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将巴金的小说《寒夜》和费穆导演拍摄的电影《小城之春》进行了对照。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周玉纹面临着十分相似的伦理困境，本文通过分析她们在出走问题上共同的焦灼与负疚心态，揭示了伦理道德对个体自由不可抗性的束缚，并通过汪文宣与章志忱、戴礼言的对比，进一步研讨了东方传统的道德主义对人的异化，最后以揭示两部作品不同的情感基调，指出了两部作品互为参照进行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焦灼；负疚；道德主义；孤独
在巴金的诸多作品中，《寒夜》的价值，是一步步被学界发现并日益重视的。20世纪80年代初，陈则光先生指出，《寒夜》蜚声异域，在国内却长期备受冷落，实属遗憾，盛赞其为“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杰作”［1］。而当我们回望40年代的中国，把目光从文坛移到影坛，就会发现，有一部作品和《寒夜》的命运十分相似：同样在改革开放前并不为人所关注，却随着历史的进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它就是张艺谋最喜欢的中国电影――费穆拍摄于1948年的《小城之春》。进一步比较二者不难发现，彼此的人物、情节、主题，完全可以互为参照进行解读，或许，这不失为深入挖掘两部杰作艺术价值的一条新途径。
一、二次出走：不同女性的共同焦灼
《寒夜》与《小城之春》里的两个家庭，惊人类似：丈夫善良而懦弱，沉默寡言，患有肺病，悲观消极，但深爱着妻子；妻子相对更有活力，难以忍受死气沉沉的家庭环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寒夜》中，曾树生向汪文宣倾诉道：“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2］476《小城之春》里，周玉纹在片头的独白中也讲道：“我没有勇气死，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她们都很清楚，呆在这个毫无生气的家里，只能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与美丽，丈夫虽然疼爱自己，但不可能给自己真正的幸福。
作为同时代的女性，曾树生和周玉纹都曾受过教育，命运也让她们曾面临相同的抉择――是否有勇气去追求自由恋爱？在这个第一次“出走”的路口，曾树生选择了和心爱的汪文宣结婚，周玉纹却犹豫再三之后，不敢和恋人章志忱一起私奔。二人性格上的不同一目了然：曾树生对待生活积极主动，周玉纹则基本上是软弱被动的。这背后，彰显着不同文化的影响：有着大学学历的曾树生，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追求个人自由幸福在她心中是第一位的；周玉纹则更多地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母亲在她看来是不可违抗的权威，最后还是遵从母命，忍痛放弃了爱情。
问题在于，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当她们作出选择后，就可以享受或幸福或平静的人生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多年之后，她们又都不得不面临“第二次出走”的抉择，并且这次下决定都要比上一次更为痛苦，更为焦灼。
必须要指出的是，本来曾树生不应该再次面临矛盾的。以周玉纹为参照，当昔日恋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需要在尽妻子的责任和追求心中的爱情之间作出选择，这让她十分为难；而曾树生情况不同，责任与爱情的归属原本都在丈夫汪文宣身上，她并未真的移情别恋过，为什么还想要出走呢？
还是缘于曾树生的主动。曾经追求的爱情，已经无法给她幸福感和满足感，反而成为束缚她自由的枷锁。她爱的那位意气风发的汪文宣已经不复存在，汪母又时刻刁难于她，尽管对丈夫依然充满留恋，自由的诱惑仍让她难以把持自己。她不是甘于忍受一切委屈的好儿媳，性格决定了她必须去寻找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而不是别人要求自己过的生活。
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把曾树生和周玉纹进行一次置换，不难想到：如果周玉纹身处汪家，她一定会尽心尽力地服侍心爱的汪文宣，哪怕婆婆再刻薄，她只能在心里发发牢骚，绝不会想到出走，何况，汪母也一定会喜欢这样的儿媳；而曾树生若面临周玉纹再遇昔日恋人的境遇，很可能会选择和他一起逃离这个呆板冷清的家。两个人都不必在心中苦苦犹豫，反复思量，难以下最后的决心。
但这样的设想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曾树生和周玉纹当初的选择决定了她们日后不会对调彼此的价值观，不会去做对方才会做出的举动，也就必然在自己的处境中挣扎徘徊。由此，我们会愈发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人永远不能一劳永逸地完成人生的各种选择。基于自己性格选择的道路，反过来又会困扰自己的人生，带来新的烦恼；而新的烦恼之所以产生，恰恰与性格有关。结果便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解决矛盾，又不断地制造新的矛盾，如此循环反复，直至完成悖论式的一生。可以说，“出走与否”的命题会伴随人的一生，而曾树生、周玉纹的痛苦焦灼，也就具有更为普遍深远的指向。
最终，她们有没有实现人生的“二次出走”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寒夜》的尾声，曾树生回到重庆，依然对汪文宣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2］521而一向软弱的周玉纹更是又一次放下了和章志忱的真挚感情，选择留在了戴家。先前徘徊在墙边的周玉纹，最后也只能和丈夫一起站在墙头，目送心上人远去，无法逾越家庭的“围墙”。
二、负疚情结：伦理道德下的自我桎梏
那么，是什么让曾树生与周玉纹越过这道心灵的“围墙”如此之难呢？综合分析小说和电影的五个主要人物：汪文宣、曾树生、戴礼言、周玉纹、章志忱，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个性，都有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善”的。这也许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把钥匙。
汪文宣、戴礼言、周玉纹自不必说，他们都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委屈自己；即便受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影响颇大的曾树生、章志忱，也并未做出按传统价值观看来的“丑事”：曾树生面对陈主任的引诱有所心动,但从未真正出轨；章志忱与周玉纹情丝未断，但在交往中发乎情止乎礼，最后也克制住了自己。小说和电影中的所有人物，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传统伦理的约束，这种约束并非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化为一种“慎独”的道德自觉。
这种自觉性缘于自古以来的道德主义传统。中华民族向来重视伦理道德，强调“利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之相反的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在传统的道德观看来是无法容忍的。如果曾树生、周玉纹抛下自己的丈夫不管不顾，只顾追求个人幸福，不仅在旁人看来是负心薄情之举，她们自己也同样无法承受对自我的道德谴责。这种自我谴责导致的负疚心理成为她们心中的一个死结。
实际上，先有负疚心态的本是无力照顾妻子、反而成为拖累的汪文宣和戴礼言。然而，当向妻子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愧疚之情、无私地表示愿意放手时，他们就在无形之中占据了道德上的强势，把这个包袱交给了面临“出走与否”的两位女性。她们也就在对丈夫的歉疚中无尽地挣扎起来。
在《寒夜》里，汪家每一次冲突的解决，不管是汪文宣与曾树生的隔阂,还是汪母与曾树生的矛盾，结果都以汪文宣的自我损害为代价换来暂时的“和平”，这让曾树生背负了深重的负疚感。作为妻子，她有责任照顾身患重病的丈夫，汪文宣也确实在经济、生活上都离不开她，这让曾树生无法心安地继续过一个人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充满了她所期待的美好。
《小城之春》中，矛盾的解决同样是负疚感的推动。本来，玉纹既是章志忱一往情深的恋人，又是戴礼言的妻子，戴礼言和章志忱又恰恰是至交好友，不管玉纹怎样抉择，都会给三人乃至观众留下许多遗憾和感伤。这也是摆在费穆面前的一道难题：该如何处理影片的结局呢？最后，他给出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答案：戴礼言为了成全妻子和好友，选择了自杀，而章志忱倾尽全力救回了他的性命。至此，三人都不必再矛盾痛苦：对友人的深深歉疚让章志忱甘心离开玉纹；对丈夫的愧疚之情也让玉纹安心留在家中仔细照顾礼言。
对曾树生和周玉纹而言，一端是自由之名的诱惑，一端是责任之义的召唤，一端是不能承受之轻，一端是难以忍受之重，二者构成了一架万难平衡的天平。任何追求个性自由的人往往都要面对这个天平，进行艰难的抉择。而《寒夜》和《小城之春》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们指出了道德伦理对个性解放的强大束缚，同时又指出了这种束缚的必然性与不可抗性。两部作品没有像“五四”时期的文学那样，对压抑个性的封建礼教进行单纯的批判，鼓励女性自我解放寻求自由，而是看到了更深远的矛盾。道德的自我桎梏绝没有一味打破实现自由那么简单。
事实往往是，这种对个性自由的限制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合“情”的，让女性自己不忍心进行“个性解放”。如果曾树生、周玉纹一开始便径自抛下丈夫不管，想必没有多少读者和观众会去赞美她们的勇气，而是一致指责她们的薄情寡恩。另一方面，富有活力的她们留在一个毫无生气的家中又确实无比压抑，应该得到一种解脱。但解脱之后就能彻底轻松吗？曾树生回到重庆，得知汪文宣的死，立即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今后，她很可能一生都会背负着这种内疚，从而难以得到真正的自在与快乐。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揭示出，道德的自我桎梏牢牢地限制着个体的走向自由之路。
其实，只要人还是生存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那么往往会面临在自由与责任之间的选择，如果二者的冲突无法调和，难以解脱的心理挣扎便开始了。从这个角度讲，曾树生、周玉纹的痛苦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普世意义的个体彷徨。
三、汪文宣：从“章志忱”到“戴礼言”的蜕变
那么，道德主义发展到极致会使人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一点《寒夜》揭示得十分明显，集中体现在对汪文宣的刻画上。
和《小城之春》乍一相比，汪文宣自然和戴礼言十分相似，与章志忱相差甚远。然而，当我们仔细阅读小说就会发现，汪文宣并非与章志忱没有丝毫联系。恰恰相反，早年的汪文宣，其风貌很可能就是电影中气宇轩昂的“章少爷”！
作为学习教育学的大学生，汪文宣和章志忱一样，受到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回忆起青年时代，曾树生这样谈起他们夫妇：“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2］291可以想象，当时的汪文宣必然是意气风发、蓬勃昂扬的，也只有这样的汪文宣才会得到曾树生的爱情。可叹岁月无情，步入壮年的汪文宣竟变得十分懦弱，面对工作、生活、家庭中的一切不公和委屈都逆来顺受，比之颓唐消沉的戴礼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什么“改造”了汪文宣？
固然，战争给这个小家庭带来的灾难是汪文宣转变的重要原因。贫困艰辛的生活磨掉了汪文宣的锐气，让他在一个又一个挫折面前愈发软弱起来。但《寒夜》绝不仅仅是一曲战乱中小人物的悲歌，造成汪文宣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战争，而是他性格上的缺陷。
谈到他的性格，想来不仅是《寒夜》，即便在现代文学的诸多小说中，汪文宣也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老好人”。他谁都不想得罪，无论是母亲与妻子，还是领导与同事。这种“老好”的结果使他自身的主体性甚至沦丧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不但在他的世界里可以说从未想过“自己”这个概念，即使在读者的阅读中，占小说篇幅最多的他，也远没有曾树生更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曾树生成为读者心中真正的主人公，对她的研究往往成了《寒夜》研究的重点。一切只怪巴金笔下的这个小文人实在太不争气！他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让人对他的怜悯都大打折扣。
汪文宣一生为任何人考虑，却从不曾考虑过自己。曾树生曾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规劝他：“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他接连答道：“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2］381问题是，汪文宣不同于孔乙己、闰土等彻底的旧式书生或农民，他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个性自由理应有着一定的认识与追求。然而，他对人生苦难的逆来顺受、对自身困境的冷漠麻木，却与孔乙己、闰土如出一辙，毫无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意识。为什么个性解放的口号喊了二十多年，汪文宣却依然没有进步？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身边依然不乏大量这样“汪文宣”的存在？
这与汪文宣的知识分子身份其实关系不大。追求自由，这个口号很容易提出来，也很吸引人。把孔夫子的圣像拉下神坛也不是很难。但是，我们两千年来道德主义的传统却在不知不觉早已渗入每个人的骨子里。这种道德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禁欲主义。在“利他”的灿烂光环下，对个体欲望的压抑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老好”也就成了汪文宣、戴礼言们理所当然的选择――委屈自己成全他人，来满足自己道德上的行善欲求，并避免若满足自己委屈他人而带来的心理负疚感。而迁就他人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也就渐渐形成了和气而软弱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好人”对于各种苦难只能以逆来顺受的方式来接纳，更不要提个体的自由解放了。
故而，当善良的戴礼言发现妻子和好友不同寻常的感情关系时，他注定会选择自杀这条不归路，把幸福留给别人。如果汪文宣处在戴礼言的位置，也必然会作出同样的选择。道德主义彻底异化了汪文宣、戴礼言，他们一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却完全失落了自己，如无外力的帮助，最终只能走向自我毁灭。
四、寒夜与春：互为参照的情感基调
丧失主体意识的“老好人”汪文宣凄凉而终，主动追求个人幸福的曾树生时刻受着负疚感的煎熬，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巴金要给这部小说冠以如此冰冷的名�字――“寒夜”，并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写到了令人凉彻骨髓的场景：阴冷的冬夜，昏暗的街道，一人在刺骨的寒风中踽踽独行，留下一个黯然背影。
“寒夜”固然意指汪文宣、曾树生遭遇的生存困境，更缘于在困境之中的个体深层次的痛苦――孤独。正是不被理解又无法排遣的孤独，造就了人生的漫漫寒夜。
孤独源于彼此无法交流理解的寂寞。纵览《寒夜》，关于寂寞的描写很多。汪文宣对各种困苦都能忍受，甚至死亡对他来说也不算多么可怕，但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寂寞。他曾这样感叹道：“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2］340曾树生也同样如此：“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2］342乃至汪母，也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这是做什么？我简直不明白！’她孤寂地自语道。”［2］439
巴金触碰到了人类走到现代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当生活的艰辛令人不堪重负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机会愈发少得可怜。人无论是在压抑中沦丧，还是在放纵中迷茫，都陷入一种封闭自我的倾向，彼此的隔膜难以打破，结果陷入孤立无援的寂寞，让人在艰难谋生中充分感受到了人生的冰冷。对汪文宣这样软弱的小人物来说，这种冰冷便是生存的绝望。而对于曾树生这样坚强的女性，虽然她会勇敢地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但伴随她的也将是无尽的寂寞感。巴金看清了人生的悲凉，却看不到明确的出路，难怪有学者称这部作品是“巴金走向绝望的人生巅峰”［3］。
相比之下，费穆先生显然要乐观一些。“小城之春”这样一个温暖的名字背后是导演对人生之美好的一份期待。之所以说是期待，是因为整部影片带有春意的情节其实并不多。相反，影片开始后，落寞的玉纹，残破的城墙，衰颓的戴礼言，无不营造出一种压抑低沉的气氛。戴家的人也无不被深深的孤独寂寞所包围，彼此之间奢谈沟通。如此情形之下，潇洒热情的章志忱来到了小城，他给戴家带来了勃勃生气，也带来了危机，但终究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转机，让他成为戴家的拯救者。
章志忱的到来让颓废的戴礼言重新兴奋起来，也勾起了玉纹压抑在心底的那份情愫，而最高兴的莫过于天性活泼的妹妹戴秀，她正需要一个昂扬开朗的人给予鼓励和引导。章志忱到来的最大意义在于，他让这个回避沟通的家庭的成员，开始认真审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去直面互相的隔膜。当然，这种直面是十分痛苦的。玉纹在今日的丈夫和昔日的恋人之间痛苦徘徊，戴礼言在发现玉纹和好友的真相后选择自杀，这是压抑已久的戴家必须经历的惨痛。好在费穆并没有像巴金一样看不到希望，他让章志忱救活了戴礼言。戴家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获得了新生：戴礼言振作起来，玉纹恢复了平静，愿意和丈夫一起重新面对新生活。章志忱欣慰地离去，并留下明年春天再回来的许诺。
如果说《寒夜》的基调是悲凉中渗透着绝望，那么《小城之春》的基调就是苍凉中蕴含着希望。写作《寒夜》的巴金无疑是非常消极的，他看不到出路，看到的只有人生的种种困境；他抛出了道德主义对人的束缚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也无法给出根本的解决方法。费穆则有着自己的信心，他调和自由与责任、情欲与理性的矛盾，让个体自由在伦理道德的框架内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必须指出，费穆的尝试未必会成功。站在城墙上眺望背影的玉纹内心难免有着惆怅和遗憾。戴家今后的日子也未必就会一帆风顺。但费穆终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部悲剧，而是以一个充满春意的结尾留给了观众美好的想象。
巴金是深刻的，费穆是积极的。实际上，即便消极如巴金者，也并没有完全绝望，曾树生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需要温暖。”［2］524《寒夜》问世两年之后，《小城之春》诞生了，无意中回应了巴金的呼唤。《小城之春》可能有些理想化，《寒夜》又太过悲凉，互相参照二者的情感氛围，或许，怀着洞察困境的睿智，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启示。在人生的寒夜中，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地祈望――春天不远。
［参考文献］
［1］ 陈则光.一曲感人肺腑的哀歌――读巴金的中篇小说《寒夜》［J］.文学评论，1981(01).
［2］ 巴金.巴金选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聂国心.《憩园》《寒夜》：巴金走向绝望的文学巅峰［J］.齐鲁学刊，2009(02).
［作者简介］ 张皓宇（1988― ），男，河北任丘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