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成功学”的中国人]每天读点成功学

  输不起的中国人,迫切地想知道如何快速取得成功。这或许是“成功学”书籍持久热销的原因。  可是,它们真的能带来成功吗?它们在宣扬什么样的成功?  读者喜欢成功学。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书店,到乡镇地摊儿,穿皮鞋或者胶鞋的都会把手伸向《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时评人石述思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痴迷成功学》一文中写道;“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商界准精英们投身其中,在一种人为营造的集体无意识中不能自拔。”
  他将这类成功学比喻为“红丸”——古时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服用的丹药,“刚吃下时可能红光满面、状态好得能每晚连幸数妃,但结局都一样——暴毙”。
  热浪
  1998年12月中旬,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央电视台开始在黄金时段——《焦点访谈》播出前播放一条特殊的广告。
  广告里,在一个巨大的图书模型前,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拿着一本封面为黄色的书,说;“《学习的革命》,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孩子的一生。”
  2009年,是“职场成功学”的鼎盛之年,以《杜拉拉升职记》、《浮沉》为代表的职场成功学书籍大火。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裁员”和“自保”成为职场两大关键词,《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小说,迅速被披了件职场必读的外衣。
  “图书和社会状态,有着紧密联系。”这种热潮很容易让出版人卢国俊想起2000年左右的IT热时,IT类图书也跟着大火爆的情形。当时,市场主力图书是计算机类图书,全国六七百家出版社,至少有500家在做计算机的书。
  在“成功学”热浪席卷中国的最初几年,学生尤其是高校学生是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需要从这些书里汲取营养,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挑战。后来,上班族、企业高管、政府人士等纷纷加入读“成功学”的队伍,成功学的读者群体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出版人潘良看来,“(这)说明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凭借外力去推动自己成长。”
  可悲
  一个得到业界认可的事实是,成功励志书的门类很多,可总体方向有两个:一个方向是向外的,多数着眼于追求成功,适合工作上提升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另一个系列是向内的,是面向读者内心、强调修养的。
  还有种更简单的分类:国产的和外国版权的。
  卢国俊说,从书名上大致可以分辨出究竟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成功学。类似于一个什么人的发财记、年薪百万的秘密、圈子决定成功之类的书,基本上都是国内的成功学书籍。而类似于“正能量”、“当下的力量”之类的,则大多为外版成功学。
  “国外大多都是从提升自身出发,而国内则更多从外部出发,看重与外界的联系,”卢国俊总结说,“归纳起来就是几个经常占据封面的大写词语:圈子,关系,人情。”
  2008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新智慧学家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结果引发了一阵跟风热潮,类似“十大性格”、“八个诀窍”这类标题的成功学书籍层出不穷。
  “这也是中国人的‘成功学’。”卢国俊说。
  没有电脑之前,流行的攒书方式是“剪刀+浆糊”,现在则是“复制+粘贴”,“负责任的写手会变换角度使用案例,不负责的直接糊上了,攒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只要价钱合适,写手都敢答应3天出20万字的活儿”。
  “写手今天写经济,明天写言情,后天写凶杀,保底价是千字八十,读着这样出来的书,怎么成功?”有时候,卢国俊想到读者捧着攒出来的书激励不已的样子,会觉得“实际上很可悲”,“如果读者知道了,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比传销还激烈”
  在围绕是否真的存在“成功学”的讨论上,有人说,成功学的书和一度很火的养生学的书,从读者追逐层面上看,没有什么区别,绿豆、茄子和活泥鳅可以治病,成功学的书,不管是心理学、厚黑学,还是营销学、管理学,总会沾上那么一两样,满足人们速成成功的欲望,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人说,你见过一个靠学成功学获得成功的读者吗?倒是靠讲成功学赚得盆满钵满的成功学大师有不少。
  “一个人一年讲课,少的收入几百万,多的一年讲几个亿的利润。”卢国俊和朋友们说的是在各个机场高声讲授《易经》、《论语》等国学的“培训大师”。
  卢国俊曾经与上述大师之一有过接触。大师隐晦地表示,时间紧张,写书的可能性不大。大师助理则干脆地说,老师的日程已经排到两年后了,现在主要精力在演讲上,演讲半个小时几十万到手了,码字得多长时间?
  后来,卢国俊在机场看到这个“大师”的演讲视频,顿时泄了气,“说是要以最短的时间帮最多的人成功,纯粹就是一套洗脑的东西。”
  其实,有些时候,这些专业的出版策划人,也并不能完全搞懂成功学的书为什么会长时间地受追捧,以及人们为何对千字八十块钱攒出来的书没有分辨能力。
  卢国俊的一位朋友曾经专门去浏览某一专门贩卖成功学的“大师”的网站,他发现,在交流区里,数万名成功学爱好者在里面不分昼夜地讨论成功、赚钱、升迁,相互之间激励,语句里透露着亢奋,“比传销还要激烈。”
  “之前总是担心没有市场,后来慢慢想通了,骗子多,傻子更多,所以骗子总能得逞。”一位出版人自嘲道。
  卢国俊用了结束不久的伦敦奥运会举例:“这个社会的导向不正确,像对奥运金牌的追逐,大家都关注金牌是谁,写银牌的不多,写铜牌的更少。”
  “全民都在盯着‘成功’,”在卢国俊看来,这就是一个庞大的需求,一个庞大的社会心态,“这种群体性的社会心态不改变,读‘成功学’的中国人就会越来越多。”
  (摘自《中国周刊》加12年9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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