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刚，现年40岁，检察出版社副社长，知名媒体人。2003年夏，其母以56岁之盛年猝逝；六年后，父亲历经109天与晚期肝癌生死博弈后也撒手人寰，年仅59岁。双亲早逝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加上工作繁重，让他身心俱损，不到40岁就疾病缠身，身体崩溃：每日服用多种降压药物，注射胰岛素，“三高”，受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等困扰。
2011年，在失去双亲的痛苦追思中，他对身体进行了颠覆性的治疗，并出版了23万字的调养日记《新的人生》。2012年8月，他出版了实现父母“精神合葬”的纪实专著《我们的爹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其作序引荐。
今天，赵志刚用细腻柔婉的笔触，记述了父母与儿子之间充满温情与牵挂的日日夜夜与如何走出悲伤、获得新生的心路历程。他说：“常忆父母恩，把父母无形之爱传递开去，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怀念。”
慈母猝逝大悲难抑
2003年8月21日凌晨1点，作为《检察日报》记者，我还在厦门和师兄陈燕推敲采访提纲。为了避免外界干扰，我把手机关掉了。当接到母亲凌晨因突发心肌梗死猝然离世的消息时，已是早上7点。
太突然了！从厦门到福州、济南以及我的老家山东昌乐，换了多种交通工具，整整12个小时的含泪狂奔，我才回到慈母身边。当我跪在冰冷的床边痛哭时，母亲再也不理我了。为母亲守灵的三天，我的泪水几乎流干，痛感自己对于母亲的忽略和人生的易逝、无常。
母亲娄为良，1947年农历十月初八，出生于山东安丘县一个普通村庄，在五姐妹中排行老幺。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她未能读书识字。1959年12岁时，父母双亡。1970年，她远嫁给山东昌乐县的我的父亲赵立成，先后生下我和妹妹。因操劳过度，从上世纪80年代起，她身体开始出现各种疾病。80年代中期，家里因盖三间新房，欠债数千元。1987年，她转为非农业户口，迁到五图镇，并成为合同制工人。1991年，因病退休。2003年8月21日凌晨1点，猝然离世。
母亲的生命全程，用上述几行编年史就能勾勒出轮廓，但浸透在这一年一年中作为拥有多重身份的农村妇女的隐忍与操劳，谁又能知道？作为妻子，她挑家庭重担，养儿育女，工于女红；作为母亲，她对儿女极尽呵护，含辛茹苦；作为儿媳，她以嬴弱之身肩扛农活，孝敬公婆……可惜并愧疚的是，作为儿子，我却很难描摹其中伟大的细节。
2006年五一节期间，父亲的一位至交来到北京。在和他聊天时，我数次提及母亲的一些往事。哪知这位长辈竟对我吼道：“你对你母亲根本不了解，你知道的太少了！”他说，我在华东政法大学上学期间，母亲为了多挣一些钱，经常到附近的小煤矿拣煤，每天消耗大量的时间和体力才卖几块钱，还常被落下来的煤矸石砸得头破血流。有一次，母亲险些被急速驶来的装煤的翻斗车埋葬！母亲忍受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的屈辱，做这样一些低贱的工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儿子顺利读完大学。
“哪怕是要饭，也要把你供出来。”这是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那时，爷爷奶奶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和妹妹正在上学，学费很高，而父亲每月的工资不到200块。1990年到1994年，我在上海上大学的四年，大概是我家最为窘迫的时期。每个学期到上海报到前，我总要拿走几百块钱，可母亲手里连二百现金都拿不出，于是四下借钱。但是很多人包括很近的亲戚都很冷漠地拒绝了。母亲陪着笑脸流着眼泪到处去借，她忍受着艰辛，为了她的儿子，为了儿子高贵而有尊严地活着。
今天，当年那些不借钱给我们的亲戚朋友求我办事，我能办的全办了。“以德报怨”，是母亲多次向我交待的。母亲的教诲消解了我堆积在心里的不平与怨气，催生了慈悲之心。现在，在很多场合，由于身份特殊，我是受人尊重的。但是，我深知，我今天的一切，包括赢得的尊重，其实是母亲用艰辛换来的。我没有一丝自得的资本。
按照母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把她安葬于家乡山清水秀的东山，这是她生前最喜欢的一个小山包。母亲就这样走了，重新回归土地，如沉睡般走得安然，而把无尽的痛苦和思念留给儿子。
慈母走后数年里，一旦想到她，我内心就承受着巨大的歉疚。2007年，为感念母恩，我把陆续写的一些纪念短文集结为《我的母亲》一书，由黄河出版社出版。母亲的早逝，让我开始洞悉人生之无常，顿悟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回天乏力的心碎与悲痛！
百天生死博弈留不住父亲远行
母亲猝逝之后，我开始把及时行孝当成自己生活的一个重要日程，把对于母亲如山的歉疚化为更多的爱，倾注于父亲：每天坚持给他一个电话，嘘寒问暖；一有机会，就跑回山东老家看他。从2003年秋天父亲心脏外科手术后，到2008年年底，逢年过节我都会陪伴父亲天南海北地旅游，总共去了12个省市。尽管我也开始做带父亲出国旅游的计划，然而，才不到五年，我就突然之间得到一个噩耗。
2009年春节之后，老家的堂兄守东来电告诉我，父亲生病了，出现了黄疸，肝内胆管扩张，医生认为情况不乐观。2月17日，我赶紧把父亲接到了北京，住进了301医院。
医生开了单子，要做几项检查。门诊大厅人山人海，队列很长，父亲背着包到前面排队候诊，我低头看手中的单子：MRCP，CA199，CA12-5，前面那个是核磁共振，后面两个CA不是癌症吗？我一下子抽泣起来。守东大哥拍我的肩膀，我把单子扔给他，冲出门诊大厅，在门外放声大哭。
五分钟后，我擦干眼泪返回大厅。大哥指着卡片上“诊断”一栏有些潦草的字：肝门部胆管癌。我好命苦啊，刚没了娘，又可能会失去爹啊！父亲也命苦，五年多前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这次又要切掉大部分的肝脏！
晴天霹雳。头顶都是巨大的雷声！
下午，父亲转院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外科大楼14层肝胆病区29号床。病房是个两人间，有一个动过手术的病人躺在床上。父亲友好地和他打招呼：“你好！”父亲不知病情，我和家人统一的口径是：胆管里有个囊肿，手术取出后黄疸就解决了。他信以为真，对打来的询问电话都很乐观地描述着，要对方不要担心。我在旁边憋着，心却在哭。
父亲兄弟姐妹多，小时候几乎没有正儿八经读过书，最多上到小学二年级。19岁到煤矿当工人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字而脱盲。尽管如此，他离能够正常进行书面表达还有很大距离。1990年我上大学后，每月和父母都有两到三封信。父亲逐字逐句把我的信读给母亲听，还要给我回信，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父亲中晚年也养成随时记事的习惯，在小本本上记录那些琐事：家庭收入支出、人情往来、出游札记、柴米油盐等等。近些年，我陪他到各地旅游，他都记载航行的公里数、所到何地、风景名胜、我的同学好友等，极为细致。 父亲的命中一定有“天医星”。少年时我暑假寒假到煤矿去，父亲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总有一本厚厚的医学书，估计足有500页。父亲研究那本书足有十多年，他对医学的各个领域多有涉猎，指导着对母亲各种病症的治疗。晚年他又研究中医药、推拿按摩。我喝醉酒，他用葛根煮水给我服用；我四肢疲乏，他给我按摩穴位，都极为有效。
父亲精于手工编制笊篱，也精于烹调技艺。80年代中期，春节前父亲带来不少葡萄糖瓶子，里面装满了搅碎的西红柿。原来是他自己制作的西红柿酱，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季的菜可吃，用这种真空方法保存的西红柿在过年时可做鸡蛋汤，味道纯正。我十几岁时暑假到煤矿，父亲开始教我包饺子，和面、擀面皮、调馅、包饺子，一系列流程都在他亲手示范下学会。至于煎炒烹炸各种菜肴的制作，父亲更是样样精通，堪称家里的大厨。
父亲在儿子的心中，就是如此高大，完美，无所不能，导致今天我一时间产生了错觉——那位无力地侧卧在病床上的老人是否就是他？
走出医院的大门，已是傍晚7点了，天空飘起了雪花。这是2009年的春天，2月17日，早上是雪，晚上是雪。我今生都不会忘记这年春天的雪，它冷冻了我的心。
医生决定为父亲做引流术，以穿刺方式把管子插到肝内胆管，排除黄疸。手术结束后，父亲脸色蜡黄，不敢喘息，伸进腹部的那根管子让他很难受。我问他是不是疼，他说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父亲一向乐观，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表情。他的快乐感染着周围的人。然而，这根管子却让他失去了笑容。他侧卧在病床上，一只手紧紧抓住管子，另一只手抓住病床上的护栏，脚部有些痉挛。父亲显然正在承受很大的肉体苦痛。
3月，我和主治医生作了详细的交流，医生告知：父亲的肝功能很差，也较难恢复到理想状态，因为有20多年的饮酒史，肝细胞损伤很严重。如果做较大面积的肝切除，身体的耐受程度不够。一旦手术，肝功能将无法承受，施行肝移植术是最终方向。
历经周折，3月18日，父亲与山东老家一合法肝供体血型配对成功，可进行移植手术了。上午11点，我顺利取得肝源后从山东急速返回，原本是四个小时的路途，我回程却只跑了两个多小时，连手术的组织者都颇为诧异。第二天凌晨0时43分，浑身插满管子的父亲被大夫推出来，在我们的护送下进入ICU病房。
术后，父亲的眼睛因消瘦而显得大了，眼窝深陷下去，眼神空洞虚无，好像周围的世界和他无关，这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偶尔，他努力耸动双肩，使不上力气，叹一声幽幽地说：“有气无力啊。”我知道他苦，但只能远远地看着他。
一切该来的一定会来。父亲术后月余并发症出现了：胆红素升高，黄疸出现，肝部B超有明显阴影，专家会诊认为供肝有问题，而唯一延长病人生命的途径，就是再次移植。
我坐在救护车的副驾驶坐位，后面担架上是沉默的父亲。只有1公里的路途，不到10分钟的转运，谁也没有言语。我觉得和父亲犹如站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两岸，此岸鲜花，彼岸红尘。
不能把父亲抛弃给死神，不能放弃一线生机！这，是我所有的信念。我们最终等到了父亲的二次肝脏移植手术，尽管仍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至少有了希望。
没想到的是，病情变化莫测。我们还正为他的好转而庆幸时，突然接到医生电话：ICU监测及时发现父亲腹腔出血，立即推进手术室，要我赶紧到医院来签字。
路途之中，思绪纷乱。我以前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为了详细记录父亲的病情变化，我坚持为父亲撰写治疗日记，期待出版时定名为《2009春天，父亲》，因为考虑到春天结束时父亲大抵可以出院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都进入夏天了，我们却回到了原点，而且病情比当初还要糟糕，乃至未卜生死。父亲成了医院最危重的病号！
三个月内，虚弱的父亲三次承受巨大的身体创伤，我也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医院的近百天，父亲孤身一人直面病痛，多数日子躺在ICU，没有亲人陪伴，身无长物，甚至连衣服都不是自己的。他在清醒时应该是痛苦的，我们家属更痛苦。父亲自身的抗争，院外我们的奔走，一切的努力，只是要父亲回归生命的原初意义：活着！而在生死面前，个体的生命、悲欢都是那么渺小。
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内，父亲的腹腔已被打开四次，他虚弱的肉体已被手术刀切割得支离破碎，我忍受巨大的精神伤痛，流着泪签字同意，只是为了挽留他，但一次次的手术也让我们越来越绝望，我已清楚地感知父亲离他的亲人越来越远。那些痛苦是实在的还是虚妄的，此刻我已很麻木。
真正的痛苦，没有人能与你分担——你只能把它从一个肩，换到你的另一个肩。
6月4日，早上醒来找干净的衣服换上，穿戴完毕，突然发觉居然一身青色，淡青色的徒步鞋，深青色的长裤，青色的短袖速干衣。无意中的穿着都是伤感的色彩。
父亲腹腔再度出血，估计是严重的感染将血管腐蚀。是否该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我已没有进入ICU的勇气了，倚靠在过道的墙边并无声响，似是在经历一个梦境。
10时15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从ICU电告我记下这个时刻。
子欲养而亲不在何其痛
2009年6月5日，父亲和母亲合葬于老家。安葬完后，我把病中日记编辑成印刷品《2009年春，父亲》，用来记录这刻骨铭心的109天。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最爱的人，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过程。”仍记得父亲临终的训诫，他都很难发出声音了，还在嘱咐我好好工作。为了尽量不去想他，我疯狂工作，疯狂徒步，但工作繁重，过度悲痛，外加重达200多斤重的肥胖身体，我身心俱疲，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折磨，让我已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2011年，我尚还不满40周岁，却已走到了身心崩溃的边缘。
在静岩博士指导下，我开始调食、养生，不断体悟内心。起初的断食，令我的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基本的晨练也无力坚持。一段时间的排浊、休养之后，身体机能才开始恢复，正能量逐渐上升。
“莫到晚年再思亲，重在当下善尽孝”。最终，我发现，还是对不到60岁就仙逝的父母没尽到孝道的如山歉疚，支配我突破死亡冰海。而唯有好好活着，才是对双亲行孝的最大补救！
2012年，是母亲离开尘世的第10个年头，按照老家的风俗，10年忌日亲朋好友要在一起完成一个较为隆重的仪式。春节过后，我重拾之前写给父亲、母亲的文稿。之前我不忍翻阅，此次却潸然泪下。
《阿含经》云：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生与死，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我们能好好把握的只有生死之间的一段距离。我所能做的，唯有好好活着，这是对逝去的父母最好的交代！
我决定将那些碎片化的文章重新梳理合并为一本书，完成他们的“精神合葬”。此书最初定名《我的爹娘》。然而，世界上最爱我的两个人——我们的爹娘，是每个普通而又伟大的中国父母。我觉得此书的延伸意义更有价值，遂改名为《我们的爹娘》。父母的爱心，柔善如碧月。书中，我除了追忆父母，也希望能将我对父母的愧疚与恩情的体悟传递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不要有我那么多追悔、遗憾，更好地尽孝，不要如我一般重蹈覆辙空留遗憾……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