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尴尬当有人从自由主义的内部对自由主义提出质疑、指出自由主义的某些悖论时，我们看到，长时间以来关于自由主义的解说打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既然不再是密不透风的自圆其说，就意味着有了讨论的可能，也有了对话的必要。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周保松先生最近发表的系列文章《市场、金钱和自由》、《贫穷、自由与公正》、《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扼要解决了一个问题：金钱与自由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在同等市场条件下，并非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是有钱人较穷人享受更多的自由。为了讲清这个道理，《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一文中假设了一个例子：同等法律环境中，富人可以自由出国旅行，穷人则因无钱买机票而旅行的自由受到限制（剥夺）。这个例子虽说有些片面（事实是，穷人的自由并不在消费环节才受到限制，而是早在参与市场的起点上就被剥夺），但毕竟面对市场自由主义把简单的道理讲清楚了。于是，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被揭示：市场自由主义所捍卫的自由，是谁的自由？答案不言而喻。在上述全部讨论中，“私有财产权”是一个始终隐现其中的概念。或许它才是核心——是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基础和伦理核心，也是周保松先生思辨悖论的核心。同时作为自由主义的主张者和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周保松一方面主张分配要公平、社会要正义，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能触碰私有财产权这个底线、还要小心维护私有财产制的神圣地位。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触犯，等于在法律和道德上认可了“私有财产”的私有性质：富人的企业、存款、车子地产等等“私有财产”，完全而绝对地归属于存折和产权证书上的那个富人名字，毫不含糊，不容讨论。如此一来，一位自由主义主张者和市场自由主义批判者，难免要陷入有产阶级立场和穷人利益的两难境地。“自由主义一方面应建设一个廉洁、公平、重视契约精神及保护个人正当财产的市场制度，另一方面应通过法律、税制及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保障劳工及弱势群体利益，维持公平的机会平等”（周保松：《贫穷、自由与公正》）这是周保松先生的理想。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恐怕还得继续追问下去：“怎样的产权制度，怎样的资源分配，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从而活出独立自由丰盛的人生？”（《市场自由主义相信什么》）——这就是周保松先生的思辨悖论，一位真诚而有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的尴尬。有没有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案，来回答周保松先生的追问？有，伊斯兰的天课制度。伊斯兰的天课制度不必总用警惕的目光打量宗教，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作一种古老的传统。既然可以满篇施特劳斯、霍布斯为耀，又何妨平心静气地面对一种沿袭千年至今有效的经济制度？伊斯兰的天课制度至今声色并茂地活跃于世界上一切穆斯林社群，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凡是亲临过西亚、北非等穆斯林国家的人都会发现，这些国家政治落后、工业落后、军事落后……什么都可能落后，惟独公益和慈善不会落后于最发达的欧美国家。同时，穆斯林国家的贫富悬殊程度，总体上低于世界其它地区，战争制造的灾难性现象除外。而在其中发挥主力作用的，正是源于伊斯兰宗教的天课思想及其制度。简单地说，天课（阿拉伯语：Zakat）就是一种税赋。当某人的财产达到某个标准（术语称作：起征点）时，他自动地被赋予按财产比例缴纳天课的义务。不需要专职征税员，不需要税单通知，不需要上门催收，征税比例在穆斯林中也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财产的千分之二十五。在穆斯林聚居社区，一般都有专门的天课接收、管理和使用机构，不隶属于政府，作为独立机构存在。“天课”是一个汉语译词，它所传递的是宗教话语意味：一种为天（上帝）而课的税目。但上帝既没有花钱的需求、也没有攒私房钱的癖好，怎么样为上帝（主道）而纳税？上帝说了：“天课惟归于贫穷者，赤贫者，天课的专职管理者，其心可得安定者，无力赎身者（奴隶或战俘），无力偿还债务者，专为主道服务者，困于途中的旅行者。”（古兰经忏悔章第60节）因此，与其说它是一项宗教功课，不如说它是一种社会义务更准确。对于穆斯林，天课也是伊斯兰教强调最为严厉的义务之一。在古兰经中，它常常与“礼拜”等基本功课并列出现，作为甄别一个人是否信仰者的基本标准。与世俗课税比较而言，天课多了一重宗教的神圣意味，对于缴纳者不是一项国家强迫义务，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与普通的慈善施济相比，天课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它便不是一种可资夸耀的善行，而是一项必尽的义务。用伏尔泰的话说就是：“没有一种宗教不要求人们行善施济，但只有伊斯兰教将此定为一种法定的、绝对必须实行的教规。”（《风俗论》）显见地，天课制度因其宗教性——惟以上帝为监督者，而在一个监督者缺位的世俗世界里是无法执行的。介绍天课制度，非为推广，自然更不是传教，而是为讨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且，若再深入一步，触及天课制度的逻辑根基和自由主义的价值核心——“私有财产权”，讨论将会更有意思。“私有财产”之“私有”以世俗的目光考察，天课制度并不神秘，不过就是一项重税。没错！但当正常的税收遭遇到市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之一支，或称作“自由至上主义”）的质疑，国家征税被视作劫贫济富、侵犯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妨害了市场自由；而伊斯兰的天课制度作为一项重税，却能够千年通行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地区而不衰时，就不能不挖掘两种经济思想各自背后的逻辑基础。前文已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财产”当然地完全归属于产权证书的持有人；而天课制度的逻辑基础恰恰与之针锋相对：富人的财富中天然包含有穷人的权利。这是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经济思想，也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他所赖以立足的教义基础是：天地之间的财富，统归于上帝；富人所掌握的财富，只是上帝的信托。而按照人生而享有平等权利（包括自由、财富）的基本教义，即：富人的便是众人的。上帝是财产权的惟一所有者，上帝自身不需要财产，上帝创造财富只为恩慈全人类——财富属于全人类。显然，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公有制。有趣的是，一千年来的宗教学家在理论上没有否认过私有产权，当然也没有否认过公有制的教义。直到当代，才出现了“伊斯兰经济思想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争论，持“私有制”观点者的论据本身牵强附会，对古兰经文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来论证贫富悬殊的合法合理性，本文不作涉及。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伊斯兰的历史上并未拘泥于制度的思辨论争，对私有产权不作否认与基于公有制思想的天课制度实践并行不悖。再来看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看透这一教义的悖论本质，不必依靠宗教的逻辑、上帝的权威，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设问：在一个没有穷人的社会里，“私有财产”的积累可能实现吗？追溯穷人为什么是穷人、富人何以成为富人，或许对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帮助。但是别忘了：追溯的尽头，当时被逐出天园、贬谪人间的亚当和夏娃，都是腰间只有一圈树叶的穷人。所以，“私有财产”之绝对“私有”，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具有社会道德关怀的自由主义者周保松先生，一面感于现实社会的贫富悬殊、残酷不公，一面囿于自由主义的神圣教义私有财产权，不得其门而出。作为重税的伊斯兰天课制度在千余年的实践中，恰恰发挥了他所追问的“产权制度”功能：默认私有产权，调剂财富分配，缩小阶级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宗教经济思想，对于一个排斥“任何超越的外在权威”、相信“人不仅能了解及支配自然，也能凭借人的理性和感性能力以及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可以在世间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的自由主义主张者，无疑又是一个更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