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开始，美元就一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亦深刻体现了现有体系难以有效“约束”美元，并最终酿成了世界性的恶果。有关美元垄断地位的可持续性以及未来的国际本位货币格局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试图系统梳理百年发展史中国际本位货币的基本特征、运行机制、演变过程，引出对国际本位币历史沿革的全面了解。并归纳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几种主流观点，以基于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探讨国际本位货币的未来走向、拟遵循什么样的改革原则和改革方案以顺应国际本位货币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国际本位货币；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美元霸权；超主权货币；货币联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5-0127-03
0引言
国际本位货币是历史的产物，伴随着以货币为媒介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支付的需要而产生，此后一直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革而变化。纵观人类货币体系发展史，似乎每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引起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革。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反思危机的根源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元的主权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双重角色的巨大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面对日益复杂的美元信用危机和泥足深陷的欧债危机，纠正现行体系的内在缺陷，建立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新体系，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而国际本位货币的改革是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
1对国际本位货币历史沿革的研究
由历史变迁来看，国际本位货币大体上经历了金本位(包括金币本位、金块本位和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汇兑本位，以及牙买加协议后的美元本位。
1.1 金本位与大萧条金本位制是人类经济历史上最早、且统一而成型的货币体系，并在1870-1914年间达到其辉煌的顶峰，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长达35年的金本位制鼎盛时期，黄金自然成为金本位下的国际本位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随之告终。一战之后，虽然各主要国家再次选择回归金本位(大都采用的是传统金币本位制的蜕化形式――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但遗憾的是它不再能够带来战前那样流畅的国内外经济效应，反而经常使得执政当局捉襟见肘、穷于应付（陆寒寅，2008）。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种不完全的金本位制也逐渐被各国放弃，纷纷实行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钟伟（2001）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作了一个回顾，将金本位制的缺陷概括为黄金增长的自律不构成人类对清偿力增长的自律。陆寒寅（2008）认为金本位在1929-1933年大萧条的爆发、传导和扩散中难辞其咎，而摆脱萧条的途径就是放弃金本位制。大萧条从谷底的复苏也正是以各受危机国先后放弃黄金本位制，并实施贬值性货币政策为前提的。在大萧条的困境中，如果一国独自弃金贬值的话，就可能由于其国际竞争力的胜出而导致国内生产恢复，但这种以邻为壑的贬值行为往往会受到国际压力的阻挠；但是如果这时采取的是国际性的共同弃金贬值政策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将直接抬高黄金的价值，并使得全球性的扩张政策成为可行。这样的货币本位变动，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顺应。
1.2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黄金-美元汇兑本位20世纪初期金本位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及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停滞、衰退期。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恢复世界经济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战后美国倚仗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以“怀特计划”战胜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双挂钩”的战后国际货币新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实行固定汇率制。
金本位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选择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上是英美两国经济实力博弈的结果。西方传统的观点是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看作是汇率制度问题，是“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可以更好地保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环境更稳定”的问题，而国内研究者一般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演变看作是美元霸权地位的初现。李向阳(2005)指出，和金本位制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客观要求，如黄金供给量的有限性与国际经济活动扩张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更多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绝对霸主地位和利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是大国之间的一项联合行为，尽管是美、英两国立场的妥协结果，但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利益。
一种货币体制能否存在，关键在于人们对这一体系的信心，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说，就是随时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信心。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美国绝对霸主地位的动摇，并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在国际收支长期失衡进而货币贬值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纠正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由兑换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于是一次次的挤兑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钟伟（2001）从系统相容性来剖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N国成员的区域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只有三种可能路径：第一种是“无为的霸主”或者“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予统一的货币政策（如欧元区），第三种是引入N+1个约束变量的“外部驻锚”法。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第一种的后者，即一切外围国家必须服从和维护美元，各国不能灵活运用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工具，当其它国家越来越不能从这样的制度安排中获益时体系便走向崩溃。李向阳（2005）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其自身固有矛盾的体现。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期，美国从中获得的美元霸权收益呈下降趋势。由于维持黄金官价的成本越来越高，体系的瓦解对美国而言既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3 牙买加协议与美元本位布雷顿森体系体以虚金本位终结了金本位，而美元以金的名义取代了黄金；经历了美元“泛滥之灾” 后，信用本位默默孕育。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从法律和制度上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新的牙买加体系有以下特点：①美元“非黄金化”，黄金“非货币化”；②采用浮动汇率；③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与协调机制。客观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余年中，美元作为牙买加协议下的主导货币对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推动世界贸易金融发展、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此后美元逐渐从主导货币演变为霸权货币，其负面影响不断显现。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重要的遗产，美元霸权仍然是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对于“美元霸权”，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其内涵。一是从美元的垄断地位和由此带来的福利，二是从美元的发行基础与主导地位二者间的矛盾，三是从美元的超中心地位和发行的自由化。李向阳(2005)将美元本位下的美元霸权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可以无须承担汇率稳定的责任而选择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二是美国利用外围国家实施“追赶型”发展模式的特点推行入不敷出的经济政策；三是美国可以把调整经济失衡的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然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于美元霸权，并体现为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何帆、张明，2009)。徐涛，侯绍泽(2007)指出以广场会议为标志，形成了“多层次秩序框架”的美元霸权表现形式，以美元为核心货币，日元、欧元、英镑等(G7)为次重要货币，包括拉美和亚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处于层级秩序的最外围。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今，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重演，其根源都是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解决国际汇率机制的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祝丹涛，2007)。刘骏民、张云(2009)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存的问题总结为四点：美元独大时国际货币发行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等，欧元加入后出现“滥币陷阱”的恶性循环，非储备货币居于从属地位“无辜受害”，最现实的危机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张纯威（2007）将当前美元模式归纳为“美元环流”和“美元陷阱”两个概念，这种模式虽然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带来的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尹应凯、崔茂中（2009）从内涵与外延的“生存冲突”角度来分析美元本位的危机以及美元霸权的不可持续性。美元霸权的内涵是“美元的超中心地位+发行自由化”，外延是对全球造成的不和谐影响，内涵也是其生存基础，外延也是其生存影响。从长期来看，生存基础带来生存影响、生存影响反过来动摇生存基础，这样的“生存冲突”决定了美元霸权的退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2对国际本位货币发展趋势的研究
针对当前美元本位体系的缺陷，学术界提出了本位币改革的各种设想，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恢复金本位，重建新金本位制；二是建立以SDR为基础的超主权货币；三是建立以货币联盟为基础的多元化体系。
2.1 恢复金本位，重建新金本位制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具有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天然优势。因此有部分学者主张复辟金本位。学术界恢复金本位的主张，是指建立创新的金本位制，黄金以某种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货币化。“新金本位”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方案。
一种“新金本位”是指，央行发行信用货币并按固定比例(杠杆效应)回购黄金的远期合约，而非实际的黄金储备；并建立世界央行，利用黄金储备调节货币供给。第二种“新金本位”可以概括为本位货币制中的鲶鱼效应。国外一些学者建议把黄金重新引入流通领域，形成现有主权信用货币的有力竞争对手，刺激各国政府提高其主权货币的竞争力。尤其是电子化结算的发展大大提高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便捷性，未来电子化时代的来临为黄金的再货币化开辟了新道路。在第三种“新金本位”中，货币发行分为两个部分：用于国际流通支付的货币以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为基础，而国内流通的货币由该国经济发展自行决定，不受黄金储备约束。即建立世界货币组织发行世界公币，发行受国际公约约束，接受世界货币组织监管；另一方面各国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制度，施行全面金本位、局部金本位，或者保持现有模式不与黄金挂钩(沈晗耀、于跃进、崔长峰等，2009)。更多的学者则是对恢复金本位的提议持否定意见。鉴于黄金在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方面发挥作用的局限性，以及黄金存量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无限性的固有矛盾，他们认为黄金难以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其自然属性带来的固有矛盾和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
2.2 建立以SDR为基础的超主权货币尽管国际社会已深刻认识到美元本位的缺陷与危机，希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是由于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自顾不暇，日本经济停滞和零利率政策使得日元失去吸引力，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规模有限不足于短期挑战美元，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尚不可兑换，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对封闭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不会挑战美元。Mateos y Lagos等(2009)认为其他国家的货币要扩大其影响力还需要面对多重挑战：有深度、有流动性的金融和外汇市场，即使在危机时期也能显示出韧性；稳定的宏观经济，以建立对该货币长期购买力的信心；在私营部门交易中的广泛运用。因此短期内美元在贸易、金融市场和储备货币中的统治地位难以被取代。所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度聚焦SDR，SDR的重新定位和改革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思路之一，并寄望在SDR的改革过程中或能创出新的思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并表示要发挥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周小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周小川提出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充分发挥SDR的作用，以逐步扩大SDR的功能并最终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Stiglitz(2011)也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首先应扩大当前的SDR体系，增加IMF可以发行的货币。一是通过鼓励IMF在未来3年发行大量的新SDR以及提升SDR在IMF贷款中所占的比重来提高SDR的全球地位；二要提高SDR本身的效力和使用范围。
但由于设计SDR的初衷只是对黄金的一种节约和对美元的一种补充，并没有替代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流通手段的安排，鉴于罕有SDR在私人部门中交易且目前SDR计值资产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不到5%，部分学者认为SDR不具备货币的特性，认为SDR更接近于一种核算单位而不是货币。Clark and Polak(2002)的研究指出SDR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定值货币仅仅依靠4种主要储备货币，而美元在其中占据主要位置；供给规模较小，分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不均衡；吸引力不足，在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定价中使用不广泛。除了技术层面的困难，其缺陷还表现在SDR缺乏货币的基本功能，是非法币且无实体货币。Eichengreen（2009）也对扩大SDR作为超主权货币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现实中扩展SDR存在很多困难。一是成本高，由于历史的惰性或惯性拓展SDR的流动性存在很高的成本；二是需求方存在期限不对称等问题；三是IMF权力不够，各国难以就扩大IMF权力以确保SDR流动性的问题达成共识。Cooper（2009）认为超主权货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将决策和管理超主权货币的发行。他指出SDR若要成为全球货币，必须有某个机构对其发行实施系统控制，超越现在这种相机抉择的一次性分配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缺少能与国家中央银行相比的，拥有制定货币政策、管理货币市场的权力机构（中央银行），其结果是国际货币状况的决策过程是分散的，市场力量和少数几个主要国家的政策一起发挥作用，所以超主权货币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及其合作或者缺乏合作的影响。尽管在G20会议上，各国领导者重新聚焦SDR，随后中国又建议用SDR代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但是没有大部分地区或国家使用SDR作为其国内货币，SDR难有机会与欧元、日元更不用说美元竞争。不过SDR成为改革的重要备考方案之一，其再度受到重视的趋势已然显现。
2.3 建立以货币联盟为基础的多元化体系货币联盟这一方案基于蒙代尔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曾提出在世界各大经济区域间实行类固定汇率制的货币联盟，作为最终建立世界共同货币的过渡措施的基本构想。本轮金融危机后，他指出汇率的波动是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应构建国际货币的新体系，并确定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稳定汇率。他提出建立一个欧美元货币体系，并将人民币纳入这个体系当中，它们之间形成的固定汇率货币体系将成为稳固世界经济的基石。Dailami and Masson(2009)的观点是，领先的新兴国家有机会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建立一个以美国、欧盟和“金砖四国” 为支柱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Frankel（2009）也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将从美元本位制走向多元体制。历史上日元和马克曾挑战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未来欧元是对美元独一无二的领导者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此外SDR的地位重新受到重视，黄金开始再次流行，日元逐步复苏，再加上日益国际化的人民币，未来更可能是一种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和SDR，甚至黄金的多元国际储备体系。
国内学者关于“货币联盟”、“多元化”方面的研究也很多。李凌云（2010）认为，由最有实力的国家和利益集团形成一个由三、四个最大的主权货币组成的超级货币俱乐部，其成员通过协议形成联动的货币体系，这种经济实力支持下的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主权货币联盟是未来货币体系演变的根本。李伏安，林衫（2009）认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将是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国内金融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程度等结成的几个区域货币联盟或者是区域内的统一货币体系。黄益平（2009）指出后美元时代有可能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最可能的格局是美元、欧元和某种亚洲货币三分天下，开始时美元还是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但美元与其他储备货币之间的相对关系会逐步变化。程实（2009）认为未来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它不像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是具有立体式的结构，具有层次性和秩序性的优点。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即各个区域货币，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SDR的加强优化版本的世界性货币。
综上所述，基于货币联盟的多元体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多极的主权货币联盟和多元的区域货币联盟两类。后者则更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以及多层次的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而建立以货币联盟为基础的多元体系的关键则在于，在多元的主权货币（或是区域共同货币）之间建立某种负责任、有管理、透明且有约束力的汇率关系，各关键货币国家（或是各区域内的关键货币国家）应当自觉承担维持这种汇率体系的责任，使多元体系能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3简要总结
当前，美国持续输出美元并且拒绝国际收支调整的货币政策，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失衡的持续和加深。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都可以归结为美元霸权得不到遏制的结果。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在痛苦中缓慢恢复，依然面临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困境，尤其是欧债危机泥足深陷、美国经济自顾不暇的背景下，更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以及美元霸权退出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利益纠葛复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未来本位货币选择的问题迟迟没有形成共识。关于建立何种国际货币体系、选择何种国际本位货币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和政治界的热点议题。国际本位货币的改革和美元霸权的退出将是一个基于经济、政治实力博弈的长期、曲折、循序渐进的调整过程，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以及超凡的远见和改革的勇气，为建立一个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新体系通力合作，携手共创持续繁荣、稳定发展的“后美元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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