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子围的长篇小说《童年书》于特定时空的历史回眸中，聚焦反修防修特殊历史背景下东北小镇窄街中的“这一个”童年，混沌与明晰交织的双重美学风格，以及文化诉求与内在意蕴的内敛书写，不仅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富有个性的陌生化童年叙事，而且在含蓄蕴藉的文字书写中引发读者的感悟与思考，呈现出深沉的反思品格。
“不朽的暗示来自童年”，正如华兹华斯所言，童年不仅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作为牵引着已逝时光与生命的精神丝缕，童年经验往往成为作家诗性回眸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回忆、想象、思考以及感悟的重要载体。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作家留下了大量精彩的篇章，我国新时期以来以童年为母题的成长小说更是佳作迭出。正因如此，津子围的长篇小说《童年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面对的是诸多经典童年叙事的无形挑战，而“如何出新”“是否独到”无疑将成为读者阅读与接受过程中的潜在追问。不过，一旦真正进入《童年书》的阅读，上述的隐忧就显得有些多余，津子围平实细腻的文字亦如鲁迅先生所言“正因写实，转成新鲜”[1]，字里行间带给读者不少的惊喜，触手可及的是特定时空回眸中的“这一个”童年。
一
首先，《童年书》通过特定时空下的童年回眸，营造出“陌生化”的阅读体验。在时间上，该书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反修防修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童年故事。“中苏关系正紧张，‘深挖洞，广积粮’、‘反修防修’的条幅到处都是……我家也和很多家庭一样，在窗玻璃上贴‘米’字的纸条，以防玻璃被震碎了伤到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了地窖，以防空袭。预防空袭的警报经常在大修厂的灰楼上响起来。这时，大家就把准备好的干粮和炒面背上，跟着前呼后拥的人群，向铁道旁的防空洞跑去。”无论是“反修防修”条幅、如何预防原子弹的宣传画，还是反特防特、反修防修、红色江山、和平演变等专有名称和时代用语，都打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十分耐人寻味，大雪之夜，孩子们聚集在自己搭的雪屋中，突然大龅牙满是担心地说“这样的天气，苏联会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呢？”不仅如此，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我们普遍的担心”，进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讨论的核心就是“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诸如此类的带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事件在《童年书》中还有很多，“上山打游击”一章中，一行三人为了逃避家长的惩罚，带上武器俨然训练有素地急行军。路上对“小米加步枪是什么样的”进行一番辩论，最后的结论是“小米加”是枪的名字。到了晚上，暂住在护路工的家中吃饭休息，第二天继续向山里进发，临行前，专门给养路段的大爷留了一张纸条，“写上吃饭的数量，表示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加倍奉还”。小说中这样写道：“我对大龅牙和大舌头说，我们一定要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去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次，我们吃了老百姓的饭，就要留一个欠条，等将来我们有了钱再还他们。大龅牙和大舌头都觉得我想得周到，不愧为游击队长。”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无不显示出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入侵与渗透。
在空间上，小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故事发生在中苏边境的一个名为“八面通”的“窄街”——“它处在黑龙江的东南部，离中苏边境不足一百公里，过了马桥河林场，就要检查边防通行证了。中国这么大，没多少人知道那个地方。不过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北京，知道外面的世界”。在这样一个遥远闭塞的林场小镇，处处呈现鲜明的“东北”风貌，尤其是小说首尾飘落的大雪，将故事发生的时间集中于寒冷的冬天，更加便于东北特色的渲染与书写。
从小说的第一章起，“手闷子”、“雪推子”、“一把撸”等富有东北特色的事物就陆续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作者甚至在文中饶有兴味地进行着名词解释，“‘一把撸’是一种栽绒做成的棉帽，上面有一个小圆球，天不太冷的时候，把四面翻卷起来，就成了‘老太太’帽，寒冷的时候，可以把帽檐放下来，整个头都可以包起来，只留眼睛，有点像后来港台影片里劫匪打劫银行用的面具”。此外，拔牛筋儿、滚铁环、打水漂、扇方宝、扇吧唧、弹玻璃珠，玩嘎拉哈等带有鲜活个人体验的童年游戏以及小说中不时出现的方言、俗语，都浸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与本土色彩，生动传神地表达出独特的地域风情，无不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是为了发现被遗忘的历史和记忆。作者在特定时空下的历史回眸，使《童年书》既区别于林海音笔下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南惠安会馆中的“城南旧事”，伊沙笔下同样聚焦七十年代的“中国往事”，也迥异于苏童、王朔、韩东小说中的文革童年。敏感的时间坐标与独特的地理坐标共同造就了一段独特的带有浓郁政治色彩和地域色彩的童年叙事，津子围笔下反修防修特殊历史背景下东北小镇窄街中的“这一个”童年，为当代文学史贡献了一个富有独特个性带有“陌生化”阅读体验的“童年书”。
二
在“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之上，《童年书》还呈现出一种混沌与明晰交织的双重美学风格。所谓的“混沌”，一方面指该小说在篇章设置上采用的散文化结构。整部小说共包括十八个小章节，章节衔接上并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与大开大阖的矛盾冲突。这种看似散漫松弛的叙事结构，包容了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以“八面通”为核心所辐射的“大雪的窄街”、“后洼子”、“春天的泥泞”等，以及生活其间的各色人物姜破鞋家、赵木匠家、柱子家、大舌头家等都得以在文中一一呈现；另一方面，此处的“混沌”还指小说童稚叙述视角的运用，与上述的叙事结构相契合的是儿童懵懂散漫的思维逻辑，“审判”、“扑克”、“惊天大事”、“上山打游击”等儿童视角在篇章布局上的整体运用，仿佛不经意间生动地呈现出一个驳杂丰满的、游戏战斗着的、混沌初开的童年。叙述视角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能见度，儿童视角的运用使小孩子的思维逻辑，想事论事的方式得到彰显。“扑克”一章中，孩子们始终惦记的是扑朔迷离的“老扑克”——使黄毛哥哥的经历成为不经意间提及的小枝节穿插其中——“那之后，所有的小伙伴都相信黄毛说的老扑克是存在的。——黄毛没有撒谎！”此外，还有文中小团体的分合胜败，孩子们的恩怨转换，往往只是一念之间无迹可寻，用作者的话说“孩子总归是孩子”，“所有的事情都随季节的变化发生着变化，我在秋天的时候就与赵波、赵强和好了。”在儿童思维逻辑下，小说情节的发展中生长出不少旁逸斜出的枝条，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都以一种更为自由开放的姿态交织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密度。 与之相关的是，在小说“混沌”篇章与视角的架构下，《童年书》的阅读感受却是十分“明晰”的，于松散篇章的架构中凸显出丰满的细节与立体的人物，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一方面，小说于琐细之中见精神，鲜活细腻的细节铺陈显露出日常生活的质感。物质生活极度贫困和苍白的年代，生活的细节却丰富而平实。肩负着“革命江山万代红”重任的孩子，如何笼络对方加入自己的队伍，在对垒中采用水雷和刺雷进行暗算，研究“杀伤性”武器；大人们邻里之间琐碎的人际交往，各家各户人前人后的议论臧否，日常情感的或委婉或直白地表达……纪录片般徐徐展开，小说中的一个个事件、细节都处理得十分精细，不厌其烦地再三皴染。
朴实逼真的文字背后彰显的正是作家独运的匠心，“描写得出色的细节，能使读者对整体——对一个人和他的情绪，或者对事件及对时代产生一个直觉的、正确的概念”[2]，正如前苏联散文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小说通过密实的细节呈现，出色地展现出一个时代全景的丰赡记忆。以儿童视角来探寻外部世界的生存状态，也许在懵懂之中更见生活的本真，也更能表现人性的复杂，这其中既有畸形而病态的一面，如“我”在后园中对屎壳螂推屎球与蝇蛆变苍蝇的细致恶心的观察，大龅牙潜伏在姜破鞋后院的偷窥，柱子偷看女厕所，工宣队长带着体育教师埋伏以便抓住柱子的现行，几个教师在抓住柱子后贪婪地欣赏他画的那些淫秽图画，可谓丑态百出。作者不惜花费很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些“观察”的过程，所揭露的生活中畸形病态的一面令人心惊；而让读者在苦涩中感到欣慰的是，人性中温暖善良的另一面的自然表露，无论是父母们连夜给摔伤的丛大夫送去的一对鸡，还是“上山打游击”时林场老头给我们的玉米面烙饼，以及捡玉米粒事件中赵波妈为表谢意送来的一块淡粉色的小花布，母亲并没把它给眼巴巴看着的妹妹，而要等赵波妈生了女儿，用这块花布做一件小衣服送给她……这种不经意间流露的人性中的温情正是剥离了外在意识形态之后的一种本真写照。孩子眼中的外部世界，其实是介于一种似懂非懂、似是而非之间的混沌状态，但其中人性的压抑与挣扎却清晰可辨。
另一方面，《童年书》的明晰阅读感受还得益于小说人物形象的立体。小说以出色的细节和大量的对话描写形象地勾勒出人物性格，不仅写活了窄街上性情迥异的“我”、黄毛、大龅牙、大舌头、赵强、赵波、大邱等一群善良可爱的“坏孩子”，而且常作为“配角”出场的大人们也被摹写得十分传神。扑克牌事件中人前痛骂儿子罪有应得，表示“一个眼泪瓣儿都不会掉”，人后半夜哭醒儿子的黄毛父亲，割电缆事件中“点灯熬油”干私活的赵木匠，还有总是哼唱着“东风吹，战鼓擂”的丛丹爸爸，虽然只有寥寥几笔，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窄街上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在琐细的叙事中逐渐清晰起来。
在篇章设置上，《童年书》与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及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一般说来，松散的结构对于以情节见长的小说文体来说，非但不是优势，反而会影响整部小说的艺术构思。但作为一部以童稚视角叙事的作品，这种松散的结构因其恰恰契合了儿童的思维逻辑，而显现出新的美学特征。特别是在细节和人物形象的书写上，《童年书》不吝笔墨更为写实，琐细零碎的叙事真实可感，五味杂陈，看似散漫的篇章读来却感觉一气呵成。当这些鲜活丰富的细节书写悄然融汇于絮絮讲述的叙事笔调之中时，小说整体显现出一种舒缓从容、圆熟自如的叙事风格，不得不叹服津子围的叙事功力。
三
《童年书》的独特意义还在于其文化诉求与内在意蕴的内敛书写，一般说来，以童年经验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于童年记忆处理过程中的自我内省性和题材的过去性质”而“必然地具有了一种反思品格”[3]，尤其是关涉文革的童年更是当代中国的一段痛史。痛定思痛，以个人经验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对历史的嘲讽与批判，成为文革叙事中常见的写作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往往故事细微而主题宏大，每个人物和故事都符号般承载着丰饶的社会历史意义。这一模式的流弊不仅在于叙事方式的“同质化”，更在于其书写中主题先行与过度阐释而造成的诸多被书写、架空或粗暴否定的童年。这些被宏大叙事所挟持的文革故事中往往占据着道德的高地，缺乏悲悯情怀，所侧重的反思又略显刻意和牵强，在这种模式化的书写套路下，阅读者因“熟识”而厌倦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方面，《童年书》表现出十分质朴而可贵的品质，它以文革为背景但并没有着意渲染文革的罪与罚，没有铺陈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需求的灾难故事，也没有概念化的说教和对主题进行有意识的提炼与拔高。作者所做的仅仅是将“我”所经历的故事点滴如实客观地记叙下来，甚至没有一句额外的阐释和评论。小说中黄毛的妈妈被保卫处追查，“我”也怀疑她是“苏修”特务，从而面临一个“立场”问题的考验。在费尽一番波折，私下搜查黄毛妈妈的发报机未果后，“我”终于“四下瞅了瞅”，小声问黄毛：“你妈真的不是‘苏修’特务？”接下来，对于两个小伙伴间的对话，文中描写得十分平静——“黄毛说，我妈真不是。我说如果你妈真是‘苏修’特务，我可要跟你决裂了。黄毛说，她如果是‘苏修’特务，我也跟她决裂。” ——没有多余的修饰，甚至没有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词汇，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作者形象地摹写出两个“小大人”之间的内心挣扎，进而折射出人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立场选择与无奈。含蓄而内敛的叙事语调，不渲染，不做作，仿佛不经意间向读者絮絮地讲述，蕴含其间的切肤之痛，如同阅读散文一般真实可感，可见作者在叙述尺度把握上的功力。
实际上，对那个特定时空下的童年往事的平静回忆与内敛呈现，其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呢？那些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中，有的属于那个特定“时代”集体无意识的荒诞，有的属于那个特定“年龄”少不更事的幼稚，更多的则是两者有机地熔铸在一起。小说在叙事中一方面饱含着情感的温度，另一方面又平实内敛地将情节如实铺开，余下大量文本的“空白”召唤着读者的深入思考。
比如小说第四章中对耍流氓者“灰青”的庄严审判，小伙伴们煞有介事地商量评议怎样定罪如何惩罚，其实所谓主犯不过是一只鸭子。非常有意味的是，审判组以惩罚的名义一致通过“让它们再耍一次流氓”。这一段描写妙趣横生，更在荒诞不经的笑声中隐喻着时代的沉重：年少懵懂的孩子们眼睛里却荡漾着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演”出来的庄重眼神。“我”把自己定位成《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那个说“看着我的眼睛”的苏联保卫部军官，赵强觉得自己是经常处罚学生的长下巴——地包天老师赵德明，栓马桩则想象自己是在县武装部当干部的父亲，而大舌头联想到了俱乐部广场上的游行场面，“姜破鞋”的脖子上被挂了一双破鞋，一个令他反感的疙瘩脸、胳膊上带袖标的人正拿着大喇叭带头喊“打倒”一类的口号。审判组最终决定对罪犯实行枪毙，理由是“前一段我爸还处理了一个流氓，那个流氓强奸了上海女知青，就给枪毙了”。小说的第十五章“电影院里的《卖花姑娘》”中再次出现“审判”的情节，“我们”在与“耗子”的对峙中落败，“耗子”用牛皮纸叠的石灰枪判处“我们”死刑，石灰枪“对着大邱脸上喷去，大邱一边叫一边挣扎，他的脸全白了，直叫眼睛瞎了！接着，他们来喷我，我紧闭着眼睛，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这两场“审判”的闹剧表面上叙述的是儿童世界的幼稚残忍，实则何尝不是成人世界的某种投射？儿童拙劣而逼真的“模仿”正是对现实极其形象地揭露与批判，“凸现出积淀着‘文革’基因、充斥‘战争文化心理’的‘基本素质’的特定一代人，他们无法磨灭的冲动、扭曲和变态。这可能正是这一代人不可避免的盲从、无畏和恐惧的原由”[4]。两场审判的后果都是令人心痛的，“灰青”与“大花”被蒙在头上的布条闷死了，而大邱一只眼睛失明，“据说将来视力也恢复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故事情节本身所具有的冲击力已然将作者的思考与批判蕴含其中了。
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我”从周大学那儿知道的似懂非懂的古诗与某些记忆中储存的画面重叠了，“我”不知道古诗的确切含义，却似乎明白其中蕴含的忧伤。古诗的出现，是整部小说中除了“我”与丛丹青涩懵懂爱情之外最诗意的存在了。但这种诗意在文中显得那么突兀与奢侈，也许这种“断裂”所造成的心灵荒原才是那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中最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小说的结尾，历经“成长”的“我”从睡梦中惊醒尔后放声大哭，因为“我梦到美帝国主义要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和平演变’了，红色江山不能传下去，该怎么办啊？”足见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给孩子们甚至成人们的心理所带来的恐惧与阴影。在时空的转换进程中，历史的宏大庄严或荒诞都逐渐消弭，但留给每个生命个体的体认与记忆却如影形随历历在目。其中既有童年随波逐流的懵懂，残酷岁月中切肤的隐痛，青春期无奈的惆怅，也有成长中弥足珍贵的感悟收获，以及对业已逝去时光的眷恋伤悼。《童年书》通篇没有多少抒情的文字，但弥漫在叙述中的感伤一如作品首尾那飘落的大雪交相呼应——大雪悄无声息地飘舞着，“在我们的眼睛里，每一场雪都是新的，可仔细想想，那些雪不过是不断重复的雪而已”，“是我们真的长大了一些，还是我们内心丢失了什么？”理性思考孕育于平静内敛的叙述之中，令人回味深思。
《童年书》于特定时空的历史回眸中，聚焦反修防修特殊历史背景下东北小镇窄街中的“这一个”童年，混沌与明晰交织的双重美学风格，以及文化诉求与内在意蕴的内敛书写，不仅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富有个性的陌生化童年叙事，而且在含蓄蕴藉的文字书写中引发读者的感悟与思考，呈现出深沉的反思品格，成为实力派作家津子围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96页。
[2]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3页。
[3] 谭桂林《论中国童年母题文学的反思品格》，载《中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3期。
[4] 张学昕《读津子围长篇小说》，载《文学报》2011年9月29日。
作者简介：
王玉春，女，山东威海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