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说，“但也不能说国企的改革就一定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汤敏认为，权贵资本主义首先是政府权力过大和权钱交易造成的，国企和私企都有可能成为权贵。
由于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给中国的国企改革形成的阴影，以及中国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以致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在六七年前出现了方向性调整。然而随着“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地位日益增强，要求改革国企的声音日渐响亮，国企的产权改革已经无法回避。国企近年来形成的诸多弊病以及对国民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使得众多学者和企业认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不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相反，国企本身就是权贵资本的典型，消除权贵资本主义恰恰需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改革的路径有多种，核心的思想在于还富于民，鼓励竞争，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同时，要保证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效，还需要同时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国企的私有化不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认为国有企业如果私有化，会逐渐开始接受高度竞争，效率不断增大，并且将会逐步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认为，不存在私有化是否会造成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私有化，中国就已经滑入权贵资本主义，国企的存在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实际上，保留国有企业反倒更方便权贵资本主义的快进，因为国企集中了社会资源，给权势阶层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陈志武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著名精品投行美驰集团（Moelis & Company）中国区总裁周凡的观点与陈志武相似，周凡曾任国内某大型国企首席财务官，对于国企改革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权贵资本已经形成，和私有化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公有和私有的问题核心是其实质，而非形式。治理权贵资本关键是如何将钱和权分离，而许多国企恰恰就是钱和权的结合体。”
陈志武认为：“国企变成真正的商业企业的唯一办法是它们不再是国企；只要国企还是国有的，就不可能改革成真正的市场化商业企业，国企的最好定位是让自己尽快退出。”
去年两会前夕，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发表一份名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该报告的执行负责人赵农研究员表示，只有让经营性的国有资本从营利性行业当中退出来，政府才能实现对公益事业和公益行业的国有资本进行更好的监管或者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营利行为，居然已经被法制化和制度化。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几乎全都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应该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去国有化。由于苏联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前车之鉴，“私有化”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具有别样政治含义的词。陈志武用“民有化”这个词来替代“私有化”，也有学者用“社会化”来替代“私有 化”。
在霍德明看来，国企根本不符合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对国企进行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应该清晰地界定只有某些特殊的行业才能由国企主导，其他行业均向民营和私人资本开放，同时将这些行业的国企进行私有化或社会化改造。第二，严格限定国企的业务范围，以防国企的触角到处伸展，携垄断优势与民争利。如此一来，央企中大约有一二十家得以保留，其余的都应该转换身份。
《2030年的中国》报告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能源、交通运输和自然资源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常常拥有房地产和其他业务。这类国企应该交由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来运营，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出售国有企业的无关业务，并对企业进行商业化管理。
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报告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过去3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能回避。改革的路径应该是，将中小型国有企业整体出售，在大企业和特大型的企业中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而对于一些自然垄断、关系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承担普遍性服务的国有企业，暂不适宜产权改革，但应该着力于加强政府监管和改善公司治理。
与8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可以到国外去收购跨国公司，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怎么就不能收购国企呢？”张文魁反问。在他看来，现在国有产权转让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政府依法办事，严格监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国资流失和产权改革中的腐败。
关键的问题在于，国企的私有化或者民有化改革必须有政府职能改革与之相配套。无论是国企主导还是民企主导，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都可能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因为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而被称作“吴市场”的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认为，“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恰恰是因为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结论］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民有化”，其路径必须与约束行政权力的改革配套，方能避免俄罗斯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