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换个人，同样姓马，在这件事情（支付宝股权纠纷）的处理方法上，肯定不会如此高调……不过他（马云）就是这样一个很狂很自信的人。”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互联网专栏作家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的确，这个被《数字商业时代》的主笔丁鹏飞称为“火星人”的小个子从来都不会“按常理出牌”，他的张扬让互联网行业与外资联姻的“潜规则”大白于天下，尴尬地接受各方审视。或许，随着讨论的持续深入，支付宝事件的后续处理将很可能成为规范互联网市场对外融资渠道的一次契机。
1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切的争议，源自美国时间2011年5月10日。这一天雅虎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季度报表（10-Q）里首次承认“阿里巴巴最有价值的资产――支付宝”已经从阿里巴巴集团手中转让给了一个私人控制的公司，而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就是阿里巴巴董事局的主席马云。更耸人听闻的是，报表还指出，此次马云重组旗下资产支付宝的所有权的行为，并没有通知其两个大股东，雅虎和软银，也没有征得集团董事会董事或股东的批准。
消息一出，雅虎的股价一路下跌。而据路透社6月7日的报道，因为“在此次转移中，雅虎涉嫌虚假声明和信息遗漏”，美国证券公司Kendall Law Group代表雅虎股东，一纸诉状将雅虎告上了法庭。雅虎股东的集体发难，让支付宝股权转移一事越闹越大，并最终随着财新传媒总发行人胡舒立的一篇《马云为什么错了》，阿里巴巴和马云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时间，“马云VS胡舒立，你更支持谁？”成了微博上讨论的热点；“支付宝究竟归谁”也成了各大媒体调查的热门话题。“这种做法是不仗义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互联网企业高管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你最难的时候别人伸出援手，你不能反过来把‘农夫’咬了。”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陈志武也在微博中发文，认为“面对外资，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知名财经作家苏小和则把马云“在支付宝上的所作所为”评论为“是一种契约制度上的反市场”。
2一切都为了“第三方支付牌照”
面对汹涌的质疑之声，常常自诩为金庸笔下“风清扬”的马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攻为守。6月12日凌晨，他与胡舒立连发两个小时的越洋短信，称胡“在基本事实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评论了。”并在随后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高调召开媒体沟通会，要和媒体“做一个彻底的沟通和交流”。
2011年3月，马云决定暂时终止原先与两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协议控制”（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简称VIE）约定，并做出书面声明：“浙江阿里巴巴为支付宝的惟一实际控制人，无境外投资人通过持股、协议或其他安排拥有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云个人占了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80％的股份，但支付宝股权转让过程与央行对提供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机构制定的管理政策变动息息相关，两次转让的意图非常明显，按照马云的说法，“（整个过程）一直都是基于对央行政策的理解和沟通”，最终目的是“为了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
按照央行的最新规定，有外资背景的机构要想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需要报国务院审批。在马云看来，那样对支付宝来说风险太大。马云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有银联背景的银联商务同样是在申请牌照之前，将软银赛富3500万的股份转让给雅戈尔等中资公司。
“在中国国情下，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一位业内人士说。“这点毋庸置疑，在竞争激烈的电子商务领域，如果拿不到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就形同虚设，淘宝网很有可能一夕之间丧失老大位置。”互联网资深观察家付亮表示。
而上述互联网企业高管也认为，“以我对马云的了解，他并不是个贪财的人，说他为了一己私利转移支付宝，未免有失偏颇。况且（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成立于2000年，马云再会绸缪，也不会在9年前就布好了局。”
3捅破了“潜规则”的窗户纸
尽管拿到第三方支付牌照对淘宝，乃至阿里巴巴而言都至关重要，但是作为阿里巴巴集团的两大股东，雅虎和软银却无法“一切以支付宝拿到合法牌照”为前提，特别是在马云单方面宣布“协议控制”失效之后。
协议控制，是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来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收益人和资产控制人，以规避《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规定。
“对国内经营公司而言，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名股东（虽然他的有效性受质疑）……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上就是背后真正的控制人。”上海远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蔡峰华这么解释。
马云宣布“协议控制”失效，等于单方面让雅虎和软银出局。它们既无法控制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经营和股东权，也无法合理分得利润。可是，诚如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健工所言“没有VIE，就没有今天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你可以称之为一个变通之举、无奈创举、或者创新之举……但它（中国互联网产业）就是这么奇怪地建立在（这么）一个灰色和模糊的制度基础之上。”
否定协议控制，“以后中国新创（互联网）公司就没有了融资渠道”，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内互联网企业CEO这么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马云捅破了行业“潜规则”的窗户纸，并大声说“不”，也由此成为全行业口诛笔伐的对象。“就我所知，国内所有拿到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包括上市和未上市的，全部是VIE结构！包括京东商城！”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在微博上的这番话难掩怒气，“少数人的不诚信行为，需要全行业埋单！”
而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在其最为纠结的一篇博文中直言：“这不是我们心目中一个行业领袖应有的风范与担当。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马云）把所有采用VIE结构的中国公司悬在了半空。”
4支付宝事件只是序幕
“央行不太可能对这些企业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毕竟VIE的做法默许了十年，突然宣布不合法不利于互联网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上述互联网专栏作家分析说。但“（对VIE问题）采取苟且的鸵鸟战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道”，周健工认为，协议控制已经过时，互联网产业未来的创新与发展如果“建立在VIE这样一个互联网1.0时期的灰色安排之上，将面临极大的制度瓶颈……应该由业界和公众一起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生态的进化。”
这种进化，必然带来整个行业蜕变升级的阵痛。而对VIE地位的判定，则是目前监管部门所需要做的。而针对雅虎和软银的赔偿，截至记者发稿时的最新消息是，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他们（杨致远、孙正义、马云）说到底都是商人，都得谋求自己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不管事先到底知不知情，既然支付宝股权转移已经是事实，杨致远和孙正义都不太可能较真，最后弄得两败俱伤”，付亮分析说，“三方还是会积极谈判，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可是，对于中国互联网经济来说，支付宝事件可能只是未来资本大戏开演前的序幕。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接受采访时认为支付宝事件“很可能标志着中国互联网自由时代的结束。”在他看来，金融结算系统让国有资本看到了“进入互联网产业的方式”，“两年之内，（支付宝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利益一定会再一次重新调整，到那个时候，这个行业中的民间资本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将是一个很大的悬疑。
链 接
支付宝VS财付通：央行沉默下的对赌
在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首批企业当中，至今仍属外资协议控股的不在少数，这个事实，让雅虎和软银很难面对自己的股东。高调回应后，当事人突然决定“噤声”。6月22日，支付宝股权纠纷的三方――阿里巴巴集团、软银及雅虎突然发布联合声明，称三方沟通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适当的时间之前，三方将不再发表任何评论。三方沟通既然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何不是公布补偿方案，而是选择突然沉默？
央行的沉默
三方的突然沉默，不能不让人想到事件的关键一方：央行。按说，央行和这三家的股权之争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恰恰是由于央行的一纸规定，才导致了马云做出决定，转换支付宝股权。
6月19日下午，当时还未发布噤声声明的马云接受记者专访时，坦承外界的批评的确让他很郁闷。“在政策面前，我们选择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他介绍，央行今年1月发函要求第三方支付的申请单位专程书面声明其是否为境外资本通过“持股、协议或其它安排”成为实际控制人，“我们是这样解读的：如今监管部门已经不可能对触及金融与信息安全领域的‘伪内资’企业视而不见，第三方支付业一头连着银行，一头连着消费者，不仅存在金融安全，还有信息安全问题，因此在对外资开放时，应该比银行业更为慎重”。
“如果支付宝是外资间接控股，的确不容易取得牌照。”央行研究生部主任郭田勇告诉记者，支付宝涉及的股东是雅虎和软银，是实实在在的外资，与那些单纯在海外注册，实际上都是由本土股东控制的公司还是有所不同，的确存在拿不到牌照的风险。
这个事实，让雅虎和软银很难面对自己的股东，也很难让这些股东接受，为何马云一定要通过转移支付宝股权的方式拿到牌照，而不选择和这些企业一样，以现有的方式拿到牌照。在事件的热度持续不减，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讨论阵营中来的时候，事件的关键方央行却一直沉默。尽管有媒体能从“接近央行的人士”和“央行有关人士”那里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但是没有权威的声音出来对此进行解读。
两种赌注
在众多的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当中，和支付宝同样受关注的就是腾讯的财付通。它因为被指出也有外资背景后，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论战中来。腾讯本身是外资上市公司，截至今年5月，财付通的收益仍然出现在腾讯的财务报表中，而此后腾讯也没有宣布过任何股权转移的事项。因此，腾讯坚称财付通为全内资企业的说法，多少让人感觉有点看不懂。
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认为，互联网阵营在牌照申领问题上的分化，分别代表了业内对央行现行政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甚至是赌注。这种分歧不仅将“协议控制”这一行业潜规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中国的监管部门推上了风口浪尖，也将海外风险投资甚至海外股民利益深卷其中。此时，闹得纷纷攘攘的支付宝股权之争突然噤声，也许给央行处理此事减小了舆论压力。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都是明摆着的。”郭田勇告诉记者，比如财付通真的有外资背景的话，就让它走国务院审批这条路。如果它的股东仅仅是海外注册的，而非真正的外资，给它牌照又何妨。“现在的情况下，还是让企业适应现有的政策，毕竟这是现有监管下的产物。”郭田勇说。
（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