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讨了日据时台湾文化协会在成立和发展中呈现的特点，内部潜隐的路线之争，分裂的实质及影响。 关键词：台湾文化协会 路线之争 分裂 一、台湾文化协会中的路线之争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于台北成立，被称为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之一。台湾文化协会在成立和发展中呈现出了以下特点：一、他逐渐成为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主要社会组织。二、它在活动中与广大群众联系，组织宣传新文化和战斗任务，并取得一定成果。三、在文化协会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势力，尽管右翼力量强大，但是左翼团结广大群众，又具有广泛的基础，所以逐渐发展成为主导力量。
文化协会单纯追求民族近代化为目的启蒙显然不符合形势，使得文化启蒙运动转向民族运动的左右路线之争。文化协会自成立起就包含各种背景的知识分子，彼此间非常包容，经常联络交流思想。但是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各种内部成员的分歧逐渐显现。
实质上，同样生活在台湾的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派别。一种是“御用派”，御用派是指对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丧失了信心，死心塌地的顺服异族政府的台湾人，就是与日本政府一样，主张同化于日本。但是有一批对自己民族文化与力量还抱有信心的人，虽然表面上不敢公然主张自治，采取行动反对同化，但是在心理上却是已经相当清楚，这批人后来也可分为两派。一是对于民族文化有信心，但是在力量上，以为在台湾绝对不能与日本相抗衡，而将其希望放在祖国的力量上面，主张放弃台湾，回归祖国，祖国有办法台湾即有办法，是谓祖国派，亦为大陆派。另外一派，可称为“死硬派”或“台湾派”，这派的台湾人绝对多数，当时台湾的人口号称350万，这许多人，必须生于斯死于斯，无论如何，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有绝大的信心，对台湾的一切都热烈的爱着，只要在台湾能得维持固有的文化与生活，他们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牺牲，都是全力以赴，绝不退缩。所以文化协会在从事文化启蒙运动的同时，也存在着强烈的“革命”色彩，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台湾文化协会，作为民族启蒙运动，在开始成立初期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传播新思想。但思想的不统一最终使文化协会产生内讧，加上新思潮的影响，内部派系发展的不平衡，其中“偏左”的一派实力不断壮大，并逐渐控制领导权。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在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之际，“文化协会”终于分为三股不同的力量，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为代表，他们坚守地主阶级的立场，采取请愿的方式争取“自制”，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则徘徊于两者之间。
二、路线之争的实质及影响
（一）文协内部路线之争的实质
归根到底，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实是在协会成立之初就注定的，为了顺应时局，各种阶级立场人集结到一起，随着革命的发展，自身的文化认同并没有消失。相互的阶级立场也没有调和，加之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台湾民族运动的声浪中咄咄逼人，特别是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之间矛盾的激化，分裂的趋向步步加深。早先文化协会内部对于是不是放弃体制内抗争的路线转而以激进的方式争取台湾人民解放问题上，林献堂等均予以反对。林献堂主张以议会请愿为主轴开展台湾地方自治运动，要求在不改变殖民政体下获得体制内的参政权；蒋渭水主张支持台湾的工农运动，认为只有联合广大民众才能获得民族运动的最后胜利。在后来的台湾民众党的组建过程中，蒋渭水的主张得到了体现。
林献堂作为出身豪门的地主绅士，信奉追随的是梁启超的维新路线，蒋渭水出身寒微，作为当时备受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主张的是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在日本殖民者面前他们有共同之处，但是涉及到斗争的方式及路线策略，却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林献堂主要围绕着争取日本上层的支持与同情从而减轻对台湾的压迫，实际上是梁启超关于“爱尔兰人抗英斗争”论述的实践。蒋渭水虽亦争取日本开明人士的支持，但是其思想深处却信奉只有利用发动民众以及大陆革命的胜利，台湾才能真正解放的信念。
梁启超与孙中山路线的矛盾，在台湾反殖民地斗争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身上得到了具体印证，这就是文协分裂的矛盾内涵。
（二）“文协”后续影响
在社会运动中，民族运动史带有近代社会运动的属性，如自由民权运动或无产阶级运动所启发的。可见在统治者眼里，台湾社会运动根本不是一个新命题，而是一个民族反抗另一个民族的延续。只不过这种斗争是隐含在日本殖民体制内的，看似和日本国内的社会运动相似。
作为受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的改良主义分子，林献堂虽然有着局限性，但他的一系列活动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民众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了殖民政府。他和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联合斗争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文协”解散后，后来参与的民众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文协”的思想路线。
“台湾文化协会”及其他团体组织的人民斗争，为台湾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协会就成了它领导下的主干力量，并组织台湾各层人民联合阵线，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民众组织，不断发挥在反日斗争中的领导作用。1928年10月台湾共产党召开会议，正式采用了镰刀锤头的会旗，这标志着其服从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纲领，其中有些优秀的会员还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台湾文化协会”前后仅存在十年，但它在宣传与组织民众，联合各阶层人民展开反日斗争，介绍祖国新文化和革命形势，增进海峡两岸人民关系等方面有重大影响。在配合共产党领导台湾人民打击日寇，支援大陆人民的革命运动方面，也有积极的贡献，被称为“影响台湾最深的团体”。（指导老师：李付宝）
参考文献：
[1]王诗琅译，《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北，稻香出版社，1995年。
[2]叶荣钟：《日据下的台湾政治运动史》（下），台中，晨星，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