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中的“把关”原则】

  摘要:一直以来,人类学纪录片以科学的真实和客观为特征,这是它隶属于人类学框架所带有的本质属性。但同时,人类学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一个分支,从属于传播学范围之内,同样体现出信息传播的一些特性。这其中就包括普遍适用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把关原则。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探讨人类学纪录片中的“把关”模式。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把关原则;人类学;传播学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渠道》中针对群体信息流通渠道,最早提出“把关人”的概念,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管道。怀特将“渠道与把关人”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认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有闻必录”,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
  新闻一样以真实客观为生命,纪录片这一传播形式,特别是比普通纪录片更为严格的恪守着科学的真实与客观的人类学纪录片,“把关”原则是否适用,以何种形式存在,如何发挥着信息选择传播的作用,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把关”原则适用于人类学纪录片的论证
  目前的现状是,新闻这种最简洁直观的用文字以及图像信息来直述单一事件的大众传播形式尚且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纪录片这种从属于电影构架之内,需要经过前期策划,拍摄,后期剪辑的制作过程,融合包括制片,导演,策划,后期等多人意志在其中的影音图像的复杂结构体,就更难以摆脱主观影响。
  人类学纪录片的“把关”原则存在形式,要追根溯源到人类学纪录片的定义上。人类学纪录片跨越人类学和传播学并将其结合成为一门新的学术理论,人类学纪录片的实质包含着人类学和纪录片两个方面。“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是纪录片手段用于人类学研究,纪录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人类学是内在的表述内容,是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产物,也是纪录片中的一种特殊类型。”①
  影视拍摄是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时所运用的一种相比于文字和图片更为完整,直观和准确的记录方式,是人类学的辅助手段。但是纪录片却不仅仅是形式载体,单纯的田野调查所拍摄而得的原始素材不可能称之为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区别于影像资料的一点就在于首先它使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技巧和相关理念,第二在于它是以传播为目的而组织信息的一种形式。“把关”原则在人类学纪录片中的介入,就是建立在人类学纪录片不仅仅是社会学研究资料,而是被概括在传播这个大的学科概念之下。
  无论对人类学纪录片真实和客观性的要求如何严格,科学成果一旦作为信息进入传播渠道,就无法摆脱流动过程中各个关节对其进行的把关活动。不经过传播的信息就无法体现它的价值,功能也就无法发挥。这种“把关”并不是在削弱人类学纪录片内容上的客观和真实,它所呈现的信息一定是科学的研究成果,但是受众所相信的“客观世界正是如此”的信息,已经是经过多重把关所重构的“二手”信息。
  二,“把关”原则在人类学纪录片中的存在形式
  1, 体现在人类学层面的“把关”原则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人类学家肯尼斯·派克将语言学中的因素分析法和语音分析法引入人类学领域,产生了人类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人类学家们明确了人类学是复杂多面的立体,需要由多方视角去考察才能使其完整。主位和客位研究为人类学提供了两个最基本的角度,即外部的考察和内部的体验。
  客位研究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用客观的角度去解释被研究的人类学课题。这种旁观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第三方立场,而是调查者从所处立场出发,以本身持有的观点去看待问题,这样多少都带有了一点跨文化比较分析的成分。人类学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的文化事项,已经不再是客观世界中的完整板式,而是经过自动自觉的对比分析而形成的平面侧影。另一个方面,“主位研究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研究者要用这个文化特有的概念和术语来认识这一文化,用被调查者自己的观点去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②这种研究范式将视角下放,深入到被调查的文化之中,甚至是本文化的人类学家,来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从本文化的所有者和调查者角度来说,对于所调查的文化不存在理解上的把关,这时人类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将其强烈的“本文化”色彩转变为可为其他文化所能接受的形式。由此,无论是客位还是主位研究,在对他文化进行科学研究而得出的理论成果,以信息的形式传递给本文化,使他文化被所知晓和解释的过程中,作为调查者的人类学家就成为第一道“关口”。
  人类学的文化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正对应了纪录片创作的本位视角与他位视角。纪录片发展至今,我们已无法对某部影片的视角简单定位为本位还是他位,两者已经实现了内容上的融合和形式上的交叉。同样,人类学的文化主位与客位两种范式也呈现出一种互补的姿态,以主位的观点来理解文化,以客位的观点来分析文化。
  2,体现在纪录片层面的“把关”原则
  比尔·尼克尔斯在其《纪录片导论》中从本质揭示了纪录片的内涵其实是一种“人为操纵的真实”,人类学纪录片相较于普通纪录片的优势在于它把操控的缰绳交到了人类学家手中,这使得“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纪录片对‘真实性’的意义理解不同,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是纪录片与故事片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表现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事物。人类学纪录片追求的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因此它有一整套科学的方法和系统来确保这种真实。”③
  人类学纪录片的内容是科学的,理性的,是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的内容好比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④对文化进行分析并非寻找规律性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学纪录片的把关也并非对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加以阉割,而是运用影像的表意,在多重意识的作用下对文化的一种主观构建。
  三,对人类学纪录片实施“把关”的主体
  1, 纪录片的实践制作者
  不同于新闻传播中记者的前期采编与编辑的后期审核在时间与工作性质上的剥离。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摄影师的镜头随导演的指挥而行动,后期剪辑的工作要按照导演的授意进行,使导演成为最大的创作主体。对于同一内容的纪录片,导演的个人风格在创作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所谓风格,就是当创作者以一种创作心态去认识和观照客体时,除了潜在的价值驱动和社会影响外,个人的个性特征、创作观念和文化心态会成为影响创作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最终它会以风格的形态表现在作品之中。”⑤   人类学纪录片中的“导演”又与一般纪录片有所不同。人类学纪录片的“导演”第一个身份是人类学家,第二个身份才是纪录片导演。拍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学文化课题的调查研究过程,最终的成片也是学者想要呈现给受众的他所看到的文化事项以及自己的理解。只不过在人类学纪录片中,“导演”完美的把自己的存在感消弱到最低,使作品成为一种尽可能客观的科学成果被受众所接受。
  2, 社会意识形态
  郭庆光在总结新闻传播把关实质时认为,“媒介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其中虽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是‘把关’的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而传媒组织的立场又直接受到社会体系和上层意识形态的支配。”⑥“把关人”以掌握话语权的姿态置身于社会体系当中,这使得他们的传播信息必须服务于权力精英。对于人类学纪录片而言,这种“服务”没有了利益和政治成分,而多了科学与学术色彩,是建立在与自身意识形态不相违背,和可以为自身社会文化体系所接受的基础上。
  3, 受众
  在对“把关”理论的研究中,传播学者唐纳提等指出,“把关”应是一个宽泛的信息控制过程,它包括传播过程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信息的选择。信息的编码只是传播行为的开始,作为第一道“关口”的传播者所选择的信息,经过传播渠道中的层层把关,最终到达受众的可触范围,受众就成为传播过程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媒体提供的众多信息中,受众选择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接触;在获取的信息中,受众选择为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倾向等相近的内容加以理解和记忆。整个信息接受过程是一个由受众来进行的“把关”活动。信息只有经过受众的把关,为其所接受理解,本身的价值才得以实现,整个传播过程也得以完整。
  三, “把关”在人类学纪录片中的功能
  1, 文化批评
  纪录片以其独特的审美和价值观念,成为以影像为媒介记录文化的差异、变迁和认同的手段。人类学家萨林斯则认为人类学的价值在于“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将两者相结合的人类学纪录片无可避免的继承了文化批评这一功能。
  但是,内容必须科学,立场必须客观的人类学纪录片无法旗帜鲜明的进行理论论证,把关原则的信息选择作用,就成为人类学纪录片行使其文化批评功能的主要形式。
  2, 文化重构
  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中写到:“国家是一种文化构建,媒体在构建国家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⑦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分量越重,受众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距离越来越来远。媒介成为受众掌握外界情况的直接途径,受众所接收的不同于自己生活范围的文化信息都经过了媒介的重新塑造。“休梅克认为,把关过程就是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对受众产生的最明显的作用发生在认知层面,即为受众创造世界是什么的认知。”⑧从这个方面来说,人类学纪录片的科学真实性拉近了受众与“他文化”的距离,呈现给受众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又通过“把关”将单一零散的文化事项整合为系统的人类学理念,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受众。
  对人类学纪录片在传播过程中同样要经过多方把关的现状建立认知,旨在将人类学纪录片中的“把关”原则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和推动人类学纪录片的传播实践。如同新闻报道,大众传媒利用把关引导社会舆论,进而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集团服务。人类学家同样可以善于运用“把关”原则,在表现和重构客观世界的同时将科学的理解传达给受众,使人类学纪录片更好的服务于文化事项的构建和文化意义的分析。
  注解
  ①陈刚《这样创作纪录片——人类学视野中的纪录片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21页,2008年第一版
  ②周大鸣《人类学导论》第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陈刚《人类学纪录片与其本体——“人类学”和“纪录片”》现代传播,2002年第三期
  ④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周宪、许钧主编,何道宽译,第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⑤钟大年《纪录片创作论纲》北广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
  ⑥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1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第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16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参考文献
  [1]胡正荣,段鹏,张磊《传播学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2]刘洁《纪录片的虚构——一种影像的表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3]聂欣如《纪录片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4]郝跃骏《谈纪录片与影视人类学及相关问题》中国人类学评论,第十八期
  [5]陈刚《这样创作纪录片——人类学视野中的纪录片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6]周大鸣《人类学导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妥超群,宗咯·漾正冈布《纪录片的文化批评与对影视人类学的重新认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六期
  [9]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比尔·尼克尔斯《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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