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 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作家、诗人吉卜林在其诗作《东西方叙事歌谣》中，写下了这句名言。彼时，正值“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出生于印度孟买的吉卜林和他的许多同胞一样，沐浴着维多利亚女王的恩泽走遍世界各地，心中的东西方却有着不可逾越的藩篱。
事实上，在吉卜林生活的时代之前，东方与西方就已相遇。17世纪、18世纪，中国古老的文化哲学、自然知识就曾随着耶稣会士的书箧和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漂洋过海，抵达地球的另一面，并且在欧洲文明史上泛起涟漪。
轰动欧洲的中国人
1681年12月，一艘远洋帆船缓缓驶出了澳门港。这艘船的目的地是遥远的欧洲，船上除了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之外，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国人沈福宗。
沈福宗是江宁府（今南京）人，生于1657年。与大多数读书人选择科举入仕的道路不同，他并未参加科考，而是一直跟随柏应理学习拉丁文。这次欧洲之旅不仅改变了这位25岁年轻人的生命轨迹，也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沈福宗在欧洲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这里，他进入里斯本初修院学习。在这所培养初级修士的学校里，沈福宗的教名是弥格尔·阿方索（Michel Alfonso），不过人们更习惯于称呼他弥格尔·沈（Michel Chen）。
不久，罗马教皇听说有中国人前来，表示愿意见见沈福宗。于是，沈福宗随柏应理前往罗马，觐见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Pope Innocent XI）。沈福宗将他带来的40多部中国典籍献给教皇，其中既有儒家经典，又有诸子学说。这批典籍入藏梵蒂冈图书馆，成为该馆较早的汉文藏书之一。
而后，沈福宗留在罗马，协助柏应理完成了《论语》后15篇的拉丁文翻译工作。在此前的几十年中，柏应理等耶稣会士已译出《大学》、《中庸》的全部以及《论语》的前五篇。考虑到《孟子》篇幅较《论语》更长，柏应理决定先将前三部经典结集出版。
机缘巧合，沈福宗还成了受法国国王接见的第一个中国人。因为柏应理的出版计划得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资助，所以在1684年9月，他和沈福宗访问了法国巴黎，并在凡尔赛宫将上述三部经书的拉丁文译本面呈给了路易十四。在了解这些经书的内容和意义之后，路易十四下令将其刊行。1687年，它们被冠以“中国哲人孔子”（汉译书名《四书直解》）之名出版。此书的出版为欧洲人揭开了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向他们展示了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
对于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的路易十四在接见沈福宗时，不时向他提问，沈氏对答如流。第二天，路易十四还赐宴款待了柏、沈二人。宴会上，他又问起中国人的进餐方式，沈福宗便用右手拿起餐桌上从中国进口的镶金象牙筷子作了示范。很快，使用筷子进餐便成为巴黎上流社会竞相模仿的时尚。沈福宗的到来成为巴黎的特大新闻，巴黎的杂志曾特别报道此事，称赞这位中国青年的拉丁语讲得非常之好。巴黎的宫廷画家还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画了肖像，这幅头戴纱帽、留着辫子的中国人画像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
在驻留法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沈福宗结识了诸多法国政界和文化界的人士。他向他们演示了用毛笔写字，讲解了汉字的特点，介绍了中国的书院和文官考试。他与法国东方学家埃贝洛（d’Herbelot）的多次交谈，更是成为后者编纂有关东方文明的辞典《东方文库》的重要知识来源。
1685年，沈福宗离开法国，到达伦敦，英王詹姆士二世接见了他。与法国国王一样，詹姆士二世也请来画师为沈福宗画像，并邀请他出席宫廷宴会。沈福宗在宴会上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海德向沈福宗询问了许多中国历史、语言的问题，并请他到牛津大学帮助自己整理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从大英图书馆保存的二人书信往来和谈话记录看，沈福宗和海德的交谈涉及中国的度量衡单位、围棋、升官图等方方面面的知识。
在牛津，沈福宗还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波义耳（Robert Boyle），以及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胡克（Hooke）。胡克是发展光学体系的基础理论——波动学说的关键人物，科技史家李约瑟曾推断胡克的发现可能受到中国阴阳往复振动观念的影响，而这应当与沈福宗的牛津之行有关。
沈福宗在英国居住两年后，返回法国与柏应理会合。二人在柏氏的家乡比利时逗留了一段时间，继而前往荷兰。1692年，二人乘坐荷兰商船启程前往中国。不幸的是，船行至非洲西海岸时，沈福宗突然染病，9月在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附近的海上去世，享年36岁。柏应理也于次年5月死于印度果阿附近。
在欧洲停留的10年间，沈福宗遍访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面见过罗马教皇和英法两国的国王，与欧洲的学者亦多有往来，可谓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批使者。
风起于青萍之末，尽管像沈福宗这样在几个世纪前就已踏上欧洲大陆的中国人屈指可数，尽管其人其事已如雪泥鸿爪般难以寻觅，但他的名字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商品大潮下的“中国风”
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欧洲，沈福宗的故事尚未落幕，一股强劲的“中国风”（Chinoiserie）又瞬间刮了起来。这股潮流最早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兴起，很快便风靡了欧洲社会。
简单说来，“中国风”就是一种追求中国元素或中国风格的审美情趣，具体表现在日常器物、艺术、建筑、文学等各方面。“中国风”的出现与17世纪、18世纪中欧海上贸易的繁荣密不可分。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船首先开辟出中欧海上贸易路线后，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开始输入欧洲市场。这些具有异国风情的事物立即在欧洲上流社会引起震动。17世纪、18世纪，巨大的利润空间刺激英、荷、法、丹麦、奥地利等国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从事东方贸易。当然，这条中欧海上贸易航道并不全是东印度公司的天下，中国人也驾着简陋而灵巧的舢板繁忙地穿梭其间。尽管清廷多次颁布禁止出洋的谕令，但向海而生的东南居民仍然在“生存需要”的驱使下移居海外。这些早期移民凭借与家乡的密切联系，年复一年地将产自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药材等贩运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地，再转手出售给英、荷等国的商人。 从17世纪末开始，为了显示财富与品位，许多欧洲贵族都在家中设置了专门的瓷器室，陈列中国瓷器。据《景德镇陶录》中记载，当时有专门销往外洋的瓷器，名曰“洋器”，“式样奇巧，岁无定样”。到了18世纪，瓷器生产进入订单加工的时代。当时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常常将订单要求的外国文字写错，为避免类似情况，瓷器贸易形成了特殊的生产程序。商人们先在景德镇烧成“白器”，运到广东，然后另雇工匠，在广东当地按照西洋画样加以彩绘，再在珠江南岸开窑烘染，制成彩瓷卖给洋商。这就是盛行于雍正、乾隆时期的“广彩”。
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后，将饮茶的习惯带到了英国皇室，自此茶叶便与英国结缘，茶叶贸易很快成为中欧贸易的大宗。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增加，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以广州作为据点，试图垄断华茶贸易。很快，英国人便超越荷兰人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经销商。据统计，1765年到1774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茶叶占中国出口货物总数的50%以上。
在“中国风”席卷欧洲的背景下，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带回的不仅是瓷器、丝绸、茶叶之类的器物，还有各种有关中国的知识。从18世纪末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的通信中可以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时常为他带回从广州的行商那里搜集来的玉兰花、玫瑰花等特色花草，以及各种花鸟鱼虫的图册。爵士热衷于植物学研究，而中国正是其全球植物学版图中一块需要填补的空白。爵士夫人则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养尊处优的她乐于钻研中国古瓷的名目和历史。因此，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除了为她购置上等的茶叶和精美的瓷器外，还告诉她中国瓷器的色样及使用习惯等知识，以及有关御制瓷器的情况。
18世纪，“中国风”还刮到了欧洲的皇家园林里。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中的八角湖心亭和十层高的宝塔便是其中的代表。它们是由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家之一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在1760年到1763年间设计的。初看这些具有浓郁中国情调的建筑，人们不禁好奇建造者的灵感从何而来。原来，钱伯斯曾在1748年到1749年间任职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并在广州停留。在那里，他学习了中国的建筑和园林知识。1757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及生活用具的设计》一书，书中包括对于中国庙宇和楼房的描述，以及一些建筑的平面图。这本书被公认为18世纪有关中国园林的重要著作之一。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17世纪、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与现代消费文化似乎不无相似之处。风靡一时的中国商品，附带着星星点点的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
“哲人王”的国度
在1615年出版于欧洲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哲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中国的领导者是一个具有哲人王素质的皇帝，他公正、智慧、仁慈；中国的君主是在一些哲学家的辅佐下，维持他的统治的。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传统哲学，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准则，个人以其修身，统治者以其治国。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采用了入乡随俗的策略，学汉语，穿儒服，结交中国官绅，努力掌握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些耶稣会士翻译的中国典籍，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乃至他们与本土教会的书信往来，都构成了当时欧洲了解中国的知识源泉。《利玛窦中国札记》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树立了此后近一两百年间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乌托邦形象。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这个乌托邦式的中国更是成为西方“揽镜自照”时的参照物。
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uiz）是欧洲著名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科学家，他从21岁起便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97年，莱布尼茨出版了《中国近事》，这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它越出了教会的范围，是欧洲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对中国文化的系统介绍。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和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各有长短，不分轩轾。他在书中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治国思想推崇备至。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ret）的《康熙皇帝传》面世后，莱布尼茨十分高兴。在白晋笔下，康熙皇帝不仅是聪敏睿智、文武双全、刚毅果敢的君子，更是具有很高统治术的帝王，他勤政爱民、威严而谨慎、知人善任而从谏如流，几乎是“哲人王”的现实楷模。莱布尼茨立即将其译为拉丁文，并收入再版的《中国近事》中，以便将康熙皇帝介绍给更多的欧洲民众，使他们受益。
而在启蒙思想家中，最为热烈拥抱中国文化的莫过于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了。他在鸿篇巨著《风俗论》中，曾这样盛赞中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他还根据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法文本，将故事改编为五幕悲剧《中国孤儿》，通过阐扬其中的“忠、信、仁、义”的美德，表达对法国社会道德失范的不满和批判。1755年该剧在巴黎上演时，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在《中国孤儿》英文版的序言中，伏尔泰满怀热情地写道：“够了，希腊罗马/它们都已失宠/大鹏展翅/飞向光明之源/寻找新的伦理/到东方中国之土/勇敢地把儒家之德/带进大不列颠之耳。”
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玫瑰色的理想国度，这个令人向往的东方乌托邦曾为欧洲文明挣脱中世纪的黑暗提供了养分。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中国却成为“落后、愚昧、黑暗”的代名词。世易时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又成为古老的东方文明迈向现代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