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消费、投资、出口均衡增长；通货膨胀已有小幅下降但压力依然很大。面对这三个特点，当前宏观调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鱼与熊掌的兼得――既要物价稳定，又要经济平稳增长。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目标同时实现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办?关键在于牢牢把握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仅仅依靠单一、过度的收紧银根显然是不行的，只有通过结构调整来缓解通胀的压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实现这个双重目标。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五个方面进行大的结构上的战略性调整。
让消费成为真正主要的拉动力量
在需求结构上要改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让消费成为真正主要的拉动力量。
201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率最高的一年，投资率达48.6％，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生产的社会产品里，接近一半都用来扩大再生产了，13亿人吃喝拉撒的消费才占到1／3多一点儿。如此比例关系的失衡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同时意味着银行的贷款将来难以偿还，导致通货膨胀。
所以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要适当地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为此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去买汽车、去旅游、去搞文化消费等等。而在这方面，2011年上半年出台的措施还不够。所以，在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在增加广大居民收入上，在增加消费上，能够有大的措施出台是非常必要的。
服务业投入，看准了就要快
在产业结构上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服务业。
广东有一些制造消费类型的企业倒闭了，为什么?被物流成本压倒了。深圳的家具运到北京，运费比运到美国还高。原因就是我们的服务业不发达。再分享一组数字：43％～134％。这分别是如今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经济的比例，以及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发达国家，服务业人员占总比达70％～80％，在印度，一半的劳动力都在搞服务业。
为什么我们的服务业总发展不起来?原因在于税收政策。
“微笑曲线”理论制造业都知道，前端向研发延伸，后端向品牌、服务延伸才能得到更大利润。但税收政策让你笑不起来。一直以来，国家对工业实行增值税，对服务业实行的是营业税，就税负来说，后者比前者要重1／3。显然，税收政策与发展服务业的要求背道而驰。
当然，现在这个问题正在改，但是改得太慢!看准了力度就要快，要不然“十二五”过去了第三产业也未见得有太大起色。而一旦如此，单位GBP、能源消耗下不来，就业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自主创新永远是对的
在要素结构上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物质消磨的状况，主要通过改善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改善劳动力素质来增长，特别是自主创新。
只要有一分投入就有一分回报，在这方面，华为、中兴已经树立了楷模。华为一年申请国际专利1000多个，2010年中兴申请国际专利数在全球企业排名第二，这两个公司一年申请的国际专利总和达到3000多项，占全国申请国际专利的28％。如果中国有100个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就可以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中国企业家们在别的地方宁可节约一点儿，但是研发一定要舍得，因为在这方面花钱，投资效益是最好的。
农业是机会
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投入。
现在中国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是资金富裕，第二是劳动力丰富，第三是对优质的农产品需求旺盛，投资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温州有一个企业家把他的资产卖掉了，跑到新疆喀什戈壁滩上搞了一个奶牛养殖场，他的奶粉价钱很高，赚了很多钱，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奶粉都产自我工厂里养的牛的牛奶，没收一份散户的牛奶。就这一个广告词，赢得了那么多母亲的信赖。中国现在消费结构变化了，能让人信得过的产品卖得贵一点儿别人也愿意接受。所以，农业公司，包括农业公社可以大幅度投入，同时也应该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加大第三产业的投入。
大步走出去
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要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
现在我们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用不出去，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海外能力比较低，钱花得不对，只能让中央银行来花。中央银行就只能买外国政府的国债。买美国国债美国不领情，美国债券的利率也不是很高，而且我们还要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
如今外汇使用政策已经改变了，实行备案制，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要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第一，到海外去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开采权、开发权，满足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第二，走出去并购，把海外好的科技、资源企业买过来，变成我们的公司，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海外经营能力，把海外的经营网络拿过来；第三，出去搞工程承包和劳务承包；第四，到海外去搞加工贸易，在海外设厂，把我们的零部件、原材料带出去。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的时候快速增长才可能放缓，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这样，他们都做到了，我们也能够做到。那么，我们达到人均1.7万美元得到什么时候?按照现在的速度预测，是2030年，也就是说，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保持20年。而能不能实现这个可能，关键在于企业能不能按照发展要求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
(郑新立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