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良好的创意生态系统，才能够使创意产业发展得更好，并吸引更多创意人才投身其中，最终使得创意经济达到蓬勃发展态势 ：2001年，约翰・霍金斯出版了《创意经济》一书，对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和推动起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被誉为“世界创意产业之父”。时隔10年之后，2011年约翰・霍金斯的新作《创意生态》在中国出版。约翰・霍金斯在这股21世纪的创意经济潮流中，深刻洞察到：一个良好的创意生态系统，才能够使创意产业发展得更好，并吸引更多创意人才投身其中，最终使得创意经济达到蓬勃发展态势。于是，他从最初的“为创意和经济架设桥梁”，转向致力于“为创意和生态架设桥梁”。他和本刊分享了他的新思想和新观点。
《创意世界》：据您的观察，从2001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全球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哪些变化?
约翰・霍金斯：过去的十年间，不管从行业广度还是从产业规模上来说，创意经济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第一，如今创意经济的范畴更加广泛，特别是数字媒体行业发展十分惊人；第二，从规模上来看，现在创意产业的行业从业者的数量也日益剧增。第三，把创意作为国家战略发展是一个新的全球趋势。
《创意世界》：如何理解您提出的创意生态和小生境(niches)的概念?创意生态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
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是指一个具备4个特征的系统：多样性、变化、学习和适应。一个系统的创意和创新指数的高低都可以通过衡量以上这些指数来得到充分体现。小生境是指一个适合特定工作氛围的环境，而一个城市的大生态则正是由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小生境构成的，比如有些小生境适合作家人群，另一些符合数字媒体或电视制作行业从业者的习惯和需要等。找到适合的小生境是迈向成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衡量和区分一个小生境有10个参数，比如沟通的渠道是主要通过语言还是视觉，人们是用什么方式来签协议(界定工作关系)，激励、奖赏和酬劳机制是怎样的等等。
《创意世界》：您认为进入创意生态的“门槛”很低?
约翰・霍金斯：是的。每个人生来都拥有想象力和使用自己想象力的能力。创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特别在1到4岁，孩子们对表达自己的创意的渴望特别强烈。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孩子来说，这没什么难的；这很正常。我在这里所谈的是创意生态里一个个体的创意内在。而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还需要例如财力、技术、设备和奋斗等其他因素。成功之道是认清自己独特的定位、领域，然后发展自己的能力，整合其他人的有用资源，为自己的想法找到其市场价值。
《创意世界》：您提出了衡量创意生态的4个指标：多样、改变、学习与适应。这4个指标如何实现量化?此外，您也列举了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它们的突出之处体现在哪里?
约翰・霍金斯：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衡量这4个因素，但是要想利用这些指标来量化、计算不同城市的创意生态情况却很不容易。然而，这些要素却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城市的)生态的活力并对其成长的可能性加以比较。总体上来说，伦敦和纽约在一个指数上胜于大多数中国城市：那里有更多的人每天都用积极的“改变、学习和适应”的方式来生活。
《创意世界》：在创意生态之地中，除了城市，您特别强调了互联网。能举例说说您观察到的一些有趣的案例吗?
约翰・霍金斯：就城市和区域来说，从纽约到伦敦，从洛杉矶到库比提诺(苹果总部)到山景城(谷歌总部)，从米兰到东京，这些杰出的城市都各有各的特色和定位。中国的城市在有些方面具备很强的实力，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杂志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能举出的例子就更多了，包括微博和社交网络。互联网从其本质上就是有创意的；它是一个混杂的、易变、快速反应的“超级机器”。
《创意世界》：在中国，创意园区是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承载地，也是创意生态的孕育地。今天中国创意园区的数量已经非常多了，但实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您觉得制约其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约翰・霍金斯：在中国，由政府主导的创意园区对倡导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些园区标志着政府发展创意产业的决心，也为创意企业提供了一个港湾。但同时，这些园区也存在着一些与生俱来的问题：管理不利，目标分散――既要作为孵化器又要担心是否能从地产上赚钱。许多创意企业在这样的园区无法获得真正的价值。中国正在迈向园区发展的新阶段。如果创意园区的开发能够遵循符合企业真正需要的方式，创意产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壮大，这样的发展思路也更国际化。
《创意世界》：英国把创意产业分为13项，您却呼吁，“我们应该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趋势一远离这份‘产业名录’，而更加关注行动。”这是不是指，要从关注“以产业为中心”转向关注“以人为中心”?
约翰・霍金斯：行业和人，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创意是基于人的。如今，英国很少再提13个产业分类。在英国，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已经从单向的、割裂的所谓“创意产业部门”的局限中走出来，创意和创新存在于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这既反映了技术上的改革，也体现了商业上的创新，我很认同这种趋势。
《创意世界》：在工业化社会框架下的政府，该如何处理与“创意生态”有关的问题?
约翰・霍金斯：政府需要看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创意和创新在以上这些产业中都扮演着某种重要角色。政府需要和产业一起制订合理合适的政策。大部分的政府官员比较熟悉政府机构的运作、科学和技术、工程和金融，但懂得服务业和创意的官员相对比较少。另外，领导们比较在乎所辖地域内的情况而较少关注其他国家的商业动向。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公务员的招募和培训的环节，以及加强大学和研究者们所能发挥的促进力量。
《创意世界》：您有一个观点：在“创意生态”中，合约决定一切价值。创意工作者需要清楚什么时候该从意向阶段进入正式签署协议阶段。能举例谈谈对此该如何理解?
约翰・霍金斯：这只取决于一个因素：当你判断潜在的收获要大于潜在可能的失败的时候。如何衡量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这是基于对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发展能力以及对合同另一方的价值的综合评估。在一个正常有效的市场里，合同双方互惠互利，并且公平、平等。一个行之有效的合同法将大大有利于创意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传统行事之道在中国行得通，但当中国想要出口自己的文化产品，并和国外的进口商和渠道商打交道的时候，也许就要重新考虑一下了。
《创意世界》：您还提出了创意生态的三原则：个体心智、自由以及市场。这三者间是怎样的关系?
约翰・霍金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连续的：首先是要认可每个个体的想象力，然后允许这种想象力在社会和市场上得到表达。我们需要这三个环节在一起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个体的创意内在和有效的市场功能间建立起联系。这种关联在农业和工业社会中是缺失的，但它却是创意经济的核心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