的公共支出和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走上了政府举债、中下层借钱的道路。这条道路掩盖了过去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这条道路再也走不下去了，西方面临漫长的衰退。
再让我们看看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的道路，这种出口导向是以国内分配不公为前提的。现在，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
放弃不公正的经济关系，是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中国也是这样。谁能在这一轮改革中胜出，谁就能在下一次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
解决不公正的经济关系，需要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当今世界里，哪一种上层建筑有利于解决贫富悬殊呢?是那种金钱控制政治程序的政治秩序，还是别的?中国是需要改变目前的上层建筑让它适应不公正的经济关系，还是需要通过上层建筑的力量改变不公正的经济关系和贫富悬殊?
中国需要用公正来打造自己的金饭碗
在世界范围内获取经济资源，是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一旦世界资源不再大规模流向西方，西方的相对衰落就不可避免。
从获取世界资源的角度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有两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殖民地阶段。通过殖民政策掠夺资源。这条道路在二战以后基本走向终结。第二个阶段是“华盛顿共识”阶段。它通过构建国际经济关系，实现“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经济模式，使资源同样大规模地流向发达国家。结果，过去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而经济资源却大规模流出。这个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它列出的基本条件是：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5％，年通胀率1.5％；而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7.75％，年通胀率为4％，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如果这个预测变成现实，中国将在2019年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而美国花旗银行认为，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我们认为，只要中国处理好贫富悬殊，中国将迎来另外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可能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那以后再经过大约3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即203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内需和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继续出口导向，试问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市场或市场集合能支撑起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总量要在2034年达到美国经济总量两倍的话，中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将会更加巨大，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在向不可能挑战。
内需和内生发展需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中国有十三四亿的人口，有广袤的国土。目前市场容量狭小是由于分配不公。如果中国能有效解决贫富悬殊，尽快调整收入不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让中下层的消费赶上GDP的增长，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市场潜力!有人提倡眼睛向外。在某种程度上，向外是对的。但是，中国守着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长远看，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同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个市场相比?千万不要守着金碗银碗不要，而去寻找泥饭碗。
公正是中国世纪的基石。中国需要用公正来打造自己的金碗银碗。
只要对内公正，就能复兴。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机会。
有人认为，中国需要向改革要发展、要增长。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向公平正义要发展、要增长。这是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历史性机会和挑战，也是一种更加艰巨广泛和全面的改革。这种增长模式是一种人道、公正、包容的增长模式。争夺资源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
问题，意识形态、文化、“普世价值”、市场选择只是外包装
有人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西方的争论，中国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选择的不同道路，是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冲突。这种定义，掩盖了事实本身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挑起的这场争论争取了话语权，这也是当今中国许多思潮的基本出发点。
其实，中国同西方的冲突其根本原因是利益上的冲突，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在世界资源再分配上的潜在冲突。
西方以不到20％的人口，享用了全球76％左右的资源。中国人口相当于世界人口的20％多，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西方的程度，那就大约需要一两个或两三个地球。如果全世界人口都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那我们大概需要四五个地球。
中国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就是要改变20％的人口享用76％的资源的不公平现状。希望西方支持拥护，未免有些天真。所以，有些人就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符合自己利益的框架。
那么，什么框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呢?
让我们坐在他们的屁股上想一想。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发展方式，就是让中国走上贫富悬殊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可以造就大约1亿左右的富有阶层，而让中国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如果中国只有1亿人口参加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比起13亿人口来说，那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选择，它不会根本改变少数人口占有76％的资源的现实。总之，让中国经济发展制造少数富翁，让大多数人贫困，是符合特定利益的，是符合维持资源分配现有格局的。
而且，这个贫富悬殊还必须通过体制固定下来。那就是让金钱全面介入政治，从上层建筑上保证贫富悬殊的持续存在。
争夺资源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有人将这个问题通过意识形态、文化、“普世价值”、市场选择包装起来，好让事态朝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于是，这场争论就变成了关于“西方先进体制”的争论，变成了“普世价值”的争论，变成了“文化”的争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在中国推动彻底的市场化和金钱政治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些都是争夺资源的手段。如果你不信，就看看在某些口号的帮助下，中东、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海、南亚、东亚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2011年，全球物价上涨明明是美元泛滥导致的。然而，在巴黎召开的G20财长会议期间，有些人认为全球物价上涨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导致的。换句话说，如果大多数中国人民食 不果腹，全球通胀就不会发生了。
2010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某些国家集团明确表明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降低碳排放量，从而达到限制中国做大自己经济蛋糕的能力。
2008年，由于西方国家用玉米制造汽油替代品，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出现了西方许多人所说的“粮食和燃料”间的竞争。但是，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相关国际会议上却说，这是因为大多数印度人从一天吃一顿变成一天吃两顿导致的，是中国人开始喝牛奶导致的。
基于资源分配的考量，在中国制造贫富悬殊符合西方的利益。而中国政府恰恰是提倡共同富裕的。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不是直接冲击了别国的核心利益?全中国人民都能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那需要多少资源?所以，一个强大有力的、带动全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政府就成了某些人利益的障碍。
中国也不必天真。只要中国不改变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社会经济目标，世界范围内资源的重新分配就不可避免，西方就不会改变态度，同西方的某些冲突就不会停止，别人就会用多种方式来冲击你。
西方那些战略家也知道，中国不解决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但是，动荡而衰弱的中国，是不是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呢?现在有一种力量，诱导中国引进金钱民主，甚至实施什么联邦制。
如果中国看不清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误导下，做出错误的选择，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另外一种结果。中国有可能出现经济社会动荡，甚至更加严重的局面，中华民族在世界资源分配中将彻底失败。2034年的中国将会是大多数炎黄子孙不愿意看到的中国。
中国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西方在资源分配上的潜在冲突是存在的。所以，越要追求共同富裕，越要自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论。
同危机赛跑，千万不能为次要矛盾所迷惑，贻误战机
但是，中国经济同样面临深层次的问题。
贫富悬殊、分配不公、价值沉沦、官员腐败、市场秩序混乱、中下层贫困等等。不仅如此，各种思潮在中国交互激荡，某些思潮力图左右中国未来的选择。
2034年，中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两倍；另一种是处于漫长的社会动荡中。尽管前一种可能的概率非常高，但我们必须看到，有一种力量力图将中国推向后一种可能。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既不是人民币汇率，也不是别国的战略挤压，更不是那些大大小小专门找中国不快的噪音。这些方面虽然重要，但不管别人有什么企图，主导权和决策权毕竟在中国手中。凭中国目前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谁也无法强迫中国。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在自己内部。
中国必须在这几年内下大决心，以大智慧解决经济社会的主要问题。要分清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抓住要点。在解决主要矛盾方面，要有同时间赛跑的紧迫感，要知行合一，雷厉风行，想到做到，不要为次要矛盾所迷惑。比如在解决贫富悬殊方面，有些人担心“养懒汉”。贫富悬殊是主要矛盾，“养懒汉”是次要矛盾。又比如那些扩大差异的方法和措施，即使有一万条理由，由于会扩大贫富悬殊，恶化主要矛盾，也应当果断停止。
千万不能为次要矛盾所迷惑，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贻误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