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开始派出自己的国际公务员。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一些中国人按照“惯例”担任联合国系统的重要职务（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联合国“五常”往往会派员担任这一职务）之外，中国籍雇员大部分从事的是翻译、打字等工作，因为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近年来，在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官员中，中国人的身影才日渐增多。
向国际组织“塞人”的门道
1993年，中国卫生部派出一位副部长前往日内瓦，拜会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并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后者刚刚获得连任，作为支持他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希望安排更多人员在世卫组织任职，名单上就是推荐的人选。
中岛宏出乎意料地点名时任卫生部外事司司长宋允孚，虽然他并未列入名单。到了日内瓦，宋允孚才发现，以往中国向联合国系统推荐人选的方式是错误的。
以世卫组织为例，其人员分为四类：一般人员、业务人员、司级人员、高级官员。后三类是各国推荐人选的目标职位，但推荐并非像中国以往所做的那样塞给总干事一份名单，而是应该提前收集各类信息，在某一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
为了增加本国人员在联合国系统的数量，各国绞尽脑汁。在国内官至司长，宋允孚自称在世卫组织只是一介小兵，开始时从事普通的会务工作。但在这一岗位上，他观察到了各国往世卫组织“塞人”的门道。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再加上非洲的独立浪潮，一下子冒出许多新兴国家。联合国系统的任务量剧增，但各国在增加会费问题上长期达不成一致。同时，联合国系统大多实行“一国一票”，多交会费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于是欧美等国家开始捐赠“预算外资金”，这一做法成了向联合国要求职位的法宝。
宋允孚举例说，意大利代表团一次在商讨完捐款问题后，便要求召开秘密会议，谈人事问题。原来，意大利代表团每次到日内瓦，都会邀请所有意大利籍人员聚餐，在会上了解职位空缺信息，然后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求。
这一做法不仅能把更多人安置在国际组织，还能以预算外资金推动本国所希望的事业，因为捐赠国有权指定资金的用途，甚至是用于某人的薪酬。意大利的捐款大多指定用于紧急救援，该领域的重要职位也长期被意大利人占据。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国家的有力支持，仅凭个人自主申请，获得重要职位难于上青天。
以个人身份任职，为本国争取利益
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公务员虽来自不同国家，但不代表本国，一切行为都必须为所在国际组织的利益着想。如果严格按《宪章》执行，多派少派国际公务员似乎并无区别。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上世纪80年代，世卫组织每届大会选出32个国家，由其指定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人士担任执行委员，执委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决策。由此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执委发言提到本国时，只能说“The country that I know best（我最了解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总是代表本国利益，因此到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时，干脆扯掉了这一层遮羞布。
另外，世卫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制订医药卫生领域的各项标准，一旦通过将被世界各国应用，但最开始的草稿其实是出自普通工作人员之手。宋允孚曾见到中国同事修改一份疫苗标准，便好奇地问道，老外都写好了怎么还改动这么多？回答说，这个不行，欧洲的标准写进去了，中国的没有。宋允孚恍然大悟：在大会讨论标准草稿时，要添加某一标准难上加难，会遭遇各种反对声音，但如果事先写入草稿，要想删掉，同样不容易。
关键岗位的细微作为，也可以影响深远。对此宋允孚笑称，出去以后觉得好像在“敌后”，完全凭个人的觉悟。其实，各个国家均深谙此中奥妙，当被问到如何增强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几乎一致的回答是：赶快多派人！
现状：中国籍雇员严重缺额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派遣国际公务员不够重视。2010年，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共有四万余人，其中按照会费占比例和地域原则分配的为2886人，中国有约60人，是仅有的十个缺额国家之一。而整个联合国系统将近十万人，中国籍雇员仅有1000余人。
虽然总数很少，但中国政府近年来扶植重要岗位的力度也在加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支持陈冯富珍参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政府不仅在中非首脑会议期间给非洲国家做工作，还曾安排政府驻日内瓦的机构替陈冯富珍登门拜票。
通过捐献“预算外资金”安插人员的做法，也在2004年被中国政府首次应用。当年中国的捐赠额从17万元涨到200万元，不仅成功派出十名中国籍雇员，这笔钱还被用于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传统医学大国，中国成功推动了中草药标准的制订，使之成为世卫组织的正式文件。
据了解，迄今中国已经组织了七次联合国后备人员考试，主要考核语言能力，合格的进入人才库，当有空缺位置时进行派遣。但对后备人员的培训和在社会上宣传国际公务员，用力较少。
链接：国际组织职场生存法则
领导说一不二又“低三下四”
国际组织的各级“一把手”在工作中说一不二，但又得时常巴结下属。
1993年，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谋求连任，选前半年发现阿尔及利亚政府声明支持该国的一位副总干事参选。盛怒之下，中岛宏将该副总干事就地免职，提前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
在联合国系统，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及以下职位皆由总干事（秘书长）任命。按照规定，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业务职员24小时之内要服从总干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调配。
不过，绝对权威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在日常工作中，“一把手”对下属尤其是秘书十分尊敬，逢节日还要给下属送礼。这与国外的职场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秘书等职务多为业务型人员，比主管更加熟悉工作，有的甚至是终身合同。
“三公”消费是雷区
严格控制“三公”消费在国际组织是毫不稀奇的。
世卫组织总干事、地区主任出差，除非连续飞行六个小时以上，否则绝对不允许坐公务舱。
而对出差报销的规定，也几近苛刻。在世卫组织制订的出差城市报销标准中，北京的住宿费约为每天100美元，虽不菲，但还是不够入住北京饭店。一些到北京出差的世卫组织人员，为了省钱，只能各自想办法。
联合国系统规定了每天约30美元的用餐上限，报销申请表上还要求写明出差期间有无接待宴请，如有，则按次数扣除每天的补助。要想宴请别人，同样颇费周章。在世卫组织，除总干事等有交际费外，其他人员宴请一概费用自理。对交际费使用也有严格规定，宴请后必须提交报告说明邀请人员、商谈话题、所花费用。即使如此，每年也不能超过两万美元。此外，宴请时，世卫组织人员人数不能多于客人人数。
（摘自《新周报》2012年第20期）