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美皆的《关于从维熙的“混沌”》时，第一感觉是获得了一种阅读快感，一种只有读到好文字以后才会有的那种怦然心动。不过紧接着也产生一个疑问：文章可以这样写吗？没错，那些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从维熙的文字，不是李美皆的文字。可是，既然李美皆已经讲明这篇文章就是对《混沌》的摘抄，还特别强调“我尽量使用从维熙的原文，并尽量不做评论”，那么就不存在是不是抄的问题，只存在可不可以这样抄的问题了。
稍后，读到了黄桂元的《批评家的“中产阶级化”与学术底线》。这篇文章对李美皆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前半部分，我是颇有同感的，而读到后半，却引起了困惑。这困惑，缘起于它对《关于从维熙的“混沌”》（以下简称《混沌》）和《那些不能湮没的小历史》（以下简称《湮没》）的批评。它似乎是对我那个“文章可以这样写吗”的回答，但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不过，正是由此而引起的思索，让我觉得自己靠近了那个答案。
在展开我那些与黄先生不同的想法之前，十分有必要讲一讲“颇有同感”的部分。应该说，这一部分也确曾让我怦然心动，因为讲出了我一直想讲却没有讲出来的话，而且讲得很到位，所以不如直接抄在下面。
黄先生是这样讲的：“李美皆也确实今非昔比……批评行情一路上扬，成了中青年批评群体中的翘楚和各种研讨会的常客。功成名就的李美皆当然不会停笔，据说正在研读当代文坛历史，意欲向学术的纵深地带拓展，而有关当下文学的评论文字也时有兼顾，《责任和道义的火焰》、《担当时代有大音》、《以军人的诚挚与热爱》、《与世上的美好一同想起你》、《沿着想象的路径，去看一个人》、《满目青翠 遍野芳菲》、《马晓丽：激情与内敛》、《地老天荒的情怀》、《装在玉净瓶中的文字》、《风露与高寒》等等不一而足，看上去宏大且斑斓，光滑又圆润，却似乎失去了一些什么，与她自谓的‘我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简单、率性、感性’云云，更是隔山隔水，判若两人。个中底细，自然不是局外人能说清楚的。”
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确实挺少见到李美皆的文章了。这让我对这位我一向看好的批评家不免产生一种纯属个人的担心。她“当然不会停笔”，然而她正在逸出我个人的批评视野。我弄批评纯属业余，这三年又正在写一个长篇（这才是我的正业），所以视野极其狭窄，基本上没时间去看各种表扬稿。黄先生的文章证实了我的担心；虽然仍没看到那些文字，但看看那些题目，我就相信了黄先生的判断：光滑又圆润。那确实是一条轻松愉快如沐春风的路，走向或走在这条路上的同一代或年龄稍长的批评家，李美皆远不是第一个，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眼睁睁看着这些原本浑身洋溢着才气和锐气的批评家，走着走着，锐气渐蚀而才气依旧，再走着走着，锐气蚀尽而才气渐损，又走着走着，才气和锐气皆杳然如黄鹤一去。我不仅说不清个中底细，也看不透其间原委。不过，我至少还能感觉到，这与黄先生所说的“中产阶级化”有关，但两者的相关性却与黄先生的意思正好相反。我注意到黄先生使用这个词语时是加了引号的，意者是要表明他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使用的。若按我的理解，真正的中产阶级化，本来正应该是防止上述不幸最有效的免疫机制。那么，不幸之所以还是发生了，恰恰说明他们没有中产阶级化。我还注意到黄先生使用了“功成名就”一词，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极好，精准而贴切。把这两点合起来，意味着在中国，一个批评家即使功成名就了，也很难进入中产阶级，因为他或她得到的只是某种“功名”，而不是可以无需看人眼色行事、仰人鼻息为文的底气。万一将来的某一天，“三十功名尘与土”了，也就只能“八千里路云和月”了。可是，如果反过来看，那个将不同种类、不同级别的“功名”授予这些批评家的机制，在做出相应决定的时候，我宁愿相信他们更多地是出于爱才，而不相信他们怀有戕害其才气和锐气的初衷。也就是说，后来的结果，可能并非他们当初所愿。所以，其间的原委，真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
我在想这些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所以提醒自己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办法之一，就是多一点善意，少一点幸灾乐祸。我知道这有感情用事之嫌，而感情用事常为学术研究所不取，因为它会影响学术判断的客观性。但这一回我愿意冒一点险，不求学术之严谨，但求内心之坦然。
要言之，我要替李美皆的《混沌》和《湮没》做一点辩护了。从黄先生批评文章的行文看，前面涉及的李美皆的那些“光滑又圆润”的文字，只是她走向岐途的开始，而《混沌》和《湮没》，则属于越走越远，“是在挑战学术规范的底线”。不是彻底堕落，也是走向沉沦了。但是在我看来，正是《混沌》和《湮没》让我看到了希望，甚至还产生了新的期待。虽然这可能仅仅是某种善意，但我仍想试一试能让它在学术上言之成理。我知道这活儿的难度。实际上，干这个活儿的惟一下手之处，就是先要挑战黄先生设置的那条“学术规范的底线”。干这种活儿没有迂回包抄之类的诀窍，只能正面突破，所以我愿意先直截了当地亮明我的观点：那根本就不是“学术规范”，更遑论“底线”。
当黄先生的文章中出现66%、70%的百分比时，我就意识到他是在使用哪一条学术规范了，而他之所以没有明说，并不是想隐瞒什么，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此事不言自明。是啊是啊，我们的学术界早已习惯于把非止一端的此类“不言自明”的“规范”，作为逻辑的前提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了，而一旦有人提出这个前提也是需要证明的，那后面的逻辑链便会从出发点开始断裂，以至于整个儿报废。这里撇开非止一端中的其它端，只说相关的一端，即涉及引用问题的“适度引用”和“过度引用”。
什么叫“引用”？引而用之之谓也。它由两个不同的动作所组成，第一个动作是“引”，第二个动作是“用”，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就依黄先生设定的体例，将“批注式、评点式研究”除外，那么一篇学术文章的功用，就是作者以此表达、论述、论证自己的“独立学术言说”。一般地讲，你既然有话要说，把你的话说出来就是了。所以，只是在言说方式的意义上，才有“引”的问题，即除了作者自己的话，还引征了别人的话，从而派生出“引征”的正当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这个正当性的标准呢？惟一的标准就是“用”。引而用之，即为正当；引而不用或引而无用，即为不正当。还有别的标准吗？没有了。具体到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正当性与引征的量无关，也与引、用之间的比例无关。引征的量很大，只要用得好，不仅不是坏事，反而倒是好事，老祖宗已经为我们留下了现成的赞美之词，叫“旁征博引”或“广征博引”。有一个与“旁征博引”对应的成语故事，讲的是狄仁杰为了劝一怒之下要杀武卫大将军权善才的唐高宗，就举了两个汉、魏时的例子，暗喻明君治吏应依律定罪，不可感情用事，从而救下了权善才。在这个故事中，“引”占的比例不是70%，而是100%，“用”的部分“不着一字”，却达到了目的。你能说这是“过度引用”？ 我说不好“过度引用”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怎样传开的，又为什么居然会成为一种“学术规范”。而我所知道的现实，是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规范的“学术规范”，它虽然已经被当作“学术规范”使用了若干年，但用到现在，对于究竟超过了多少——10%？20%？还是30%？——才算“过度”，仍然莫衷一是。所以，在真实的学术实践中，它所起到的惟一的真实的作用，就是以一个虚拟的“过度”为遮羞布，通过把“引”和“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体，来使“适度引用”中那种有引无用的做法正当化。其结果，便是那种毫无“独立学术言说”的白纸黑字铺天盖地，却仅仅因为它们懂得有节制地“适度引用”，就成了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文章！当然，我上面这通辩护词即使能得到采信，其作用也仅限于能把李美皆从“学术底线”以下拉上来，并不能代替对她的《混沌》和《湮没》的具体评价。她真的引而用之了吗？即使用了，用得好吗？
这回我得感谢黄先生提供的那两个百分比了。我读《混沌》在先，《湮没》在后。读《混沌》时出现的那个“文章可以这样写吗”的问题，读《湮没》时并没有出现。当时也没有细想，更没有去计算字数和百分比，倒是仅凭阅读感受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印象：看来《混沌》抄得实在太多，能像《湮没》这样抄得少一点就好了。直至看到黄先生的文章，我才大吃一惊地认识到这个印象竟然和事实恰恰相反，《混沌》的抄只有66%，而《湮没》却超过70%。为什么会这样？这让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而想的结果却又与黄先生有了不同。黄先生批评《湮没》“干脆就是一堆零敲碎打的资料汇编”，而我那个想了一下的结果却是：同样是抄，零敲碎打地抄，比死捺住一本书去抄，效果要好。
这就牵涉到用得好不好、怎样用为好的问题了。正如黄先生所指出的，《湮没》是从多本著作中进行摘抄的，然后串接在一起，这就有了一个如何选择、剪辑的问题，而作者的为我所“用”，就体现在这个选择和剪辑之中。当这些零打碎敲的材料被拼接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一幅由一些不该湮没但实际上已经近于湮没的“小故事”所合成的图景。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却被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所忽略，尤其是那些“第一时间”写出的当代文学史。虽然它涉及的主要是作家而非作品，但这种现象恰恰说明，我们的文学史上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期，一些作家一生中最好或最坏的“作品”，是用他们本人的生命、尊严、人格写成的。相比之下，《混沌》的资料来源单一，虽然其中也有选择和剪辑，但是其最终的效果，也就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介绍了从维熙的《走向混沌》。
这是一种技巧，一种在此类文体中大量引征之后怎样用得更好的技巧。在这个一谈到技巧就让人立刻想到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文学生态里，谈论这种技巧似乎显得很不合时宜，也很不学术，但我认为却有它实实在在的意义。文学写作的技巧，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莫言得了诺奖，评奖者发布了授奖词，“魔幻现实主义”立刻成了烫嘴的词汇，批评家们纷纷发言撰文，解析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有哪些表现和特征，他是如何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又与该马有哪些不同等等，正说得热闹，猛然间天降一盆冷水，有懂洋文的出来说，那个授奖词被误译了，人家用来表扬莫言的那个字应该译为“谵妄现实主义”，和当年用来表扬马尔克斯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洋文。你说这不是故意跟咱们过不去吗？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莫言是“谵妄现实主义”作家。若是单用逻辑推论，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们把诺奖授予了一位从来没被中国人读懂的中国作家，要么就是他们自己没有读懂莫言。如果让我从这两者中选择一个，我还真是哪一个都不敢选，因为无论选哪个，结果都一样：获奖的莫言，和我们所谈论的莫言，不是同一个莫言。您瞧，这生生就是被“主义”害的。相比之下，我这儿所说到的技巧，就实在多了。无论将来李美皆得不得奖，得什么奖，都碍不着“主义”的事儿。
而且这技巧很有用，因为类似的写法，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文体。此类文体究竟始于何时何人，我没有考证，但可以肯定非自李氏始。数量还不少，只是没有引起真正的注意，而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抄得不如李美皆多，还是用得不如李美皆好，我也没研究。如果这种文体从此开始引起了注意，则黄先生的文章功莫大焉。我也很愿意追随在黄先生身后，为之摇旗呐喊，因为我希望并相信这种文体还会发展、提高，还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比如，在2012年第5期的《小说评论》上，我读到了李建军的《思忆文学与〈牛汉自述〉》。在这篇文章中，此李抄得不如彼李多，但用得比彼李好。尽管如此，其中让我怦然心动的文字，还是那些抄来的，不是李建军本人的。比如，他抄了重病中的阿垅在监狱里所写的交代材料：“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以被压服。”“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这样的短句，比李建军那些关于这位诗人的道德理念、伦理境界、人格状况、文化修养的论述，要更有力量得多。由此看来，从理念上讲，倒是李美皆的判断更明智：尽量多引用原文，尽量少做或不做评论。你终归是“他者”；你或许写得出同样好的文字，但你肯定不具有那样的语境。当然，我在这里所做的判断都是相对的。这种文体刚刚兴起，相关的技巧还只有少数的人在探索，还有待在更丰富、更多样的写作实践中逐步得到提高和完善。
或许这种文体本身也是暂时的，因为他的存在，只对应着某种被制造出来的遗忘。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于2007年，这才过去了几年，还有多少人记得这本书？而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些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还有多少人知道那些事？即便因为读了李美皆的文章，又想起来了，或有了兴趣，想去书店买一本，买得到吗？李美皆在文章开头说：“我数度疑惑：有这把火在这儿，何至于我们出书时不过豆大一点灯光还被严防死守？”能写出这个话，表明李美皆至少还保留着她的那点“简单”。简单的李美皆看到了那把火，却没有细想那把火现在是不是还在燃烧。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种人文环境，而且民间也存在着足够的基础，能让一把火还没来得及燃烧就“被灰烬”。最近有一个中篇小说叫《启蒙》，讲一个叫蕖伯安的人，原来是右派，虽然后来改正了，但是这个改正右派却一面打着“启蒙”的旗号，一面干着玩弄女性的流氓勾当，最后变成了一个依附于权势的恶霸资本家。发表后《选刊》转载，接着便传来几位批评家的一片喝彩声。我“数度疑惑”：开禁了？恐怕不是。虽然我从头到尾读了这个作品，但我仍然不想对它本身做出任何评论，只想说几句外围的话。我能意会到这个叫蕖伯安的人物是有实指的——确有其人其事。但是，中国的右派有五十五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即使你说里面有杀人犯，我也不敢打保票说没有。那么，除了蕖伯安这种人，还会有另外若干种人吧？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林昭吧。如果同一个时间段里，同样是涉及反右的小说，写蕖伯安这种人就能发表，写林昭那种人就不能发表，那么在写《启蒙》这种小说时，或是在为这种小说喝彩时，尤其是在喝彩文章中使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如何”一类句式的批评家，我建议最好先读一读从维熙的《走向混沌》，或者至少读一读李美皆的《混沌》。黄桂元说了：“许多内容在网上可以查到。”我特地查了一下，您别说，网上还真有《走向混沌》的全文。但黄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瞧是不是？网上明明有，为什么没人去查？
李美皆抄得确实不少。但是，在这个制造遗忘的时代，我希望她抄得再多一点。
抄一抄比遗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