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权力腐败作为改革关键期的一个主要风险乃至最大风险在于从政者的从政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突出表现为：“双重人格”价值取向；“权力期权化”价值取向；“祼官”价值取向。其根源在于：宏观层面上，从政者受传统社会关系结构及现行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微观层面上，从政者在现代化特征影响下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心理层面上，从政者的群体文化认同偏差。
关键词：风险社会；从政价值取向；权力腐败；根源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58-02
从政价值取向是从政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从政过程中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它决定、支配从政主体的价值选择，其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从政主体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体现廉政程度的高低，反映腐败程度的轻重。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期以来，随着人们（包括从政主体）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从政主体的从政价值取向也出现了新动向，有的发生了扭曲，甚至背离。
一、改革关键期从政价值取向扭曲的新动向
了解从政者从政价值取向的整体状况，是矫正价值取向偏差及确立廉政行为范式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本课题对当前从政者的主要从政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大部分从政者的从政价值取向是符合廉洁从政要求的，但有的也发生了一些偏差。
（一）“双重人格”价值取向
“双重人格”是指一个人具有两个相对独特的并相互分开的亚人格，通常其中一种占优势，两种人格都不进入另一方的记忆，几乎意识不到另一方的存在。就从政者而言，其“双重人格”的主要表现：在政治品质方面，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在单位往往满口都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而在生活圈和社交圈中，将“讲政治”抛在脑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有的在社交场合说一些与自己身份严重不符的话，不利团结的话，做一些有损于党的形象的事，不讲政治立场，不讲信念，影响相当恶劣。在经济生活方面，在单位和工作中，满口是财经纪律和廉洁自律的规章，在“八小时”之外，有的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有的借工作之便，大慷公家之慨，请客吃饭送礼、娱乐游玩，为办私事大肆挥霍；有的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个人的社交活动，为自己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说情、谋取私利或借机敛财；有的巧借婚丧节庆等名目，为自己寻求“发财致富”的门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在工作时间以外个人经商、办企业；有的经常出入与身份不符的高档消费场所，家庭消费支出与收入严重不符等。在个人生活方面，有的一方面装出“正人君子”的形象，另一方面却生活作风腐化堕落，醉心于糜烂的生活方式，酗酒、赌博、观看色情影视书画或淫秽表演、讲黄段、在社交活动中“傍大款”等，有的在工作中大讲“社会公道”，“事业心、责任感”，在家庭中却是毫无责任，不讲伦理道德，对配偶不忠，搞婚外情，不尽家庭义务，不分担家务劳动，对子女不尽教育责任，对长辈不尽瞻养义务。
（二）“权力期权化”价值取向
所谓“权力期权化”，即指从政者在位时为某企业或个人谋利，不要即时获得回报，等从岗位上退下后坐享企业或个人的“反哺”。当前，“权力期权化”主要有以下表现：在政治领域，卖官期权化。即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官位并收受贿赂，一般表现在利用干部职务晋升和调整工作之机，长期共存封官定职。以前这种卖官行为表现为赤裸裸的权钱“现货交易”，就是你给我钱我给你官职。现在，随着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腐败分子感到过去那种“现货交易”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于是为规避风险，便采取期权腐败的形式，卖官者先给买官者以官职，买官者不必立即向卖官者送去钱财物，等到卖官者认为风险已过，或风险很小的某个时候再收取。这样，只要买官者不说，纪检监督部门就很难发现卖官者的腐败行为了。政治领域中的另一“权力期权化”是权力的“延续”或“转移”期权化，就是腐败分子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自己今后谋取私利作准备。而在经济领域，“权力期权化”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官商勾结权钱物交易期权化。这类期货腐败现象范围广泛。一些权力拥有者利用审批权，为企业老板牟取利益，退休以后，企业老板以各种名义予以利益，或钱或物或股份。这种期权腐败现象在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土地的征用、重大资金的进出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三）“裸官”价值取向
所谓“裸官”，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国外拿绿卡，而自己单身一人在国内任职的官员。其实质不在裸而在逃、在贪。当前，我国“裸官”外逃出现五大新动向：一是腐败方式上，通过地下钱庄和以企业购买设备名义等“洗钱”方式转移资金；二是腐败主体上，与过去主要是个体作案不同，近年“窝案”明显。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案发后，三人同时外逃。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在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1亿元之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据2004年商务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至少有4000名贪官外逃，甚至在北美太平洋西海岸还形成了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三是卷款钱财数额特别巨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几年来官员家属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内一共108万人，每人盗走的钱财至少可以教育1000个儿童长大成人。四是“出逃”方式上，一些外逃“裸官”在出逃前利用其所谓合法身份出去“踩点”，然后把配偶、子女、情妇以移民、经商、留学等名义先行送往国外，获得外国国籍或绿卡后，最后自己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比过去更为隐蔽复杂；五是其行为本身涉及跨国多种犯罪。由于“裸官”外逃大多涉及巨额的赃款转移，因此其犯罪行为触犯多个法律，涉及多种罪名。
改革关键期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期。因此，在这一阶段，从政者从政价值取向出现混乱、迷失，甚至严重扭曲，其危害不仅直接“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而且当这种政治风险与经济、生态、技术等其它社会风险交织在一起时，极易导致社会危机甚至是社会灾难。 二、风险社会理论下从政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的根源剖析
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提出。该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不再是如何去解决物质匮乏的问题，而是要如何应对后果严重却日益增多的社会风险。并认为其爆发或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自身的结构性缺陷；二是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三是群体的文化认同偏差。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权力腐败作为改革关键期的一种主要社会风险甚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危险问题而存在，与有些从政者的从政价值取向发生扭曲是有因果联系的。而从政价值取向发生扭曲的主要根源同样可以借鉴这一理论所揭示的原因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一）宏观层面根源：受传统社会关系结构及现行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社会，按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差序格局”式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的人际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私人关系网络，虽然这个网络依亲疏远近而有家人、族人、近亲、远亲、同乡、同学的差别，但是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却仍然攀附在里面，不容违叛。而形成这种关系结构的原因，则主要是因为我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受着“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约束，无论是对家人、亲戚还是朋友，社会提倡的都是“仁、义、礼、智、信”的行事和交往准则，一旦违反就会落得不忠、不孝、不义的评价。而宗族观念的长期存在，又使得这种人伦关系不断被强化，“中国人的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宗法精神贯穿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社会结构中，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价值观上要求人们对宗族认同和忠诚，在生活形式上要求以血缘和亲情组织起来的同族人互帮互助，否则就会被视为一种背叛。与此同时，法制的观念也因为长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对道德、仁义等礼的强调，而处于被弱化的边缘。所以在古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尊子贵、夫荣妻显”的现象，不但是合法的，还往往成为人们内心的一种期盼。尽管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但也因社会制度本身的惯性使然，这些封建的人情社会结构仍继续存在于今天，并深深地影响着从政者的从政价值取向以致利用权力拉关系、走后门。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政治权力结构仍是二元权力结构（即执政党权力和国家权力相互贯穿和依赖共同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而导致党政权力一体化（即党的权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决定性的领导地位），从而使得许多地方党内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这不仅造成了党内监督机制软弱无力，还进一步强化了从政者在从政价值取向上对于权力的迷恋、崇拜、追逐，甚至为此买官卖官。
（二）微观层面根源：现代化特征影响下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腐败事例及反腐败案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过程、特征早已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报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因此，对权力腐败的社会性认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又被一些从政者加以反思性的运用，其结果虽然增强了风险意识，但当其看到腐败者在从事权力腐败行为后，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还官照做，钱照拿，甚至还不断升迁，那么他就会反思性地思索这种制度是否有效，是否值得遵守。人都是理性的，如果在遵守制度比不遵守制度的代价还大的情况下，那么很显然，他也会选择不遵守制度，去从事权力腐败行为。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腐而不败现象出现，则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反腐败制度在从政者心中失去权威性和合法性。如果说“裸官”价值取向是腐而不败所带来的一种恶劣的“示范效应”的话，那么，“权力期权化”则是从政者在现代性反思下为规避腐败风险而主动去应对反腐败制度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即当国家在不断加强反腐败措施的同时，一些从政者已意识到了腐败是一种很大的风险行为，所以为了能逃避制度的惩罚，其在思想上也主动增强了防反腐败意识，并不断发展出这种新的方法和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反腐败制度的漏洞。因此，从政者应对反腐败意识的提高也隐含了引发新权力腐败形式的风险。
（三）面根源：群体文化认同偏差
在风险社会学理论中，基于心理层面的群体文化认同行为之所以有引发风险的隐患，主要是因为在社会众心理的影响下，群体可能出于利益或安全的考虑，导致出现集体性的认知偏差，从而加大风险产生的概率。在权力腐败中，不少从政者也会基于共同的目的，形成一种利益小团体，因为这一小团体是一种“好处共占、共同进退”的格局，所以他们在思想行为上均趋为一致，并形成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亚文化，即人们常说的官场“潜规则”。而在这一扭曲的价值取向指导下，当这一小团体面前腐败行为可能被其他人检举和揭发时，他们会将坚持正义者视为自己遇到的最大风险，并联合起来通过对检举和揭发者进行打击、报复、排挤等方式予以应对。在这场正义者和非正义者的较量过程中，如果以正义者的失败而告终，那么这不仅是对权力腐败行为的“合法性”默许，还扭曲了众多从政者的道德是非观念，并令其内心意识到：个人力量在强权面前是微弱渺小的，而一旦自己也对权力腐败者检举揭发，那么也可能落得相同的下场。所以，尽管出于个人良心使然，并在内心对这些“异类”赋予道义上的同情，但在自我保存需求和逃避孤独需求的心理驱使下，对于身边的权力腐败者既不举报，也不制止，而处于“失语”状态，久而久之，不仅形成了对腐败麻木的心态，还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逐步认可并形成“双重人格”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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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广森，雷振刚.透视贪官“祼体”术[J].检察风云，2008，（19）.
★作者简介：常玉娜（1977-），女，河南南阳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南阳理工学院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