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形成健全并有效的问责制度，是衡量成熟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出台，使我国在制度层基本完善了对公共权力控制与监督的责任追究、纪律追究、法律追究三大机制，对全面保证公共权力的运行质量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起到了要作用，也将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一、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问责”，即追究责任。问责制，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由有关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问责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问责的主体，即“由谁问”。《暂行规定》指出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干部管理权限，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管理干部的职权范围。因此，问责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广义的问责主体，不仅有同体的问责主体，还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异体的问责主体。（2）问责的对象，即“向谁问”；《暂行规定》中明确了问责对象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同时对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实行问责，适用本规定。对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参照本规定执行。（3）问责的情形，即“问什么”；《暂行规定》明确了七种需要问责的情形。（4）问责的方式。问责的承担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5）问责的程序，即“如何问”，包括立案、调查、处理、申诉等程序；（6）是问责的后果，即对问责对象造成的影响。
二、实施问责制的意义
第一，建立实施问责制，有利于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始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在接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就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但正像孟德斯鸠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见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官员问责制“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则很好地彰显了对官员责任心的这一要求，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第二，建立实施问责制，有利于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官员问责制给中国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只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要有两个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具备三个能力：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协调能力，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且在官员问责制的理念下，实现了用干部、管干部的部门从“权力主体”向“责任主体”转变，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干部工作失误、失职，用干部和管干部的部门负有连带责任。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度，通过对领导干部失职失误行为做出硬性的制度约束，疏通“能下”的渠道，让那些无所作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者上台，最终达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形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陈代谢的用人机制。
这就促使干部主管部门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标准，选拔任用那些“靠得住、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而且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督促他们掌权为民，从而整肃了吏治，优化了官员队伍。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
第三，建立实施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进程。在掌管公共权力的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国际上是共同的。问责制比责任追究制的含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责任追究，是一种过错追究；而问责，则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而且还包括非过错追究。因此，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也就是说，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加大了治庸治懒的力度。实施问责制的重大意义，既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在于惩前毖后。惩罚、处分只是行政问责的手段，而防患、预防才是行政问责的目的。问责制的实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
三、问责制在实践中需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政务信息公开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可杜绝腐败滋生的温床。问责的前提是知情，如果搞信息封闭、暗箱操作，问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建立全面、规范、有序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是问责制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基础。除法律、法规要求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原则上政务信息都应公开。政务公开是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也是现代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基本义务。其含义是指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政务信息应当向公民和社会公开，而且政府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应当是真实的，而不是企图误导人的政治假象。只有这样，才能让群众真正知道政府及其部门以及工作人员“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清楚应该“对谁问责，对什么问责，怎么问责”等基本问题，使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
实行“阳光问责”，一方面要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促进透明政府的建立，使人民能够及时发现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失职行为，将政府切实置于人民的监督、控制之下。当前，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先进国家在此方面的理念、原则、技术及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将我们现有的零散规定予以整合。另一方面要规范行政公开的内容与形式。行政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开行政决策、公开行政法规、公开行政标准、公开行政程序、公开行政执行及行政结果、公开责任主体等。行政公开的具体形式多样，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来公开政务，也可以通过政报、综合年鉴、专项年鉴等出版物每年公开一次政务活动，或通过文件、通报、简报、专栏、布告、会议等途径来公开，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信息储存查阅网络来公开。
（二）规范被问责官员的复出行为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是当前社会媒体的关注焦点，《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在实践中要切实做到：
一是依法。若复出规范化得以实现，那么严格依照规则办理问责官员复出事宜是第一要义。有标准，有理由，否则，规范化就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就需要对违法复出现象予以查究和追责。二是理性。问责官员的复出与否，需视其一贯的品德和才能表现，在问责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对新岗位的胜任能力等情形而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三是透明。问责官员复出的整个过程和重要环节皆应公之于众，主动接受人民的监督，以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取代躲躲藏藏、偷偷摸摸，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猜忌。 四是参与。对于问责官员是否适宜复出的问题，在政府主导制下，应吸纳公众参与。民主评议，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理性清晰地认识官员问责机制、公开透明地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践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
（三）要建立科学完善的问责制度，必须强化异体问责力度
规范好同体问责的同时，也要增强政协、纪检监察机关和各民主党派，特别是人大和公众的异体问责的力度，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
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人大是异体问责中最重要的问责主体。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责任人引咎辞职制度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完善问责制，要强化异体问责，充分发挥体制外部的问责主体（特别是立法机关）的监督、问责作用，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外部压力。在各类问责主体中，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最重要的体制外问责主体。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运用其监督权力，行使各项监督职权对行政机关进行问责。
要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等其他异体问责主体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当前要切实加强群众监督，做到“制度公开、责任公开、政务公开”，让群众监督政府及其部门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让群众揭露该办事而不办事的现象。随着民主意识的增长和新公共管理理念的盛行，公众参与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就问责而言，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公众导向的问责模式。比如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企业安全生产领域，仅仅靠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内部人员的力量，只有他们最熟悉内情，鼓励他们对于经济活动中企业的违法情况进行监督， 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真正有效遏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问责的目的。
（四）保证问责程序的公正
《暂行规定》全文2600余字，共26条。其中，“第三章”“实行问责的程序”就有1200字，共13条。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程序占了整个问责的一半，凸显了程序是保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正确进行的必要途径，非常重要。党政领导干部既不能对行政行为都不承担责任，也不能对一切公共行政行都承担全部责任。换句话说，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而且只能在一定的责任限度内，对自己的行政伦理选择与公共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也充分保障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的合法权益。
（五）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
在当今时代，单个的公民或者组织处于信息上的劣势，不可能占据信息资源，舆论监督实际关系着信息公开的来源问题，在政府掌握信息的前提下，新闻渠道如果不够畅通的话，公民的信息知情权就得不到保障，也根本谈不上问责制。因此，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建立完善问责制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