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苏俄共产党强调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与集中制，并且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因此走向了一党专政和少数人专政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苏共内部残酷斗争的结果深表遗憾。
［关键词］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 苏俄共产党 党内斗争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似乎都透射出一种奇异的吸引力。20世纪20、30年代，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张君劢等纷纷前往苏俄实地考察，他们对苏俄的无产阶级政党有较为充分的考察与评论。自由主义者非常关注苏俄共产党的内部纷争，并对此种现象的发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一、苏俄共产党的集权
十月革命爆发前，俄国共产党人亡命海外，关于组织问题党内曾有民主派与集权派之分，后者以列宁为代表。列宁提出组织秘密的政党驱逐沙皇与俄国的资产阶级。1902年2月，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述了其建党设想。他说：“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1］P132显然，在革命尚未成功的秘密状态下，主张实现党内的高度民主是不现实的。同年9月，列宁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阐述了俄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结构的方案。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由两部分成员组成：一部分是不脱离谋生职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广大党员，这是党的主体；另一部分是主要靠党费维持生活的职业革命家，虽然人数较少但却是党的骨干。强调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与集中制，是列宁建党思想的核心原则。
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史泰林治下之苏俄》一书中，张君劢对苏俄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做了详细的描述。他指出，苏俄共产党的最小单位是小组，小组以上有乡会议、州会议、省会议，而全党大会为最高一级。全党大会每两年召集一次，选举三种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选举总书记一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政治会议、组织部和秘书处。张君劢还论述了苏俄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机构的运行情况。中央常务委员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闭会期间由政治会议代替行使其职权。秘书处与组织部都隶属于总书记。苏共中央的常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凡是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很少有被全党大会所否决的，干部地位与普通党员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苏共的政治方针操纵在政治会议的九名委员手中，共产党的组织操纵在组织部和秘书处的十几名委员手中。
自由主义者大都认为，斯大林是苏俄共产党的真正掌权者。自1922至1953年，斯大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从列宁逝世之时开始，他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主持政治会议。由于中央常务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的名单在平时绝少变动，因此两会中的党员可以由斯大林独自操纵。张君劢指出：“共产党之组织，既号集权，由政治会议等而更缩小之，则为一人之专制矣。”［2］P127陈之迈也表示，共产党的组织是金字塔形的组织，并且维持着铁一般的纪律，服从上级命令成为党员无上的天职。“这样共产党的独裁又一变而为共产党党魁的独裁。”［3］
二、苏俄共产党的性质
早在留学时代，胡适就曾专门撰文论述过政党的功用。他说：“吾绪论政党，以政见之歧异为政党之原起，而以政策势力之最后根据地，归诸投票人之一票，诚以国民者，监督政策之最高机关也。”［4］20世纪40年代末，胡适指出了甲、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党。甲式政党以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为代表，乙式政党以苏俄、意大利和德国为代表。甲式政党的特色如下：由于人人可以自由登记成为党员，并且可以自由脱党，所以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党员有言论自由，没有党纪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其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国民的选举结束后，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的手中依法接收政权。
胡适认为，乙式政党与甲式政党的性质完全不同。可以分以下几点来说：第一，乙式政党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入党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或被开除，却不能自由脱党。第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乙式政党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该机关不但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监视党员的言行。第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乙式政党因为组织严密坚强，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第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彻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5］概括起来，胡适认为，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一党专政、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是乙类政党的基本特征。胡适毫不犹豫地将苏俄共产党划归为乙类政党，表明了其自由主义立场及对苏俄共产党的失望。
有自由主义者指出，在共产党的组织和纪律上，个人这个东西早已机械化了。“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党人只是机械，并不是人；共产党人的动作只是机械动作，不是意志动作。”［6］钱端升则认为，要号召并且团结全体党员，从积极的方面说，必须有适时的主义和伟大的领袖，从消极的方面说，必须有纪律。前者给全体党员以一种领导，他们有所适从，则意旨自然得到统一；后者给他们以一种限制，他们知所戒饬，则言行自然不容易越轨，因而党纪十分重要。但他同时也指出，“党纪太严，牵连太多，党就不免为少数人所利用”［7］。
张君劢在比较西欧与苏俄的政党状况时，似乎也得出了与胡适大略一致的结论。他认为，西欧各国党派林立，可以满足各自主张的要求；各派政见的采用与否，听诸民意；各派都有执政的机会，因而各人的权力欲能够得到满足。苏俄方面，“只有一种官许之政见，其他政见之传布，皆属犯法；政见决定之权，虽属于全党大会，而干部指派党代表，故胜败之数，决之于谁为干部；既无反对党，更无反对党立朝之机会，故政策决定与责任观念不生关系；反对派之权力欲，永不能满足。”［2］P139-140所以在张君劢看来，所谓自由与权力的平衡，只是在西欧实现了，却并没有在苏俄实现。
三、苏俄共产党的内部纷争
民主与集权是西方学者经常使用的政治术语，在张君劢看来，即所谓自由与权力。苏俄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并且苏共的纪律严明，党内虽有讨论的自由，但最终党员须服从党的决定，在行动上必须与党保持一致，所以自由最终为权力而牺牲。由此，苏俄共产党没有解决自由与权力的制衡问题，并走向了一党专政和少数人专政的道路，党内斗争自然不能避免。在苏共党内斗争的较量中，斯大林先后战胜了他的多个对手，最终确保自己成为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
对于苏俄共产党的内部纷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予以了高度关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现代评论》的时事短评栏目中有几篇文章是评论苏俄内部党争的。1926年9月，《布尔希维克党内的风潮》的作者将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主张分为 “政党问题，政府问题，工化问题，农民问题”［8］四项。该作者还在另一篇时事短评中记下了反对派受处分的结果：季诺维也夫退出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加米涅夫辞去苏联政府的商业委员长，托洛茨基卸任苏联最重要经济会议的职务。该作者认为，如果托氏、季氏、加氏三人在党内会议中再有很激烈的辩论，“会议以后更设法破坏它们自己的党规，那就要被下次的大会驱逐出党了”［9］。1927年7月，一篇关于苏共的时事短评中提到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党内除名的消息。“他们二人被逐的理由是说他们不守党规，而宣传派别主义。”［10］1928年1月，在《俄国政府放逐叛党者》的时事短评中提到，苏俄当局把反对派分为不能矫正的、不改悔的、改悔的三类，分别加以放逐的处分。萨普洛诺夫等属第一类，托洛茨基等属第二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有悔过的表示，则属于情节较轻的第三类。“苏维埃政府虽然成立已经有了十年，这样被放逐的人类，每年平均算起来，纵令不必多于帝制时代，恐怕也就未必因之减少。不过像这次大规模地放逐，而且被逐的人又大都是布尔什维克党里的领袖要人，无论是在大革命以前或是在大革命以后的今日，总不能不算是一种惊人的举动。”［11］
胡适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论争也颇为关注。胡适认为，如果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获得胜利，其政策也许更胜于斯大林一派。1928年3月，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所谓‘共产党中反对派’可算是完全失败了。然我们从东方人的眼光里看去，似乎斯大林的一派终不能安然无事罢――这个看法，确是我的情感作用；以政策上看，斯大林一派似乎很有计划，又有手腕，也许他们站得住是因为适应俄国此时的需要。”［12］P141940年8月，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托洛茨基人生的最终结局：“利昂・托洛茨基昨天在墨西哥城被人用铁锹打破头脑，今天死了。此人在苏俄开国史上有绝大功劳，自斯大林得势后，被贬逐而亡命，死时不满六十一岁。”［13］P395字里行间，透露出胡适的遗憾。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独立评论》周刊上也曾发表过少量对苏共党争的评论。1937年夏，陈之迈撰文分析了斯大林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他指出，虽然这种斗争的严重程度及其最终结局外人无法臆测，但它表明：“第一，暴力反抗政府及暴力抑压反抗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主义，任何人物在专制独裁下必具的特色；第二，这种反抗的激动在驯烈的革命后尤为显著，因为革命者的意识形态总是不能安心于建设的。”［3］在其《“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书评中问到：“对于上级机关或上司无条件的服从，禁绝一切反对或竞争的势力，例如近数年对所谓‘以打倒共产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为主张的托洛斯基派’的党狱，表现的是什么呢？”［14］或许苏联党内斗争带给人们的残酷印象，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欧洲宗教法庭对付异教徒的凶残。在专制时代，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有“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情。但在君主专制已经绝迹的时代，这种惊人的党内清洗又发生在最进步的，为人类前途标杆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实在让自由主义者匪夷所思。
苏俄党内为什么会发生类似大清洗这样的悲剧？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客观上来说，苏联党内清洗的发生有着国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先看国外方面的原因。其一，1918至1927年间，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使苏共领导层从策动世界革命转向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其二，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同西方列强恢复通常的外交关系，如苏美邦交的恢复，法苏协定的成立，英苏的谈判，并且在各种协定中规定互不干涉内政的条文，以去除西方列强的疑虑。其三，托洛茨基被逐出国外之后，对苏俄的国内外政策还是不断地批评。尤其在希特勒因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无抵抗的投降而获得德国政权后，他甚至宣告第三国际的死亡，建立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第四国际。这对苏俄党内掌权派有更大的威胁，于是两派由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斗争演变成了流血的决裂。
再看国内方面的原因。列宁曾在其遗嘱中提到，布尔什维克党依靠于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中间如果不能有一种融洽，则党的统治会失败。这一方面说明了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根源，另一方面指出了正确调整工人与农民利益对于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的重要性。但调和两个阶级间的矛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极艰难的任务。此外，党的组织原则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是导致党内论争的一个原因。在党纪方面，党员与党组织的第一义务是遵行高级组织的决议，如果反对执行，党组织就会被解散，个人则被开除。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指出：党的统一，党员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是党内生活不可违背的准则。列宁死后，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绝对领导权，用党纪高于一切的手段清除异己。在政治方面，苏联的国家机关内也没有批评的自由，“所有的只是对领导层的一切政策歌颂，一有批评，就有各种反对党的嫌疑，就被开除出党，撤销工作”［15］P23。上述现象是不满的根源，当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扩大时，必然会引起苏联党内高层的反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苏俄的党争，不难发现，假如党内及国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那么错误的政策可以因为人民随时反映而得到修正。但是1923年之后，随着党政官僚主义的发展，官僚制度窒杀了一切生机。虽然历史选择了斯大林，但是更多地吸收反对派的合理意见，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也并非不可能。斯大林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异己全部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全盘否定。“重要的是人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16］P387或许重病中的列宁要求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的位子上撤换下来，并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一系列变革的更深层意义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张君劢.（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史泰林治下之苏俄［M］.北平:再生杂志社,1933.
［3］陈之迈.论苏联的党狱［N］.独立评论,1937-7-4.
［4］胡适.政党概论［N］.留美学生年报(第3年本),1914-1.
［5］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C］.独立时论(第1集),1948-4.
［6］无文.名词与事实［N］.现代评论,1927-5-21.
［7］钱端升.党纪问题［N］.现代评论,1927-10-29.
［8］翰.布尔希维克党内的风潮［N］.现代评论,1926-9-25.
［9］翰.布尔希维克的会议［N］.现代评论,1926-10-30.
［10］召.苏俄的两大首领将被除名［N］.现代评论,1927-7-9.
［11］文.俄国政府放逐叛党者［N］.现代评论,1928-1-28.
［12］胡适全集(第3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3］胡适全集(第3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4］陈之迈.“苏维埃共产主义”（书评）［N］.独立评论,1937-6-20.
［15］张家驹.苏联党狱之真相［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
［16］陆南泉,姜长斌,徐葵,李静杰.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