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来有两大任务：评估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布局来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对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注和期待，自然要围绕上述两大任务的线索而展开。
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说起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论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总是要提到减税。在具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那里，还总是免不了使用结构性减税一词。
这样一个至少使用了十几年之久的老概念，结构性减税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显然同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其政策选择有关。
人们已经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的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
不过，所谓“继续实施”，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其间，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单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欧美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作为实行预微调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减税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故而，即便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显露，即便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此条件下，减税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第三，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既有通货膨胀因素的拉动，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这两种因素所形成的拉力和推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从长期看，很可能会持续波动。严峻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物价上涨一旦与以收入分配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讲，将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出发，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物价上涨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在总体上，仍应将维持物价稳定置于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在2012年，财政上的扩张举措，其力度将有所控制。减税有可能取代增支，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
第四，从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看，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超收”10000亿元已无悬念。这肯定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引致颇多争议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从而面临较大的有关减税的舆论压力。故而，即便把实施财政扩张的一系列因素统统考虑在内，实施一定规模的减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换言之，在2012年，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