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观念转变的关键历史阶段，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正在和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加快推进转型已成必然趋势。 现状：发展仍延续传统模式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银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资产规模从1978年不足2000亿元增加到2011年末超过113万亿元，增长了560余倍，年复合增长率达22％；不良贷款率从高达20％以上（境外媒体由此认为中国银行业 “技术上已濒临破产”），持续下降到1％；拨备覆盖率从不足20％提高到278％；资本充足率从不到8％上升为超过12.7％，达标银行资产占比从不足0.6％上升为100％。
在为中国银行业的成就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式基本上还是传统模式的延续，外延粗放增长的特征依然明显。具体表现在：
一是信贷驱动。中国银行业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间自营贷款年复合增长率达17.8％，其中2006年至2010年间更是高达19.7％，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前列，仅低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国家银行业平均水平，而欧美银行业的信贷增速一般保持在10％以内。
二是融资驱动。2006年至2010年五年间，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外源融资规模总计达1.15万亿元，占同期中国资本市场融资总额的40％以上，资本内生能力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
三是利差驱动。中国商业银行非利息净收入占比普遍在20％以下，与国际先进银行普遍40％以上的水平形成明显反差。
四是成本驱动。2001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营业费用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3％，明显高于国际先进银行水平，而人均、网均利润则显著低于国际先进银行水平。
五是大客户、大项目驱动。大多数中资银行的零售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不超过20％，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不超过40％，而欧美主要银行的零售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普遍较高，如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的零售贷款占比就达到60％以上，花旗银行甚至超过70％。
动因：生存空间深刻变化
当前，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正在和即将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延续几十年的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首先，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尽管世界经济正在从危机的剧烈动荡中逐步复苏，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将长期存在，经济失衡的深层次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实质性解决，全球经济将面临转型阵痛期。据IMF预测，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难以重现危机前那种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期。就国内的情况而言，未来几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全面实施的时期，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轨，银行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
1.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趋缓。
我国经济过去30余年来年均增长高达9.5％以上，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未来将步入一个逐渐趋缓与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支撑过去经济高增长的一些红利因素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
这不仅表现在曾经极大地解放生产力的制度红利正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而逐步减弱，而且表现在对经济增长长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已面临拐点；不仅表现在过去刺激大额出口的全球化红利正趋于减缓，而且表现在支撑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的高储蓄红利已难以持续,加之原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外延粗放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能源、环境都已不堪重负。据世界银行预测，2011年至2015年我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4％，而2016年至2020年则将降至7.0％。
基于上述因素考虑，我国政府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重速度、重规模向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转变，并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7.5％这一近八年来最低水平。
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将对商业银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将导致企业和居民的有效信贷需求趋于减弱，使得商业银行长期赖以生存的那种以经济高增长带动信贷高投放、以信贷高投放促进经济高增长的经营环境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将促使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推进，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银行信贷投向、结构及质量构成深刻影响。
2.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加速推进。
2011年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悄然加快。社会资金来源中实行市场化定价的比重快速提升，如在实行严格上限管制的人民币存款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募集存款、结构性存款、国库现金定期存款、委托存款、协议存款、外币存款等在内的已实现市场化定价的存款，占全部银行存款的比例已超过12％；社会资金运用方面，目前我国除人民币贷款之外都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利率，而在银行资金面持续收紧的现实情况下，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基本不会突破下浮10％的底线，因此管住贷款利率下限已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对商业银行构成很大的盈利与风险压力。一方面，银行存贷利差将急剧收窄。美国1981年至1985年间存贷款平均利差为2.17％，而在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的1986年至1990年间则降为1.63％，减少了54个基点；日本平均存贷利差由1984年的3.15％收缩为1994年的2.33％，减少了82个基点。
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不仅意味着利差缩小，而且使商业银行面临逆向选择、重定价、储蓄分流、债券资产缩小等诸多风险，甚至引发银行倒闭现象。如美国在1980年至1986年用大约6年的时间完成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后，1987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有200家左右的银行倒闭，而在1980年以前则平均每年不到10家。
由于我国银行业收入来源的80％以上依赖于存贷利差，且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银行业而言，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3.金融脱媒态势将愈演愈烈。
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很快。2011年我国累计发行各类债券2.04万亿元，股票市场累计融资8248亿元，私募股权市场新募集金额增长41％，民间借贷总额超过3.8万亿元。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将面临金融脱媒的严峻考验。脱媒使银行同时面临负债和资产两方面的去中介化，并使得传统的利差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进而引起银行经营业绩的恶化。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银行业利差收入占自有资本的比例约为55％左右，然而随着金融脱媒的影响逐渐显现，这一比例迅速下降，1990年甚至降为-9.6％；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银行业由于先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资本性脱媒的打击，持牌银行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此外，技术性脱媒也正在加速，目前国内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已达101家，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连续五年增幅保持100％，现已突破2万亿元，预计到2014年将突破4万亿元，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第三方支付产业连续五年增长率超过100％。
总之，金融脱媒时代的到来，使得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中介和支付中介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商业银行能否加快转变传统的经营与盈利模式，可谓生死攸关。
其次，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
目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着日趋刚性的来自内外部的各种约束。这主要包括：
1.以资本为核心的银行监管体系的约束。
银监会2011年正式发布了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总体框架，并陆续出台实施细则，全面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有些规定甚至比国际监管标准还要严格。虽然个别具体指标会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内银行业实际情况作细微调整，但加强监管的总体方向不会改变。
上述监管新规今年随时可能正式实施，将对银行业构成严峻挑战。比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有关规定和国内银行业现有的业务发展模式简单测算，未来五年我国银行业将出现至少不低于1.3万亿元的资本缺口，这与过去五年间银行在资本市场外源融资总额基本持平。
2.以央行为主导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约束。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构建以央行为主导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主要由宏观审慎分析、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宏观审慎工具运用等三方面构成。
宏观审慎分析方面，由于我国的金融结构目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信贷是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且信贷波动是银行体系顺周期性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因此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信贷规模成为了宏观审慎分析所关注的焦点。
宏观审慎政策选择方面，央行将建立和完善逆风向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综合采取紧急资本要求，控制银行业规模、集中度与业务范围，影响杠杆率的税收政策等措施平滑信贷投放，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宏观审慎工具运用方面，人民银行将继续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同时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并适时引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指标，以有效把控流动性闸门。
3.利益相关者的约束。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国内蓬勃兴起，股东、员工以及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的诉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就股东而言，随着资本的全球化，银行股东要求的投资回报越来越向国际标准靠拢，如果达不到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就有可能影响形象，造成股价下跌。
就员工而言，被称为“千禧一代”的80后、90后正在逐步成为职场上的主力军，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使得银行管理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据前程无忧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银行业员工离职率达到21.2％，离职原因不仅有“福利待遇低”“发展路径窄”等物质方面的因素，也有“企业文化不认同”“成就感不足”“工作压力大”等精神方面的因素。
就客户而言，当前无论是个人客户还是公司客户，金融需求都日趋个性化、多样化，而银行业的买方市场特征日益凸现，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结果必然导致客户的忠诚度趋于脆弱，对银行服务水平和价值创造能力的要求则越来越高。
就媒体而言，由于银行作为经济生活的核心和社会资金的集散地，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对宏观经济和群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成为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银行的一些经营服务行为被报道后很容易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总之，面对日益多元的利益诉求，银行业只有加快转型，才能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求得平衡、求得发展。
最后，社会需求发生深刻变化。
伴随社会经济转型步伐的推进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银行而言一些传统的社会需求如大企业的融资需求逐渐趋于萎缩，市场被不断侵袭，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需求又以超出预料的速度持续成长，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会。
比如，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财富来源地，2011年境内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72万亿元，其中年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9万人，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旺盛；消费革命悄然掀起，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由目前的近8％上升至14％，成为世界第二大居民消费国，与消费相关的信用卡、消费信贷等零售业务有望获得爆发式增长；小企业金融需求十分庞大，2011年末小企业贷款余额达10.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8％，贷款增速连续五年超过大企业贷款增速；产业区域转移加快推进，中西部经济快速崛起，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全面超过东部地区，对银行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未来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5％左右，其中蕴含的金融需求将大幅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未来五年内香港人民币存量将由目前的约6000亿元跃升至4万亿元，2015年－2020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占比将上升至15％－20％，跨境人民币业务需求迅猛增长。此外，资本市场的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等等，都孕育着银行业许多新的业务与盈利增长点。
面对上述外部环境、约束条件与客户需求变化带来的挑战，我国银行业如果不能加快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加速实现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向内涵集约的转变，未来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反，只有加快转型，才能赢得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
实践：加快战略转型
作为国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针对外部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结合自身实际，已率先实施了两次战略转型。
一次转型始于2004年。针对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特征显著，客户几乎都是大企业，中小企业无人问津，零售业务严重滞后，利差收入占比高达90％以上的现实情况，招行在研究西方银行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实施了一次转型即经营战略调整，加快发展零售业务、中小企业业务和中间业务，致力于调整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与收入结构。
这一转型成效明显。目前招行储蓄存款占自营存款的比重超过36％，零售贷款占自营贷款的比重超过36％，非利息收入占营业净收入的比重超过20％，中小企业贷款占对公贷款的比重接近53％，均在国内股份制银行中名列前茅。通过一次转型，招行不仅初步形成了自身的业务结构与经营特色，还步入了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的良性轨道。
二次转型始于2009年年中。根据后危机时代形势复杂多变及资本约束日益增强的现实情况，招行明确提出，要在深化一次转型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营方式，全面实施二次转型，真正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进而不断改善投入产出与股本回报水平。
为此，招行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和确保风险可控为主要目标，着力采取改进绩效考核体系、强化经济资本管理、提升贷款定价能力、降低成本费用开支和完善组织管理体制等举措，切实推动招行走一条较低资本消耗、较高经营效益的发展新路子。
经过艰苦努力，加上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招行二次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资本回报率、费用效率、风险定价水平、价值客户占比与员工效能等均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
对于招行而言，二次转型实质上是一场管理的变革，当前二次转型正步入攻坚阶段，必须通过管理变革不断深化。未来几年，招行将着力抓好客户、资本、风险、产品、组织、渠道、考核、运营等管理体系建设，在提升管理国际化水平上下功夫、见实效。
作者为招商银行行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