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你我都知道鸦片战争是英国商人与政府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国鸦片生意的庞大利润而发动。明知鸦片对中国的危害之深，英国却还是出兵中国，只因为中国决定禁烟。 此后的中国，历经百年动荡，虽说国家本身积弱不振，让人有机可趁，但为了巩固庞大利润而不惜出兵其它国家，却也是英国必须承认的历史错误。
然而，过去从鸦片中获得庞大利润的英国政府，后来却决定全面管制鸦片，即便得放弃庞大利润！
想了解英国政府为何支持对中国开战，后来又决心管制鸦片，像鸦片这样的刺激精神药物（其它还有咖啡因、烟、酒、大麻、可卡因等）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过程究竟为何？对人类的饮食与生活习惯有什么影响？David T. Courtwright的《上瘾五百年》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重要作品。
David在书中从精神刺激药物的汇聚开始谈起，无论是三大药物(酒精、烟草与咖啡因)还是三小药物（鸦片、大麻、可卡因），在人类早期，都只是在特定的民族／部落流传的药品（主要作为治疗疾病与巫术的媒介），直到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越洋贸易崛起，方便携带、保存、药效（好）、成本（低）、货源无虞的药物们，随着欧洲的商船被带回西欧，再透过西欧船只传播到全世界。也就是说，药物，不过是地理大发现后被传播到全世界的动植物的一部分。
不过，诚如部分植物（如马铃薯、玉米）栽种过程的全球化对人类饮食习惯产生巨大影响，药物透过越洋贸易而逐渐往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也对人类的精神刺激造成了巨大影响。好像前面提到的鸦片，英国不接受中国的禁烟政策，最后决定出兵攻打中国，迫使中国开放港口通商，对日后中国的影响很深。
要知道，在19世纪之前，无论是三大药物还是三小药物，管制的国家并不多，当时的殖民帝国着眼于药物带来的巨大税收，挟药物之力，开拓世界市场，以刺激精神药物作为控制劳动力的手段，让工人乖乖卖命工作（不只是宗教，烟酒也都是人民的鸦片），还有药物本身的医疗功能，加上当时人们对于药物之危害不了解，让这些获利极高且便于控制劳工的药物，随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往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就算是现在被列为禁药的安非他命，过去不但曾经是合法药物，而且还被广泛分赠给上战场的士兵使用。
此外，David透过药物传播史的文献资料发现，药物们之所以能够席卷全球，广被接受，除了使用之后对人的精神产生刺激（愉悦）、可以减免痛苦、逃避生活中的困难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药物的“提神”功能（如含咖啡因的茶、咖啡、可乐），“提神”能让排满工作与行程的资本主义人提高工作效率，赚取更多利润（赚取利润之后，再将收入用于购买提神药物，形成循环）。
也就是说，David试图从宏观的人类集体行为的角度来探讨，“人类”这一物种在最近五百年来对于刺激精神药物的集体上瘾史的发展过程。有别于从个人意志力或生活习惯偏差的角度来探讨个人为何染上药物滥用的恶习，David从更广泛的世界政经结构的变迁带出人类集体对刺激精神药物的上瘾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真实。
Daivd发现，某些刺激精神药物之所以能够广为流行（且在日后不被各国政府查禁），乃是这些药物符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需要（提神醒脑、麻痹痛苦），能为资本主义服务，能帮助资本家控制、奴役劳工，甚至能让劳工自我规训，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好工人（想想，今天我们有多少白领上班族，每天得先喝一杯咖啡才能上班）。
另外一些药物（如大麻、可卡因、安非他命），则因为过于强调享乐功能，且容易让人重度成瘾（成瘾之后将无法正常工作，不像咖啡因成瘾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正常工作，故而此类药物上瘾者多半沦为社会边缘人，且人数相对比咖啡因上瘾者来得少），严重危害国民身体健康，国家也必须为了这些类型药物成瘾者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于是乎，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开始联合起来管制某些类型的药物，不再放任其流通（除了作为医疗使用，但也必须严加管制），即便得放弃庞大的税收（如英国后来还是放弃了对中国继续倾销鸦片，即便他们打赢了战争）。
现代资本主义为了顺利运转，从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所发现的刺激精神药物中挑选出能够帮助人们提神醒脑（如含咖啡因药品）、麻痹痛苦（如烟、酒），成本相对便宜许多，方便制造流通，且上瘾之后的副作用小的药物，合法地开放给一般民众使用，努力工作之后再掏钱换取能够麻痹痛苦、提神醒脑的刺激性药物。刺激精神药物成了资本主义的永动机，稳定地提供工作机会给所有人，自己再从中获取庞大利润。生活在此一机制下的人类，要从刺激精神药物中完全拔除显得不太可能，唯一能做的，似乎是两权相害取其轻，选用付出的成本小而获利大，也就是各国政府核准的合法刺激精神药物使用，拒绝成本大而收益小的非法（管制）药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