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每年六七月之交，有一个特别的电影节，“重逢电影节”。为何是“重逢”?因为在这里登上银幕的，没有一部新片，都是经过时光磨炼的老电影。这里没有首映礼，只有“重映礼”。所以电影节期间，当你在博洛尼亚的电影院里徜徉时，总会重逢一些你曾经看过的影史经典。不过，这些经典大多已经“旧貌”换“新颜”，它们都经过专门的电影修复，而且是尽量还原威它们诞生时面貌的修复。
除了博洛尼亚世界各地的电影资料馆，大学、影迷社团还有商业院线等等，正在越来越多地重映经过修复的老电影。新电影总在不停出现，对于电影从业者和影迷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的保护和修复是一个不断膨胀的任务。同时，因为时代的变化，看电影的人总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需求，电影修复也成为一个不断更新甚至颠覆前作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一部电影的修复是永无止境的。”在老电影的修复过程中，作为观众的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往往同时存在。
商业修复：要情怀，更要收益
电影修复，对于华语地区的电影从业者来说，还是新世纪之后的事。而修复过的老电影真正进入公众的视野，至今不过短短5年时间。2009年3月，导演王家卫推出电影《东邪西毒终极版》，虽然这部电影的原版早在15年前就已公映，但是《东邪西毒终极版》的内地票房仍旧冲破三千万，这个数据足以令许多新鲜出炉的华语电影汗颜。《东邪西毒：终极版》之后，许多人都试图复制这样的成功。
2011年4月，香港著名制片人吴思远将1987年的港片《倩女幽魂》修复重映，紧跟叶伟信执导的《新倩女幽魂》档期上画。不过吴思远的这次尝试，既未叫好也未叫座。许多影迷对修复的画质和音效都不甚满意，内地票房仅有500多万。如果按照片方所说，修复成本有100多万港币，那么这个票房意味着片方刚刚回本。然而吴思远对老港片的修复重映热情不减，2012年2月他又推出《新龙门客栈》的修复重映版。根据片方的消息，这次修复前后用了两年时间，花费200万港币。“我们重新修复了底片色彩调得很好，音效音乐重新混录，完全是最新的立体音响效果。”《新龙门客栈》的重映引起许多老港片迷的热议，甚至有人在网上专门发帖从色调音响到镜头增删，细细考据修复版与原版的区别，也算是影迷们在电影之外的一点小乐趣。虽然此次修复的精细程度比《倩女幽魂》好很多，投放市场的拷贝数量也达1500之多，但是除了原版的影迷之外，那些没有经历过港片黄金时代的年轻观众，对这部十几年前的老片兴趣不大。在这个没有太多强片的春季档，修复后的《新龙门客栈》首周内地票房仅获430万人民币，的确算不上太好的成绩。
在电影修复的领域，无论《东邪西毒：终极版》还是《新龙门客栈》，都属典型的商业修复。出品人的首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修复来挖掘经典电影的商业价值，此种修复与院线放映，出售电视版权、发行DVD，开发衍生品等等，没有本质区别。当然，在这方面好莱坞远比我们走得更早更远。今年4月，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经过3D重制，也将再度登陆大银幕，这应是商业修复领域内最尖端的一次尝试。
找寻电影史上的“圣杯”
不过，对于许多电影修复专家和电影爱好者来说，电影的商业修复和重制只是电影修复领域的“冰山一角”。潜藏于公众视野之外的，是更大规模旨在电影保护和电影研究的修复。在一些国家，这种修复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各国的电影资料馆、基金会、大学以及一些电影爱好者。
中国电影资料馆作为国内最早展开电影修复的机构，干2005年正式启动国产电影的修复计划。这项计划由国家投资2.8亿元人民币，对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5000多部电影进行修复。截至2012年2月，修复完成4800多部影片，其中经过精修的重点影片有120多部，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劳工之爱情》，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梁祝》，还有万氏兄弟在1930年代摄制的动画短片《鼠与蛙》等等。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庞大片库中，如何确定重点修复的影片，需要经过一套复杂的遴选程序，遴选标准包括该片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性、原片拷贝的保存情况、现有技术可以达到的修复程度等等，有时也会参考国家近期的文化和外交政策等各方意见。据中国电影资料馆技术部副主任左英介绍，馆藏影片修复的遴选标准已经形成一套量化体系，各方专家会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影片进行评分，综合分数高的影片进行重点修复。
在全世界的电影修复领域里，一直存在着不成文的评价体系，一些修复难度非常高的电影就像是这个领域的“圣杯”。抗战期间，导演费穆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拍摄了电影《孔夫子》，影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短暂上映后，就销声匿迹了。此后历经半个世纪之久，也无人找到“银幕诗人”费穆的这部经典之作。2001年，香港电影资料馆在香港寻获一条87分钟的《孔夫子》底片和总共11分钟长的零散片段。香港电影资料馆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的Lmmaglne Ritrovata电影修复实验室通力合作，8年之后《孔夫子》终于重现银幕。
2011年，一部上世纪20年代摄制的默片来中国展映，引起学界和影迷们的极大关注，这就是德国导演弗里茨朗的《大都会》。《大都会》在1 926年首次公演时，拷贝长度是4189米。不过这个版本并未流传于世，留下来的是后来经过剪辑的拷贝长度为3241米的版本。渐渐的，初版《大都会》成为影迷心中的一个传说。让《大都会》恢复原貌，成为电影保护和修复领域的世界级任务。德国的茂瑙基金会从1998年开始着手新的修复工作，10年之后，有人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影博物馆发现初版《大都会》16毫米拷贝，这才令电影界“失落的圣杯”重回殿堂。
“修旧如旧”，一个无限接近的原则
电影修复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修旧如旧”，这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人员秉承的原则。“尽可能尊重电影的原生形态，还原电影的艺术原貌。”原则如此，但能够百分百做到，却并非易事。《劳工之爱情》的修复过程中，左英等人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初修复的时候大家都默认上个世纪初的电影就应该是黑白片后来查阅当年的技术资料才发现，这部电影本来是用黄色胶片拍摄的，所以影像应该是偏黄的。还有一些镜头，修得太顺畅太干净了，反倒影响画质，在大银幕上放映时清晰度降低，甚至有马赛克出现。资料馆的修复人员经过反复试验考证之后，才最终让这部华语电影史上的“圣杯”同世人见面。
意大利亚非学院上海分所顾问吴觉人，多年来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研究。在他看来，“修旧如旧”在电影技术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越来越难以实现。“许多几十年前的技术条件，我们现在无法还原。比如希区柯克当年拍摄《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的时候，使用了一套专门的立体声放映系统，和后来的音响系统效果不同。现在很难找到这种设备，也就无法在放映时还原当时的效果。”
电影修复需要“开源”
同欧美电影界相比，中国电影的修复起步很晚。从前期修复到后期放映，尚未建立起成熟的产业体系，公众对电影修复的知识也很匮乏。左英曾经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学习修复技术。除了技术之外，他对欧洲人发行老电影的方式也颇为赞赏。“比如卓别林的电影修复完成，人家会找一个城市的中心广场做免费的露天放映，再慢慢吸引观众去电影院。票房收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广告、衍生品等等才是主要收入。”左英认为，国内对老电影感兴趣的潜在客户其实有很多，关键是要积极拓展渠道。“欧美人就懂得如何把一部老电影的修复和重映策划成一个文化事件，这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吴觉人也有相似的看法。
国外许多主持电影修复的基金会经常同商业大品牌合作，比如GUCCl就是马丁・斯科塞斯创立的“电影基金会”的主要赞助商，而上海电影节也同瑞士手表品牌积家合作，修复10部中国老电影其中包括《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经典作品。“中国民营企业极少有这方面的观念，宁可花很大价钱去拍一些莫名其妙的商业新片，也不懂得用相对少得多的钱去修复经典老片。”吴觉人说到此处，语气颇为无奈。
中国的电影修复，若想有一良性循环体系，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无论电影资料馆还是民间力量，都应该有“开源”的意识。这样，我们重逢老电影的机会才会越来越多。
本文图片由光线影业，本刊资料室共同提供，
责任编辑／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