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对外开放条件下，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低工资是无法维系的，工资上涨的压力已经出现并将持续，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环境污染加重，均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转变。本文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宏观背景，在分析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收入特征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农民工工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并从企业微观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提出经济发展对策。
关键词：对外开放 农民工收入 劳动力流动 经济发展
引言
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业部门流动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长期以来农民工以相对较低的工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低工资是无法维系的，工资上涨的压力已经出现并将持续，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环境污染加重，均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转变，改变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析了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离开农业的过程中，其收入的特征，以及农民工工资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从企业微观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对外开放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现状与农民工收入特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现状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为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限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工业中的城市居民和农业中的农村居民被区别对待，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中，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全面实施，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大批工人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产生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限制被打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一是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二是从事非农业的收入高于农业收入；三是城镇的生活条件优于农村，农民希望自己或者子女能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人数稳定上升，到2011年，农民工的人数上升至25278万人（见表1）。
（二）对外开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贸易的开展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首先，国际贸易通过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增加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吸纳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收入；其次，我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中，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使得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其中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规模较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人水平。
反过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外贸的蓬勃发展。外贸企业劳动力成本长期保持优势，农民工的低工资和农民工的吃苦耐劳是两个不可缺的因素。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农民工收入特征
总体上，农民工的收入持续增加，年人均收入从2003年的8424元增长到2011年的24588元（见图1）。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主要是制造业，2009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44.4%，往后顺次为服务业，比例为12.4%，建筑业比例为9.8%（王萍萍等，2011）。劳动强度大仍是农民工工作的特点。
据统计资料显示，农民工的年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对这个结果的解读要谨慎，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城市中的农民工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福利，比如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医疗、住房、子女受教育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农民工受雇单位或企业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较低。并且，考虑到农民工经常超时工作，若以小时工资衡量其收入水平实际是很低的，同时农民工还遭受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歧视。因此，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农民工收入上升，但考虑到所享有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和高水平的劳动强度，农民工工作条件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对外开放条件下农民工工资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受资本积累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低工资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劳动力，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蔡，2007）。
“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在当前工资水平下，劳动力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速度，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使供需均衡（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经济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我国长期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企业和政府都充分利用了低廉的劳动力来发展企业和社会的经济。但是当刘易斯转折点临近，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企业和政府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环境。
企业面临的情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引发的就业市场的变化、农民工工资上升引发的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环境改善的诉求、我国外贸由高速发展期进入结构调整期。这都要求企业的经营策略做出调整。
政府面临的情况是：首先，劳动力工资上升引发的我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无法维系，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其次，农民工地位上升提高了自身的话语权，有助于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机制，需要政府解决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侵蚀。进一步地，需要政府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给予农民工同城市居民平等的市民身份。
总体而言，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乃至我国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态，都曾经建立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上，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面临着上述情况，需要做出调整。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企业微观经营的对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比例。2008年1月1日，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可以说，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企业遵循《劳动合同法》规定，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加班付双倍工资，辞退员工要有经济补偿，是一个利于企业经营的选择：首先，良好的员工待遇有助于留住老员工，企业在老员工中的好口碑有利于吸引老员工的亲属及乡亲，有助于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较低的离职率意味着员工工作的熟练程度高，废品率的减少，产品质量的提升，交货速度的加快。其次，顺应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尽快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有助于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第二，迁往更利于企业经营的位置。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用工成本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可以考虑向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地方迁移。但是，这需要迁入地尽快发展相应的配套设施，比如完善物流系统、促使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厂商集聚等。
第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制造”除了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位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模式，产品附加值低是企业生存艰难的主要原因。我国企业若只能得到低端的制造或加工环节的利润，而高端的产品设计、采购、仓储运输一直到零售的价值均无法获得，那么生存条件必然恶劣，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注重整合产业链，推广自主品牌进而提高企业的利润。
第四，重视国内消费市场。国外市场持续低迷，而国内市场正蓬勃发展，国内市场不仅容量大且多样化，这也是外国公司看重我国市场的原因。转向国内市场有利于扩大企业的销售渠道，分散国际市场的风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受雇于外向型企业，而外向型企业能够承受的最高劳动力价格由国际市场、汇率变化等因素“外部给定”（江霈、冷静，2008），当外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时，就业市场也陷入困境，当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依靠外需拉动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就业市场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也会减弱。
（二）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第一，采取措施使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首先，政府需要严格监督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情况。其次，建立农民工维权渠道。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范畴，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一样平等的社会保险权益。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企业有意规避或者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损害了农民工合法利益。政府除了严格执法外，还应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普法宣传工作，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法律意识不强，并且由于以往的制度缺陷还不了解新颁布的法律是如何保护自身权益的。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诉诸于法律，又无可选择的维权渠道，最后采取极端的行为反抗社会不公。
第二，关注农民工子女问题。一方面是关注随农民工进城的子女，另一方面是关注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的儿童虽有父母陪伴，但他们在有差异的新环境中的茫然和不适应都需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心理疏导。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都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足够的教育资源，还需要学校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学习问题，使所有的儿童有一个公平的教育起点。
第三，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境压力增大，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浪费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为显著。虽然目前出现了农民工工资上升、大学生就业困难工资低的局面，使得农民产生教育回报率低的想法，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低教育水平将无法适应新的工作需求。因此，制定和实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考虑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我国继续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以满足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资源、环境发生变化的新阶段的要求。
第四，改善中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环境。中小微型企业是容纳就业的主力军，当面临成本上升和经济下滑时，吸纳就业能力就会大幅下降。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融资困难使得中小微企业步履艰难，而其享受的政策优惠，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是比较匮乏的。在我国经济史上，农民工一度被排挤在国有企业就业市场外，农民工进入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遇到金融危机经营困难，或裁员或倒闭，从而产生了民工返乡潮。扩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其税收，改善其经营环境，使得企业自身取得发展，才有能力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从政策上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经济活力，扩大了就业市场，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王萍萍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结构和特点.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蔡.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3）
3.江霈，冷静.劳动力流动替代资本流动的辨析与展望.财经科学，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