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相信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全球范围内巨额并持续性的�易逆差和顺差，最终导致不可持续发展――是由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低消费和高储蓄造成的。 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变得富有。为什么这样可能有效？
事实上，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式――世界各地充斥持续性的�易赤字和盈余，最终却难以持续，难以为继――这源于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消费太少，储蓄过多。由于全球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交易系统，所有国家经济体的�易赤字和盈余之和为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储蓄过多，导致该国�易顺差，那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将产生�易逆差。
然而，仅仅因为顺差和逆差相关，就认定中国要对美国的�易逆差负责是可笑的。此外，中国的高储蓄可能是动态的福利。例如，中国民营企业只有先进行自我积累，才能产生投资基金，与此同时，对于已经很富裕的美国人来说，高储蓄只发生在各种社会福利都减少的情况下。最后，全球经济失衡不应该被视为双边（中美）的问题，而是全球多边问题。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易赤字和中国的�易盈余推出相关法案，以期调节失衡的全球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对中国的进口物品收取惩罚性关税，不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地位等等。一些观察家认为，没有这些外部压力，中国的国内产业结构将很难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拉动GDP的增长模式，以及内需不足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现在急需提高中国的国内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但是中国迅速增加的消费仍达不到预期，特别是在投资和出口都下降的情况下。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转型都是一个难题。
我的建议是：让中国尽快致富！首先，如果我们看中国那些人均收入超过8800美元的地方（比如北京和上海），消费速度已经快于工资收入和投资增幅。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不到美国的6%。这表明随着中国收入的增长，其整体的储蓄率自然会下降。国际社会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采取惩罚性政策延缓其经济增长。其次，如John Ross告诉我们的那样，投资也会产生需求。第三，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对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投资，可以帮助西方较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机会，以此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有着较高的投资与收入比例，但要注意，这个比例如此之高，不只是因为它的分子在增大，而且还因为分母仍然如此之低。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动态分析中，变量是人均资本，而非单位平均资本。也许很多人可能会怀疑我在研究中国时所使用的统计数据，间接的证据表明，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有增加消费的意愿，也有增加消费的不安。
我并不是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可以被轻易解决，也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许中国的结构转型短期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增长轨迹，只能加剧全球经济失衡。
当中国变得富有，全球贫困将大大消减，横跨在每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贫困差异也会减小。为了构建更为平等的社会，推动�易平等不应该仅限于国界之内，而是从全球的范围内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